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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打工的丈夫遭遇车祸去世，独自养家艰难度日的黄丽霞与被判刑的肇事司机家属联系索赔，对方称，人都坐牢了，还想要钱？据悉，全国像这样的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赔偿的执行率不足2%，能获赔偿的被害人极少，几乎空判。
有数据显示，自2001年以来，我国每年刑事立案数在400万件以上。以此换算，有超过390万件刑案中的被害人得不到任何赔偿。
近年来，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门、法院、检察院都进行了刑事被害人救助补偿制度的试点。2009年3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统一推进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然而，因资金、政策宣传、申请救助程序复杂、批准条件苛刻等因素，类似黄丽霞的被害人“暗夜里的哭声”仍不绝于耳。
我国要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有两种立法方式可供选择。一是制定单独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其优点是可在一个单行法中具体规定补偿程序，便于操作。二是抓住《刑事诉讼法》正在修订的机遇，在该法中增设与被害人国家补偿相关的内容，其优点是能体现刑事司法平等保护被告人和被害人权利的法治理念。我偏向于第一种方案，因为在法律性质上，对被害人的国家补偿更多属于行政法范畴，不宜具体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而如果《刑事诉讼法》只是作原则规定，又缺乏可操作性。鉴于这一制度涉及立法与司法，司法与行政，立法与行政的多重关系，即使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对《刑事诉讼法》的适用进行具体的司法解释，一样将囿于自身权限而无法推动该制度。
而在《刑事被害人国家赔偿法》中，有两个问题必须明确：赔偿资金从何而来，由哪个国家机构负责具体救助。
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迟迟未能启动的一大问题就在“钱”上。很多人主张被害人补偿经费由国库支出，或由中央与地方共同支出，或再加上法院从诉讼费中拨付一部分。而忽略了一点，犯罪是由具体的侵害人实施的，首先应由侵害人来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侵害人一时无法赔偿，并不代表永远无法赔偿。对于有处以罚金和没收财产的案件，应将罚金和财产首先赔偿给被害人，没有具体被害人的，也应将这笔罚没收入作为被害人补偿基金的来源之一。对于那些被监禁的侵害人，其劳动所得也可以作为被害人补偿经费的来源。
如果国家对被害人不施以制度性的抚慰，被害人“恶逆变”为侵害人就将是国家和社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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