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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钱学森再一次西装革履出现在中科院力学所的广场，时光之轮已经转过半个世纪有余。
11月30日上午，中科院力学所首任所长钱学森塑像揭幕。红绸掀起的刹那，本与故旧门生和那些仰慕他的人们天人相隔的钱学森，神采奕奕地跃然眼前。
在这位“换上中山装，一生不穿西服”的杰出科学家诞辰百年之际，社会各界追思无限。
100年前的12月11日，钱学森带着婴儿的初啼来到世界，从此走过98年的传奇人生，为当代知识分子写下为人治学的范本。而他留下的“钱学森之问”，依旧刺痛着整个社会的神经。
纪念钱学森诞辰100周年展的“终语”如是注解：回答“钱学森之问”，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学习和探索钱学森的一生就是回答和诠释这一世纪之问的最好途径之一……
治学一生惟严谨
在上海交通大学新生开学第一课上，学校党委书记马德秀常常向学生讲起一个与试卷有关的故事。
试卷的主人是一位可敬的学长——钱学森，卷首时间：1933年1月24日。其时，钱学森在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读三年级。
这是一次水力学考试，钱学森的试卷卷面书写工整，中英文字写得秀丽端庄，连等号“=”都像是用直尺画的一样，解题一气呵成，堪称完美。这份考卷老师原本要给满分，但钱学森却发现，一道答题中“Ns”漏写了一个“s”。
就是这个下标，让钱学森觉得不安，他主动要求扣掉4分。
这份难得遇见的考卷，任课老师金悫教授十分喜欢，即使在颠沛流离的战乱岁月也始终保留着。直到40多年后，金老师将这份试卷捐给学校档案馆。
一份试卷折射出钱学森严格自律的治学精神。
在做了钱学森26年秘书和学术助手的涂元季眼里，钱学森从青少年开始，轶事不断，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来不得一点含糊，“所以大家不要以为科学精神、科学品德是虚的，没有这些成就不了大师”。
1964年，钱学森已经是世界级的力学大师。他的一篇论文中间有个小错误，被在新疆一所农学院工作的普通青年发现了。这名青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钱学森写了一封信，指出“钱所长”新近发表论文中的一个方程式推导有误。
有媒体记载，一个月后，青年意外地收到了钱学森的回信：“很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也可见您是很能钻研的一位青年。科学文章中的错误必须及时阐明，以免后来的工作者误用。所以我认为，您应该把您的意见写成一篇几百字的短文，投 《力学学报》刊登，在整个力学界公开这个错误。帮助大家，您认为怎样？”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与今天一些科学家的著述相比，备受尊崇的钱学森一生著作很少。
涂元季对此的解读是：钱老生前发表的著作、文章虽然很少，但都是他个人的真东西，他从不掠人之美。
有一次，钱学森得知一位教授在搞模糊数学，觉得这是数学里面新的前沿，很有意义，就把他约到办公室一起探讨这个问题，之后指导写论文。论文写好后，这位教授建议，钱学森花了大量心血，这篇文章两人一起署名。
钱学森回答，科技论文的署名只能署干实活的，如果说建议觉得合适、接受了，最多在论文的结语提一句就行了。这是世界学术界的惯例，必须坚持。
“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
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展厅，与浩瀚“书海”相对应的，是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起居用品。玻璃橱里，一只破旧不堪的公文包引人注目。
这个公文包是钱学森旅美期间参加一国际会议时由会务组馈赠的。1955年钱老归国随之将其带回国内，因长年使用，公文包的边沿经多次缝补，出现了松断的线头，在包的两侧还有多个大小不一的破洞。但钱老仍不舍得丢弃，一直使用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
“这个公文包，手柄换了又换，陪伴他40余载，记载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日日夜夜。”在上海交通大学日前举行的“纪念钱学森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钱学森图书馆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吴旦说。
事实上，淡泊名利、拒绝名利的故事终其一生，钱、名誉、地位，在钱学森这里，都没有生存的市场，钱学森曾说：“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
在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展览上，有一张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宿舍的照片。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就住在这里。1960年，他从这里搬进航天部大院，从此再也没有动过。
回国后，钱学森还把在杭州、上海的几处房产，都捐给国家；上世纪60年代，钱学森致信中科院力学所领导，主动请求调整级别工资时降低自己的工资。
钱学森用那本著名的《工程控制论》出版获得的不菲稿费，给中科大力学系农村来的孩子买计算尺的故事，同样传颂至今。有的同学还把这把跨越近半个世纪、见证师生情谊的尺子珍藏身边。在他们中走出了近十位院士。
钱学森是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副主席，但是，早在1992年，他就致信当时的政协主席李先念，请求辞去政协的一切职务。
与今天备受社会诟病的一起起“院士争夺战”有些不同，在钱学森图书馆存留的书信显示，1988年至1992年，钱学森两次致信中科院，请辞学部委员（院士）。
他也一直不愿接受“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的称呼。他曾坚定表示，航天是一项大规模的科学技术事业，其成就应要归功于集体，自己只是恰逢其时，做了该做的事情。
1991年，退出一线工作后，钱学森给自己定下许多“原则”，谁说情都不能破。如不题词，不为别人的书写序，不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不出席任何应景活动，不出国，不到外地开会，不上名人录等。
面对甚嚣尘上的不正之风，钱学森曾对秘书感慨，唯有洁身自好，不沾染一点淤泥。
科学与艺术的联姻
2005年7月29日和2009年8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两次登门看望钱老，钱学森当面就“创新人才“培养问题提出了建议，还提出了“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的观点。
钱学森用自己的一生对此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钱学森曾总结自己的人生道路：“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
北师大附中校长刘沪在教育部举行的座谈会上介绍，钱学森曾经在北师大附中校园学习、生活了10年。
那时的学生没有考试追高分的压力，他们把大量的时间用来“玩”——读课外书、动手实验和外出实践。
生物课上，老师常常带学生到野外采集、制作标本，钱学森当时就用在野外抓到的蛇制作了标本；几何课老师用桐城派古文的风格写讲义，讲课时还拉着腔调念讲义；虽然当时学校还很穷，但是化学实验室却对学生随时开放，钱学森在那段时间做了很多化学实验。
刘沪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曾对此总结，钱学森创新精神是“玩”出来的。正是这种没有过多限制、形式多样的教育让钱学森对知识充满了兴趣，他博览群书，对探索新知充满了向往。
“当年我们学校的校训是‘诚、爱、勤、勇’。”刘沪说，校训所提出的4个方面是一个优秀人才的必备人格特征，“没有一条直接与分数、升学相关”。
晚年，躺在病榻上的钱学森痛心地说：“现在的学生对知识没有兴趣，老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学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教育是不行的。”
钱学森年轻时就“迷”上了音乐，并显露出非凡的音乐才华。他特别喜欢贝多芬的乐曲，学过钢琴和管弦乐；加入学校铜管乐队，成为铜管乐队出色的成员；广泛涉猎音乐理论书籍，发表过专门讨论音乐的文章。他对于画画和摄影也有浓厚的兴趣，并担任1934级级刊委员会美术部干事。
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工作期间，钱学森除了参加物理学会、航空学会和力学学会之外，还参加了艺术与科学协会。
数十年后回忆往事时，钱学森曾感慨：“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我们当时搞火箭时萌生的一些想法，就是在和艺术家交谈时产生的。”
他与歌唱家蒋英的结合，堪称科学和艺术的完美联姻。
钱学森和蒋英自幼青梅竹马，都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和家庭教育。1937年，蒋英考进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开始了在欧洲学习音乐的漫长旅程。此时的钱学森，则在美国苦攻航空机械理论。1947年，他们在上海喜结良缘，结婚“信物”就是一架黑色三角钢琴。
听音乐、看美展，两人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即使在美国整整5年的软禁生活里，也常常是钱学森吹竖笛，蒋英弹吉他，共同演奏古典室内音乐，排遣孤独和烦闷。
回国后40多年，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总要请钱学森去听、看、评论。钱学森说：“我在一件工作上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
1991年10月16日，钱学森在人民大会堂授奖仪式上即兴演讲时说：“44年来，蒋英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的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本报记者 雷宇 通讯员 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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