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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哲明在整理自己的床铺。 记者乔军伟 摄
救助站呼吁搭建全社会参与救助网络平台
救助站
滞留问题调查
本报讯 （记者周祚）昨天广州最低温度降至4摄氏度，广州市区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抱着棉衣、棉被和开水泡面，晚上给流浪者送去“温暖”。天冷了，到救助站里避寒的流浪者也多了，以往只有四五十人前来求助过夜，昨晚有七十多名流浪汉走进了救助站的大门。本报连续数日报道的流浪汉吕哲明早早地就穿上了棉衣，吃着工作人员给他泡的面，等待日本亲人消息的他，4年来第一次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吕哲明是不幸的，但他也是幸运的，因为他在广州受到民政救助部门的帮助，免于风餐露宿。
在追踪吕哲明事件的同时，有一组数字令记者震惊了，每年广州市救助收容的各地在广州流浪的精神病患者就达900多人，不仅如此，记者昨天在广州市救助站市区分站获悉，目前仍有近900名各类流浪精神病患者长期滞留在广州。
现状 广州床位不足
据记者了解，广州市救助部门分为市区分站和萝岗站，市区分站主要承担着救助成年流浪人员和精神患者的责任，而萝岗站则主要承担着救助流浪未成年人的责任。而在市区分站，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广州市就有900多名精神病患者的流浪人员无法找到其“家乡”而只能长期滞留在广州，“300多名放在我们民政局精神病院里救治，因为床位不足，我们还将300多人通过购买服务，委托梅州收治。”每年广州市花在市区分站的救助经费就需要800多万元。
“我们目前的救助成本太大了”，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像吕哲明这样的主动找到救助站要求救助的，现在已经不是救助站救助人群中的常客了，他们日常的工作其实是救助大量的精神病患型的流浪人员。
“每天有近80名流浪的精神病患者接受我们的救助。”有关负责人说。
流浪救助的成本为什么会增加？这是由救助站的工作方式决定的，救助流浪人员目前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等人找上门来需要帮助，二是主动出击“扫街”，三是接收市民举报再过去救助。其中，“第二种是主要采取的方法，但是现在的救助方式浪费了大量的资源，我们希望能形成社会共同救助的机制，而不是我们救助部门一家干这个活的局面。”
广州市救助站市区分站的负责人表示，如果能搭建一个全社会参与的救助网络平台，如有发现流浪人员，所辖的社区先给予救助收留，再通知救助站前来接收，这样的目标性就更强了。
流浪汉类型在变化
1 年轻的少了 滞站的多了
长年跟踪广州市救助情况的记者调查发现，通过救助站近年来的情况统计显示，救助对象正在发生变化：日常的救助量减少了，但是救助的困难户增多了。根据近几年的信息汇总，发现流浪救助的人群有了明显的改变。首先是年轻的流浪者减少了，尤其是未成年人大幅降低。有关负责人表示，在新的救助条列出台后，关于未成年人的流浪，有了明确的规定，只要发现流浪未成年人，市民就可以向公安机关和民政部门举报。“这样一来，那些拐卖孩子乞讨、卖花等的行为已经明显减少了。市民只要留意，就会发现市区内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出现未成年人流浪乞讨的现象了。”
以往前来救助的都经常会有一些投亲访友不着，流落街头，或者前来广州找工作找不到，没钱了只能来求助几天的情况。但是现在出现了很多滞站的人群。
记者在市区救助站就发现了几位长期滞站的妙龄女孩，她们中时间最长的哑妹已经在站里呆了二年，她是个哑巴，刚满20岁，但是由于是个文盲，她说不出也写不出自己家庭信息。工作人员根本无法从她口中了解到半点有价值的东西，不能送她回家，而又不能把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赶出救助站。“像哑妹一样的女孩子还有好多个，有的是智障，有的是精神有问题，我们也很头痛，也不能赶她们出门，如果沦落街头，遇上坏人，真是不敢想象。”照顾她们的一位女工作人员说。
2 “跑站骗站”少了 精神病多了
流浪人员出来流浪的原因也发生变化，有人形容是：“跑站、骗站的少了，丢爹弃子的多了。”为什么这样说呢？长期从事救助工作的一位人士给记者解释，根据民政部和有关法规的规定，全国的救助系统在有人上门求助时，都会给予免费的吃住，一般是两三次，每次不超过10天。最后还会送他一张火车票或送他回家。这是全国的通行做法。于是以往有的人为了省下旅途费用，就以求助为名，到各地“免费走了一圈”，吃住都在救助站里解决。这就是所谓的骗站、跑站。前年，全国救助系统联网后，这种现象已经基本见不到了。
但是，现在出现了更让挠头的现象：那就是更加困难的救助对象增多了。比如上述的精神病流浪者，这些人如果是轻度的精神病患者，还可以根据他的描述和相关信息，协助他返乡。而对于大量的重度精神病患者，他们的意识都不正常，只能长期接受救助滞留在广州。
3 迷失者少了 “丢爹弃子”的多了
更为耸人听闻的是，近几年，有一种新的情况，那就是各种患上绝症和重症的病患者受到他们的家人遗弃留在广州，这是最让人心酸和无奈的现象。“每年都有几十例这样的个案。有些人被抛弃后，倒卧在街头，或者医治了一半，被遗弃在医院，现在在某医院还有二名患者就是被家人丢弃在广州的老人家。”
“这种丢爹弃子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应该被社会所谴责的。”救助站的负责人说，“这不仅是人性伦理的问题,我们也很同情这些人，这些基本上都是外地农村的人，因为重症，家里实在负担不起了，想着大城市的人也许不会见死不救，还不如带到广州医院，他们就把亲人往广州的医院门口或里面一丢。”
“也许将来随着我国保障政策和农村新农合等的完善，这种情况会减少，但是现在却是一大社会管理难题。”
每年救助站的工作人员都会目睹这种因贫而要抛弃亲人的惨剧。“许多被抛弃的人都伤心欲绝，产生了绝望心理。”出于人道主义，广州对于这些患者都给予无私的爱心救助。政府有关救助规定，像这种情况，医院必须给予先收治，费用由医院和政府各出50%。
但是由于这些人患的都是绝症或重症病，对于自负盈亏的医院来说，负担也非常大。“以前我们是规定了几家定点医院来收治，后来就规定所有的120医院都参与进来，但是许多医院都叫苦不迭。”
除此之外，对于救助人员中出现急性疾病的，广州救助部门都按照规定，给予其免费治疗。保证其基本康复或病情好转，再转回其原籍救助部门继续救治。
像吕哲明这样找到家的人是幸运的。像哑妹这样无法回家的人的出路何在？有关人士表示，我国在这方面的政策法规还是滞后于救助事业的发展，也给广州市的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她们总不能在救助站里呆一辈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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