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夕：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伟大探索_新闻台

编者注：本文原载于《求是》，时间为2006年9月，转载仅为提供资料。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伟大探索

——纪念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50周年

陈夕

　　今年4月25日，是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50周年。半个世纪前的195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全面确立的一年，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年。《论十大关系》就是在这种探索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重读这篇重要著作，仍能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迪。

　　一

　　1956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如何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加快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被提上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

　　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毛泽东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在这个过程中，他就一些问题与有关负责人进行探讨，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经验，思考今后中国的发展道路。当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毛泽东认为，这个报告一是揭了盖子，就是讲，苏联、苏共、斯大林并非一切正确，这就破除了迷信。正因为如此，他在论“十大关系”时首先提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对此，我们要“引以为戒”。（《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与此同时，毛泽东又认为，这个报告捅了“漏子”，它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它在苏联内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严重的思想混乱，西方敌对势力乘机掀起了世界性的反共浪潮。正因为如此，当时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十月革命的道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5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正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在1956年4月4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在这里所阐明的关于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思想，科学地揭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

　　二

　　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当遵循什么基本方针？这是《论十大关系》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毛泽东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只有通过对中国面临的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才能提出来。

　　《论十大关系》一共讲了十个问题，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他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同上书，第23页）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依靠工农群众，充分调动工农群众的积极性。为此，毛泽东强调，我们既要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同时要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既要大力发扬群众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时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很好，没有像苏联那样，从他们那里拿走的东西太多而给予的太少，但也一度犯过粮食征购过多的错误。我们一定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减轻农民的负担。农业税要轻，工农业产品的交换要采取缩小剪刀差、实行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同时，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使90%的农民的收入逐年有所增加。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汉族与少数民族各有优势。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各民族的优势，做到优势互补。毛泽东指出，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同上书，第34页）

　　中国的民主党派是历史上形成的，它们同特定的社会阶级、阶层有较密切的联系。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这些党派今后还要不要继续存在呢？毛泽东明确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同上书，第34页）他还说，一切善意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也要养起来，骂得无理就反驳，骂得有理就接受。他要求抓好“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同上书，第36页）

　　反革命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问题在于，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消极因素、破坏因素能不能转化为积极因素、建设性因素呢？毛泽东认为，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他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现在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反革命抓到手以后，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这就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党自身的团结十分重要。毛泽东指出，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这是团结的思想基础，但对于犯错误的人，“一要看，二要帮”。他反复讲：“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他指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同上书，第40页）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专门论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并且明确地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这里所说的外国，不仅是指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独立国家，而且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这说明，在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路是宽阔的、开放的。

　　毛泽东的上述主张，归结起来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