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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李福清在北京大学举办的讲座上，介绍俄罗斯汉学家进行中国文化研究60年的历程。
路雪莹摄
在俄罗斯汉学界，科学院院士鲍利斯·李沃维奇·里弗京的大名如雷贯耳。“李福清”是他根据俄文姓氏的谐音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字，认识他的中国人常称他为“李先生”、“李老师”。
大学者 乘地铁
李福清的名气使我在采访他之前犹豫再三。跟一位熟识的年轻一辈汉学家商量，他对李福清有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他说，李福清可以告诉中国人一些关于中国的事。我问，他好接触吗？他说，我冬天去他家，融化的雪把地板弄湿了，他竟然亲自擦我脚边的地板。“你想想，一个院士！”
明年李福清就满80岁了，可是他仍然经常出现在莫斯科的地铁中。虽然满头银发，但他挺直的身板，快节奏的步伐和不太修边幅的装扮令人很难想到他是位德高望重的大学者。在拥挤的车厢里，提着沉甸甸书包的院士，就像一位普通的莫斯科老汉，毫不引人注意。
那沉甸甸的包好似一个象征，代表他一生做学问的风格。从18岁开始学汉语以来，搜集、发现、整理、研究各类原始资料构成他一生学术活动中最重要的部分。他的授课都要辅以丰富的实物，主要是各种原始文献及其复制品、书籍、收藏品。
“米粮川” 学汉语
李福清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民间文学。他之所以走到这条路上来，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上世纪50年代初的苏联，了解中国的渠道不多，由于没有中国老师，几乎无法进行口语教学。正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读书的李福清，在念了一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后，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早已滚瓜烂熟，却不会说“筷子”。有一天他在中文教研室遇到一个人，很像中国人，一打听才知道，在苏联生活着一群讲中国西北话的东干人，他们的祖先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回民起义后被驱赶到沙俄境内的。于是暑假他便奔赴那个聚居着甘肃东干人的叫“米粮川”的村庄，在他们的建筑队打起工来。
“吃饭的时候，他们指着食物问我：‘学生，这叫啥呢？’我会说就给我吃，我不会说就不给我吃。洗澡的时候，我跟队长要胰子（肥皂），可是说成了‘以子’（甘肃土话“糠”的意思），他就特意让儿子回家拿了一把糠给我，为了让我记取教训。”
东干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尽心地教，他用心而勤勉地学，在歇晌的时候东干人会唱起西北民歌，讲孟姜女和韩信的故事。
“一次我坐着马车涉水去另一个陕西东干人聚居的村落。赶车人问我为什么来这里，我说‘学中国话’。他竟然不知什么是中国话。我说：‘你们祖先是从哪儿来的？’‘阿是大清国！’”
我想起《桃花源记》中说的“乃不知有汉”。悠悠岁月，地老天荒。由于空间的相对封闭，时间也好像停下了脚步，在一种机缘之下，一份相当丰厚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被眷恋故乡的东干人完整地保存在天山的西北，正所谓“礼失而求诸野”。
大学期间李福清三赴“米粮川”，就这样学了一口带有西北口音的汉语，从此走上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之路。几十年后李福清和另一位东干学者合作，将东干人保留下来的民间故事记录结集出版，这应该是对他的东干老师和朋友最好的报答。现在这本《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中文译本已经出版了。
寻瑰宝 拓领域
从东干人保存的民间故事传说和民歌出发，李福清开拓了一个更宽广且独特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神话传说、民间文学和各类说唱艺术形式、话本及章回小说、年画及其他民间艺术。他总能以独特的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并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跨时代、跨文化研究，得出令人叹服的结论，《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
李福清似乎与中国有种特别的缘分。对他来说，早年学习汉语是轻松而自然的过程。大学毕业后他到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半个多世纪中，对中国访问多达30余次。上世纪90年代，他作为客座教授在台湾工作过几年，系统调查了台湾原住民的神话，由此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他还游历欧洲、日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在当地图书馆和博物馆中遍寻与中国相关的文献与藏品，并往往有惊人的发现。例如，他年轻时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发现了第六种《石头记》手抄本（“列藏本”），后来又在欧洲的博物馆里发现了晚明戏剧的几种孤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三种》。
李福清对于中国年画有浓厚的兴趣。每到一地，他都要尽一切可能去博物馆看所藏年画。但是这种热情也曾多次受挫。说起多年前一次在中国某地为看年画几经周折最终未果的事，老人仍感困惑：“为什么？我是在为中国做研究！”好在他在中国找到了知音，比如致力于民间文化挖掘和保护的作家冯骥才。
俄罗斯的中国年画收藏极多，李福清主持编纂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收入了在中国已经绝迹的近400幅珍贵年画，这对于保护中国文化遗产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李福清在汉学界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2003年，为了表彰他为中俄文化交流做出的突出贡献，中国教育部授予他“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的荣誉。
乐助人 不停步
李福清自称“书呆子”、“马大哈”。其实他是一个极单纯又淳厚的人。对于同行晚辈的请求，特别是与学术有关的几乎有求必应。当人们夸赞他助人为乐时，他会说，“我爸爸是工会主席，我妈妈也是工会主席，我是两个工会主席生的。我自己也当过工会主席。”
一个月前，我与李福清同机从莫斯科飞抵北京，他拉着一个重达12公斤的包，里面全是带给中国同行的书。在北大他用中文做了3小时学术报告后，参加了一个宴请。席间，他熟练地使用筷子专注用餐，对散漫的话题并没多加留意。然后放下筷子，用东干人的方式宣布：“吃饱了，喝饱了，像富汉一样了。”以示心满意足。
我想起李福清书房中堆积如山的书籍，那是他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也不免是一种重负。事情总是越做越多，而各种琐事又在蚕食他的时间，分割他的精力。想起他在莫斯科秋雨中匆忙地疾行，让同行的我也不得不加快脚步。真希望这个冬天他能有更多时间静坐书斋，埋头于故纸堆，告诉世界更多关于中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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