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艾滋病，不是世界末日

走进80万人的艾滋生活

　　——中国艾滋病防治纪实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李妍|北京报道

　　2011年12月1日——第24个世界艾滋病日，北京的大宝和阿莲将结为合法夫妻。这是一场推迟了八年的婚礼。

　　2003年，出差在外半年的大宝在同事的怂恿下走进了“红灯区”，一年后，大宝突然腹泻不止、低烧不退，然后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当时的大宝26岁，刚刚晋升某汽车品牌华北大区业务部经理，并计划在年底结婚。

　　在医生的再三催促下，大宝坦承了一切，并告诉阿莲，她很危险，要去检查。现实是残酷的，阿莲未能幸免。

　　“一切都过去了。”阿莲从不谈及往事，她说，要计划当下和未来。

　　试完婚纱，阿莲轻挽着大宝，走过满是红丝带的街边宣传栏。大宝说，其实他并不愿意在这个日子结婚，每年这个日子，他都觉得格外的难熬。“铺天盖地的‘艾滋病’让我喘不过气来。”但也只有这个时候，“朋友们”才能聚在一起。“我还是希望热闹些，我能给她的本来就不多。”大宝说。

　　为了一年一度的节日联欢，更为了这对恋人的婚礼，数百人正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一起分享这份幸福和快乐。

　　等死

　　老莫用魔鬼形容自己，至今，他仍经常梦见用到弯曲的针头和装满血的铁桶。

　　1997年，第一道曙光出现——我国最早的艾滋病治疗小组成立。《献血法》颁布，血浆经济得以全面遏制。

　　“我们这些朋友，每个人都要先死过，然后才能好好活着。”老莫穿着笔挺的西装，打着红色条纹领带，这是他为了当证婚人特意准备的。

　　老莫是圈子里的“老大哥”。1989年，老莫25岁，在河南的一个县城里修摩托车。那一年，血浆经济来袭，老莫嗅到了“卖血致富”的“商机”。“当时觉得卖血一本万利，比干活、读书都来钱。”老莫一天卖三次血，抵得上半个月的工资。

　　同年，在云南瑞丽，我国首次集中发现146例艾滋病感染者，都是因吸毒从境外传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北京地坛医院性病艾滋病治疗科主任赵红心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感慨道。从此，艾滋病病毒开始四处流窜，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蔓延着。

　　1994年，老莫和哥哥已经升级为“血头”。“当时谁不卖血就是不务正业，全村男女老少，为了排队卖血大打出手。”也正是那一年，全村都盖上了一砖到顶的大瓦房。

　　老莫用魔鬼形容自己，至今，他仍经常梦见用到弯曲的针头和装满血的铁桶。

　　临近春节，老莫的哥哥高烧不退，不到一周，就死了。第二年，村里死了13个人，其中包括老莫的妻子和母亲，从此，老莫孤独无依。1996年清明节，跪在坟头的老莫第一次听到了艾滋病这个陌生的名词。

　　比病情更可怕的，是“没有活的希望”，老莫回忆说，当时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上面’定期送来一些粮食、日用品、感冒药和痢疾药，司机都不敢下车，让我们自己爬到车斗上搬货。”渐渐地，在河南、云南等地出现了被称为“艾滋病村”的孤岛，老莫每天一动不动地躺在炕上，等死。

　　1997年，千里之外的北京终于出现第一道曙光——我国第一家艾滋病治疗小组在地坛医院成立。刚刚从事传染病工作3年的赵红心大夫被调配为小组成员开始参与专项医学研究。同年，《献血法》颁布，血浆经济得以全面遏制。

　　1998年，《血液基本标准》、《采供血机构和血液管理办法》和《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陆续出台，只是，艾滋病疯狂蔓延的触角已经遍及全国，31个省（区、市）已均有艾滋病疫情报告，河南、河北、湖北等地受血浆经济影响成为重灾区。

　　1999年，赵红心大夫所在的地坛医院成立了专门的艾滋病病房，设置了不到10个床铺。“有了收治，才能做项目，研究出治疗办法来。”赵红心大夫回忆说。

　　活着

　　钱都花完了，也玩累了，还没死，怎么办？罗哥决定好好活下去，他卖了车，借了钱，住进地坛医院。

　　2000年春节刚过，北京的专家团就来到艾滋病重灾区，与当地医务人员一道，进村诊疗。专家们手把手教当地医务人员怎么问诊、比较、判断，怎么开药、监控、治疗。

　　罗哥是最早一批“不幸中的幸运儿”，接受了地坛医院的救治。

　　罗哥当时34岁，上有老下有小，还是一位国企领导。他有一个极为隐蔽且至今不为家人所知的身份——同性恋。

　　1998年夏天，在一个阳光充沛的午后，罗哥被宣判了“死刑”。从此，罗哥度日如年，“最痛苦的是不敢睡觉，怕醒不过来了。”

　　一个月后，罗哥瘦了五公斤。罗哥决定“豁出去了”，取出所有积蓄，把面包车换成桑塔纳，直接开到了云南。罗哥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奢侈：五星级宾馆、千元大餐……“直到钱都花完了，也玩累了，还没死，怎么办？”忆当年，罗哥大笑不已，“活着往往比死去更需要勇气。”

　　1999年，“等死未遂”的罗哥决定好好活下去，他卖了车，借了钱，住进地坛医院。

　　在当时，除了经济负担沉重，每月医药费数千元之外，最让罗哥揪心的事是缺药。为了找药，赵红心大夫一直积极与国外医疗机构联系，希望获得帮助，可是，国外药品引进中国需要拿到批文，获得认证许可，要走的程序非常繁琐，尤其是在艾滋病认知尚且薄弱的彼时，从正规渠道拿药的希望日渐渺茫。

　　罗哥的生命日渐微弱。无奈之下，赵红心大夫决定铤而走险，通过私人邮寄的形式，拿到了国外的实验药品。“实在等不了了，不能看着他死吧？”从那时起，罗哥视赵红心大夫为救命恩人。

　　老莫也终于等来了生的希望。此时的老莫已经虚弱不堪，全身泛滥的皮炎将他折磨得夜不能寐，更可怕的是，他出现了明显的肺炎症状，时常咳到全身颤抖，喘不过气来。

　　2000年春节刚过，北京的专家团就来到艾滋病重灾区，与当地医务人员一道，进村诊疗，老莫三年来罕有地走出了家门，坐在村头的大榕树下。

　　赵红心医生将此行形容为赤脚医生的“板凳坐诊”。对面坐着一排患者，专家们手把手教当地医务人员怎么问诊、比较、判断，怎么开药、监控、治疗。条件好时，在村委会问诊，条件差时，就地打坐。

　　这场从天而降的甘霖及时地滋润了老莫荒芜已久的生命。老莫的皮炎、肺炎得到了有效治疗，艾滋病病毒也得以控制，最重要的是，“有了求生意志。”老莫开始积极配合治疗，每天跑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