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遗体捐献试点半年仅成12例家属反对系主因_新闻台

　　有关部门计划与交警建立信息共通系统

　　举措

　　昨天一早，王勇已经开着出租车在路上跑了。尽管前一天晚上，他和妻子到医院等待肾源，空欢喜一场的结果让他身心俱疲。

　　王勇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妻子是一名尿毒症患者。在过去三年中，他经历了无数次这样从希望到失望然后又重新开始等待的循环往复过程。但他一直坚信，只要爱心人士越来越多，总有一天，他和妻子会等到好消息。

　　昨天，记者从浙江省红十字会了解到，从去年8月份我省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以来，我省累计登记自愿捐献者570人，发现潜在的捐献者31人，目前已成功捐献12例。

　　数据听上去并不乐观。不过，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已算不错。我省曾两次在全国会议上介绍工作经验。

　　就在上月中旬，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无锡表示，经过中国移植学界较长期的酝酿与讨论，已经启动由卫生部委托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主持的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和试点工作，目前共完成133例、捐献343个大器官。他表示从2012年1月开始，将在全国全面推行心死亡遗体器官捐献。

　　首位的哥角膜捐献志愿者

　　王勇这个名字，在杭州出租车司机中蛮有知名度的，五年前，他是杭州首位志愿捐献眼角膜的志愿者，浙江省器官捐献者服务副总队长朱强荣给他的定位是“杭州出租车司机里角膜捐献的001号”。

　　提起当时的捐献动机，王勇说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母亲的举动感动了他。

　　当时，杭州一名叫刘吉波的出租车司机在开车到富阳途中被歹徒打成重伤，在脑死亡后，他母亲强忍悲痛捐献儿子的眼角膜。王勇听说这个消息后很感动，自发组织了十多辆出租车护送刘吉波的灵车。也是在这次护送中，他结识了朱强荣，成为出租车司机里的首位角膜捐献志愿者。

　　“只要有角膜捐献的人，他都会第一时间带我赶往现场。”朱强荣说，这以后王勇成为了角膜捐献的义务司机，不管白天黑夜，他一个电话，王勇就赶来帮忙。

　　今年一月份的一个下雪天，王勇正在路上载客，突然接到朱强荣的电话说临安山区有人要捐眼角膜。王勇二话不说就开车和朱强荣一起赶往临安，出发的时候是下午2点，一直到晚上11点多才回到杭州。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

　　与交警部门建立信息共通系统

　　“我觉得要让别人有爱心，首先自己要有爱心的举动，爱心是会传递的。”王勇的身边已经有28名出租车司机填写了器官捐献志愿书，他说自己之所以能让这些司机们参与其中，更多的是从朱强荣身上学到了一种爱心的传递。

　　早在几年前，王勇身边有两个来自外地的司机，孩子因户口问题没办法读书，他就找到朱强荣，希望能帮这两个司机想想办法。热心的朱强荣辗转找到笕桥小学，学校听说了情况后，帮助解决了这两个孩子的读书问题，同时聘请朱强荣为校外辅导员，而全校师生也都参与到红十字会的志愿者活动中。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器官捐献的意义，省红十字会也不断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宣传。

　　今年8月份，省卫生厅、省红十字会组建成立了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知识专家讲师团，从8月份起，在全省11个市举办人体器官捐献知识培训班，对当地二级甲等以上综合性医院的监护室、急诊室、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呼吸科、心内科医务人员等进行培训，至今已巡回演讲10个市，除了传授器官捐献的知识，也讲述了许多爱心故事。

　　“我们正在和交警部门接触，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信息共通的系统，因为目前交通事故是意外死亡的主因，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培养信息员的办法，争取一部分人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季主任说，据统计我省成功捐献的12例中有5例是因为交通事故造成颅脑外伤后，因救治无效而捐献大器官的，如果这个系统能够建成，会让更多的等待者受益。

　　另外，11月底，我省卫生厅通过了对省内17家医院的心脏死亡捐献器官移植试点单位临床应用能力的评价，这些试点医院可以按照审核评定的结果，分别从事心脏、肾脏、肝脏等大器官的移植。更多医院参与手术，对宣传器官捐献能起到一定作用。

　　困境

　　家属的反对是主要阻力

　　“器官捐献是一个全新的工作，之前都没有做过，所以从去年8月开始启动试点工作开始，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昨天，省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副主任季云松说，试点启动后，我省目前已有570人登记愿意在身后捐献器官。

　　对于这个工作的难度，捐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曹燕芳深有感受，她负责接听85043999的捐献热线电话，电话里，不时有一些责骂的声音。

　　“有一次，一个贵州家长打来电话，骂我们怎么连小孩的器官都要卖。当时我就懵了，一边了解情况，一边解释沟通。”曹燕芳说，事后她了解到，要求捐献的是一名贵州的18岁女孩，她在当地打工，听说了捐献的事情后要求登记捐献，但是按照要求，必须征得父母同意。女孩觉得父母肯定不会同意，就把登记表悄悄寄给哥哥，没想到引起父母的误解。

　　省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对31名潜在的捐献者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这31人中有12例是家属主动提出的，15例是主管医师提出的，3例是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志愿者发现的，1例是本人提出愿意捐献的。

　　12例家属提出愿意捐献的人最终5例捐献成功，其余7例因为病情不符合捐献要求放弃。15例由主治医师发现的潜在捐献者，6例捐献成功，其余9例均因家属反对流产。其余4例潜在捐献者中，成功了1例，两例因病情不适合没有成功，最后1例本人提出但瞒着直系亲属的，不符合器官捐献的法律法规，也没有成功。

　　“像这些希望隐瞒家属自己捐献的，我们并不提倡，因为从试点开始启动，我们就一直提出要规范，从病历书写到捐献过程，我们都有严格的规定，也要求每一例捐献都必须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季主任说，目前来看，家属的反对是人体器官捐献的主要阻力。

　　故事

　　三年仍等不到合适的肾

　　王勇说，每每看到自己帮助送过去的眼角膜让别人重见光明，就很有成就感，也深深地被捐献者所感动。但是深刻领会到器官捐献重大意义的，是他妻子突患尿毒症的时候。

　　2008年，王勇的妻子感觉腰部坠涨，人没有力气，到医院一检查，竟然是尿毒症，医生说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肾移植。

　　这之后，王勇和妻子开始了肾源的漫长等待日子，为延续生命，每个月到医院接受三次血透。

　　王勇的儿子是一家超市的供货员，王勇只是一名普通出租车司机，妻子患病后在家休养。面对未来的移植手术，经济压力可想而知，但最让全家关心的是合适的肾源到底什么时候能出现。

　　“我们两次和合适的肾源失之交臂，不得不说是有点遗憾的。”王勇说，每次接到医院有肾源的消息后，他就会陪妻子第一时间赶到医院等待大厅，每次都能看到五六十人在大厅里焦急等待。有两次叫到了妻子的名字，进去后才知道妻子是替补队员，只有在前一个人不要的情况下，才会轮到她。遗憾的是两次都没有替补上。

　　“肾移植必须配型，只有配到的点越高成功率才越高，医生也丝毫不敢马虎，所以我们谁也不怪，只能继续等待。”王勇说，他相信爱心能够传递，只要爱心人士越来越多，总有一天，会等到妻子的肾源。

　　王勇也在我省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的那一刻，签下了器官捐献的“裸捐”志愿，妻子的经历让他明白，在身后他还可以帮助许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