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力量推动政府创新官民共治格局已初步形成_新闻台

　　从怀疑到信任

　　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占据了几乎整个社会的空间，或者说整个社会被包纳在国家范围之内，社会整体生活在一个全知全能的强大国家和政府之下。这种社会管理通常表现为政府凌驾于全社会之上，习惯于包揽一切社会事务，习惯于对社会成员的控制而非服务，习惯于替公民做主而非共同治理，社会通常成为被政府管理的对象，处于被管理的地位。

　　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在包揽一切社会事务的同时，往往怀疑社会和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和服务的能力，怀疑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的运行机制。

　　改革开放后，这种社会管理模式开始破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深入一道，民间社会初步形成，社会和市场从国家和政府中逐步分离出来，政府、市场和民间社会各领域的职能也相应分离。国家和政府逐步认识到，对于一个稳定、有活力和持续发展的健康社会，民间社会的成长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民间社会的发达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基础；同时，民间社会的发展也是不可违背的趋势。

　　在这样的前提下，国家和政府也逐步认识到民间社会以及活跃于民间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产品、改善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参与政策制定和反映公民诉求、保护弱势群体、促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将民间社会及社会组织作为政府有力的合作伙伴而纳为体制内的建设性力量,促进社会的多元治理与合作治理。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中央也对加强社会组织管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日益重视，多次强调并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在一些地方，如北京、深圳、上海等都在大力推进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探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现实路径。

　　最近，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明确表示，广东将加大政府职能转变力度，舍得向社会组织“放权”，敢于让社会组织“接力”；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将逐步地交给它们。

　　当然，从总体上看，“宏观鼓励”和“微观约束”仍然是社会组织发展的主要特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些政府及其官员对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认识有待加强。

　　从被动到主动

　　在我国，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变迁，过去以单位制为依托的政府直接控制社会的单向度管理，已经难以达到及时调节社会矛盾冲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的目的；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需求不断增加，而且社会需求向着多样化和个性化方向发展，政府提供的整齐划一的公共服务越来越难以满足不断增加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社会需求。

　　政府逐渐意识到，如果只是被动回应社会需求，公民和社会组织的一切活动仍然依靠国家和政府发出指令实施控制，那么，国家和政府将不堪重负，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也难于维持。因此，政府需要主动让渡空间，切实转变职能，将政府做不好、做不到的事情交给社会，保障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真正培育民间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治能力。

　　转变传统社会管理理念，树立政府与社会共治的新理念，要求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厘清政府的职能定位，强化政府制定规则和进行监管的“掌舵”功能，科学设置政府的社会管理机构、划分政府的社会管理部门的权限，解决好“管什么”和“怎样管”的根本问题，避免政府对那些管不好也管不了的社会事务进行直接干预和管理，避免出现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走向“总揽一切”或“过渡退让”两个极端。

　　在切实转变政府的社会职能，进一步剥离政府包揽和直接从事的社会管理事务职能的同时，需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类专业性的社会组织，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作用，以取代和填补政府退出领域的管理。政府应通过多种方式扶持和培育社会组织的发展,为民间社会的成长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政府财政支持和政策保障。

　　近些年来，政府不仅在划定作用边界、转变职能，从全能向有限，从管制向服务方面迈出了很大的步伐；而且政府主动培育和积极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逐步将一些自己无法管理和管理不好的空间让渡给独立的社会组织进行自我管理，或者与社会组织进行共同治理。

　　比如，北京建立枢纽型组织以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上海打造社会创新孵化园、建立生态公益园以主动培育社会组织；深圳推动社会工作的民间化专业化建设提升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等等，都是政府主动培育民间社会和积极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创新举措，不仅为社会组织成长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且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提升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