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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电视台消息：在80年代，广西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电影名字叫《一个和八个》，那部电影是张艺谋、陈凯歌们所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很多很多年之后，一条新闻却突然让我想起多年前的那一部电影的名字来--《一个和八个》。为什么会呢？最近广州一户家庭偶然地被发现他们一家生了“八胞胎”，天哪，在大多数家庭都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时代，人家生了八个，而且是“八胞胎”，这一个跟八个的反差也太大了。但是且慢惊讶，这“八胞胎”基因虽来自同一个爸爸和妈妈，但八个孩子却是分别由三个妈妈生出来的，四男四女。说到这儿，不像新闻，更像是神话了。好，那么这个神话是怎么制造出来的？背后的玄机是什么？《新闻周刊》本周视点就来关注这“一个”和“八个”。
短片一：沸沸扬扬的八胞胎
广州番禺的一对商人夫妇，因为一直求子未成，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和代孕诞下八个孩子，本周关于八胞胎的报道挑战着公众的神经。而事件的曝光，最早是因为广州一家儿童摄影连锁店用八胞胎代言广告，并甚为高调地称其为“中国首例八胞胎”。为探得虚实，记者找到了这家儿童摄影机构。
影楼工作人员：没有照片了，只有一张印在宣传单上。
记者：拍照片的时候可不可爱？
影楼工作人员：我们没有去，应该是蛮可爱的。
随后又有媒体报道，有记者打通八胞胎母亲的电话，对方称八胞胎系影楼电脑合成 属于商业炒作，一时之间真真假假让人迷惑。在广州的一家高端早教中心，记者找到新的线索，今年10月，八胞胎曾在妈妈和保姆的带领下到此上课。
早教中心工作人员：请长假了，因为他们家里有事，很早前就请长假了。
记者：之前上课是什么课程？
早教中心工作人员：早教嘛，上小宝宝的课程，孩子感观的训练，其实都是在教家长的。
虽然只有一张真假难辨的照片，但各种传闻却在不断发酵。据报道，“八胞胎”是女商人加上两名代孕妈妈，采用“三三二”阵型，花费近百万元代价，在去年9、10月份先后诞下的。记者又辗转找到这对夫妇居住的小区，却没能敲开他们的家门。
邻居：原来在这里的七楼，七楼和三楼都是他的，搬到别墅去了。
雇那么多保姆，有做饭的，有家教的，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保姆跟着。5810因为我从窗户那都看见。
据邻居说，曾经看到八个宝宝一起出来晒太阳，场面颇为壮观。而关于试管婴儿、代孕一事，邻居们也有所耳闻。
邻居：她们在国内做了试管婴儿，做了几次都没成功，后来从美国回来一个女教授，教授跟他说八胞胎都成功你要不要，他说要，还认了这个教授做小孩干妈。
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 龙晓林：
现在可能社会上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广告，到处写着代孕、赠卵、赠精子，很多私人的或者地下的机构他们也在做这些东西，所以这次出现这个“八胞胎”也不意外的。
“八胞胎”事件传出之后，广东省计生委、卫生厅都很快介入调查。关于八个孩子如何出生，是谁为他们实施了代孕等等，仍然有太多未明的真相。
广东省卫生厅科教处处长 徐庆锋(电话采访)：我们这个联合调查组，去找他们当事人，已经联系上了，电话同他沟通过，他本人讲是在境外做的，不是在这里做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进一步取证之后才能够确定是哪里做的。
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秘书长 董玉整(电话采访)：一次生出八个孩子来，从我们计划生育的政策来说，毫无疑问是超生的，而且是超的太多了，第二个从医疗机构来说，我们国家有明文规定禁止医疗机构实施代孕技术。
本周，八个始终没有露面的小宝贝，却引发了一场关于法律与伦理的大讨论。八个孩子三个母亲，超生、代孕，在“八胞胎”事件中，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应该如何重新考量？而随之引发的伦理问题又带来哪些思考？
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秘书长 董玉整(电话采访)：我人口计划生育部门什么责任，卫生部门什么责任，那两个代孕的母亲，她们是不是受害者，那一对父母又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应该把它讲清楚，现在遗憾地我们这个方面没有，或者说很弱。这个牵涉到我们母亲的定义，谁是母亲？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梁中堂：在网上我看，更好的一个层面，对八个孩子大家还是有不少的祝福，八个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包括社会包括新闻对这个问题的跟踪，如何保护好孩子成长等等，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个负面的东西去看待。
白岩松：试管婴儿不是新闻，好多人早就知道了。“代孕”也不是让人全然陌生的行为，在电影、电视剧中也见过，但把试管婴儿跟代孕结合在一块儿，最后八个试验全中，这事起码我没听过。不过不得不感慨，生活在当下这个时代可真是有意思，啥事都能见着。但是这可不是普通的一笑就可以过去的新闻，这件事曝光之后，广东当地有关部门行动得也比较快，卫生部门要去查代孕机构它合不合法，计生部门要去查这孩子的国籍跟是否超生等等等等等等。但在人家忙活的同时，作为看客，我们也有一些担心，类似代孕这样的事不是没有相关的规定，但规定当中总是有一些灰色的地带让它能够悄悄地存在，并且发展着。
短片二：代孕江湖
广东电视台记者 李若婷：八胞胎事件发生以后，目前广东省卫生厅暂停了对生育辅助机构的审批，并对市内的38家生育辅助机构，进行专项检查。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 廖新波：首先认定代孕是非法的，目前我们正在抓紧去取证，如果三级医院或者说有资质的医院去做的事情，我们是按照最严厉的处理办法去处理，吊销(医院)准入，停止医师的执业资格。
“代孕”，通常指女性接受他人的委托，在自己体内植入其他夫妇的受精卵，为他人孕育子女的行为。关于代孕，其实卫生部在2001年就有规定，一句话，禁止一切形式的代孕。2003年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更是再次强调，禁止实施代孕。即便不找人代孕，做试管婴儿自己生，也要求“对于多胎妊娠实施减胎术，严禁三胎和三胎以上的妊娠分娩。”
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 李明舜 副会长：像这个《规范》里头就明确规定，你一旦要实施这个(试管婴儿)技术，必须要签两个同意书，一个就是知情同意书，夫妻双方要实施这个技术，要知情；第二个就是多胞胎妊娠减胎数的同意书，就是说一旦是多胞胎，必须要实行减胎的手术。
电话采访 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秘书长 董玉整：但是现在因为它只是国家卫生行政部门颁布的，它还只能叫法规，还不叫法律。所以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人钻漏洞。那你比如说，一次给植入这么多(胚胎)，那植入以后，真正在你子宫里怀孕以后，你要减胎。但是现在往往有的人她签了承诺书以后她不一定来执行，那你医疗机构，你说你有多少时间精力专门去抓这个人呢？又有谁给你赋予这样的权力去抓人呢？
发生在广东的八胞胎事件，无论是孕育的胎儿数量，还是找人代孕的行为，显然都严重违规。但问题是，即便能查实，卫生部门也没有权利对实施代孕的夫妇进行处罚。计划生育部门或许可以征收一些社会抚养费，但这能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代孕和多胎生育的冲动，显然要打个问号。
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 李明舜 副会长：辅助生殖技术，确确实实为那些自身不能够生育的、不具备生育条件的，这样的夫妻确实带来了福音，所以很多国家有关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规定。但是对于代理，就是代孕，特别是所说的这种借腹生子，这类的事情一般国家都没有做到法律上的支持和保护。
诞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试管婴儿技术，为数以百万计的不育夫妻送去福音，世界许多国家都接受。但要说到代孕，目前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允许，因为它涉及许多难以解决的伦理和法律问题，比如这种情况下谁才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如果孩子出现缺陷谁来负责等。即便允许代孕的国家和地区，大多也明令禁止商业代孕，即为了赚钱而替别人生小孩的行为。
电话采访 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秘书长 董玉整：过去，我们还有个概念叫奶妈，小孩生下来没有奶，妇女有奶水给你喂一喂，都可以叫奶妈。现在人家给你怀胎了十个月算什么，她是什么妈？叫不叫孕妈？现在有人讲得很通俗的，就是出租你的肚子，出租你的子宫。因为现在在现实当中，所谓的代孕是要花一定的金钱的，存在这种交易的。她给你怀孕的这种生命的生理行为变成一种经济行为，这首先对伦理是一种讽刺，对生命的价值和尊严是一种讽刺。
2010年中国人口协会公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平均每8对育龄夫妇中，就有1对面临生育的问题。不孕不育的适龄夫妇比例比20年前提高了4—5倍。尽管大多数夫妻可以通过治疗实现父母梦，但毕竟还有一部分人有代孕需求，再加上一些逃避计划生育、传宗接代等等复杂需求，客观上造就了一个日益繁荣的地下代孕市场。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 梁中堂：最主要一个，还是社会有需求，它也没有完全违反人类人性、伦理等等。有一些人想有自己的孩子，但是又没有生育的条件，那怎么办？等等这些情况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才能对一些问题有所认识。
白岩松：看了这条新闻，突然发现自己怎么有点不太敏感了，前些年在自己的身边听到用现代生殖技术来帮助怀孕生子的事还不多，可这几年来，在自己的身边这样的事已多起来，而且开始经常在朋友之间很自然地就聊起它来。显然，由于压力和忙碌等等因素，岁数大了再要孩子的事在增多，用现代生殖技术来做辅助，也就无可厚非。可代孕就是另一种让人不得不防范的辅助方式了，这方面就涉及了太多的问题，是仅仅的金钱交易吗？怀胎十月与基因来源哪个更像是真妈妈的证据？代孕之后，真的就一走了之，从此分开再无牵挂吗？这一切不仅仅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恐怕全世界都面对着。
短片三：三十年后了
准妈妈：都说龙年孩子命好，很旺宝宝。
据说明年是60年一遇的水龙年，所以在奥运宝宝、世博宝宝之后，水龙宝宝又将在2012年集体报到了。
护士长：上半年门诊量每天200到300，下半年开始明显增加，能达到400多，可以预计明年可能出现生育高峰。
今年11月底，我国人口大省河南也修改了计生条例，允许“双独”夫妻生二胎，也就是说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生育二胎，这也是全国最后一个松动此政策的省份。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 梁中堂：我们国家生育率已经降到一个很低的水平了，你希望它再抬起来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按照我的推测，应该是1.3-1.5。
上海2012年将诞生约18万个宝宝，这是新世纪以来的最高峰，但是水龙宝宝的小阳春，也无法改变上海多年来本地户籍生育率低于1的严峻现实。在国际上，2.1是人口更替的平衡指标，低于2.1就会产生少子化、老龄化、性别失衡以及劳动力不足等等社会问题。
市民(青年)：一个小孩可以给他上更好的学校，受更好的教育。
市民(老年)：生两个好，两个小孩吃饭也香一点。
市民(老年)：贪图享受，农村那时候那么苦，人家生几个都养大了。
市民(青年)：他们觉得养得起，但是养不养得起，只有我们自己清楚。
据今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全国0-14的青少年人口比重已经降到了16.6%，与之前相比降幅很大。这个结果究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还是计划生育的管控结果？人口学界分歧很大，所以关于未来人口政策是否需要微调？怎样微调？也同样声音多元。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 梁中堂：一个就是认为计划生育政策还需要继续维持20年、30年，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应该停止。第三个观点，应该普遍放开生两个，允许每个家庭生两个孩子。还有一种观点，如果还不能放开普遍生两个，是不是现在城市“双独”的，还有所有农村、城市的只要有一个是独生子女的，这个家庭就可以生两个孩子等等。
2011年双独二胎已经在全国松绑，但是单独二胎却一步三停。最早的版本是东北三省、上海将成为试点地区，随后广东也提出了申请，但是第六次人口普查之后却都没了动静。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 梁中堂：这些年由于社会上，特别是网络普及以后，网络上大家要改变政策，放弃政策，或者要去调整政策，呼声相当大，这样使得有关部门在这方面控制得更严格。所以这些年来讲得多，政策真正动的很少很少。
1985年，梁中堂在山西工作期间选择了偏远的农业县翼城，进行二胎试点，即“晚婚晚育、间隔生二胎”。26年过去了，这个所谓的“人口特区”在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中已经自动失效，因为人们早已经不愿多生。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 梁中堂：每一次普查的时候，他的平均人口增长水平要比全国的增长水平要低，比山西省的要低，比他所在的临汾市要低。这种情况说明什么？说明一个宽松的政策可能也能达到社会想要的目的，就是我们社会没有必要做的过于严厉，过于严厉往往符合规律性的一些现象我们把它人为的当作一种违法的东西，这样增加社会管理的成本。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的公开信》，信中说，“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30年一晃过去了，人口政策微调的窗口期到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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