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何书写“中国经验”（文论天地）_新闻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置身其中的每个中国人对翻天覆地的社会巨变的感受和看法也许相距天渊，但时至今日，人们不约而同地都会意识到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的身体已经走得太快，灵魂的脚步已经赶不上了。文化问题已经成为我们社会发展的一块短板。如果单单把经济发展看作硬道理，没有文化的软实力，和谐社会难以建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也难以得到世界的公认。因此，文化强国的建设势在必行，生死攸关。作为文化的核心事业，中国文学无疑必须勉力参与文化强国的建设，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把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心路历程描画出来，把独特的中国经验化为气韵生动的艺术形象昭示天下，辨明真伪，褒善贬恶，判别妍媸，激浊扬清，为国人在消费文化甚嚣尘上的迷雾中开启出一条明晰的新路。

　　近30多年来，中国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在对“中国经验”的书写上，探索和积累了丰富而独特的艺术经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檀香刑》、贾平凹的《废都》和《秦腔》、余华的《活着》、陈忠实的《白鹿原》、铁凝的《玫瑰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承志的《心灵史》、史铁生的《务虚笔记》、王安忆的《长恨歌》、李锐的《无风之树》、阿来的《尘埃落定》、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张炜的《古船》和《你在高原》、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等等，都是具有经典品格的长篇小说，正是它们构筑了中国当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化的艺术和精神的双重高地。这些小说主题多样，风格各异，或婉曲沉郁，或瑰丽奇幻，或雄强深邃，或清新温馨，但其对中国经验的文学书写呈现出一些鲜明的共性特质，值得我们倍加关注。

　　感时忧国，担当意识，成为现当代文学的大道

　　值得大力揄扬的是，这些长篇小说继续秉承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感时忧国精神，关怀社会，关注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富有崇高的人道主义情怀，富有担当意识和使命感。贾平凹曾说：“关注社会，关怀人生，关心精神,是文学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文学的‘大道’。”可以说，这些长篇小说就是依循着文学的大道，而没有被歧出的小径劫持。

　　正是因为富有担当意识的感时忧国精神，这些长篇小说中的中国经验往往是苦难的，是哀伤的，是悲愤的，是中国人不断遭受异族入侵、文化冲突、政治纷争、战争祸乱、贫穷无告种种悲剧的苦难生存史。这种中国经验与中国古典文学“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温文典雅、雍容和顺的传统经验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与极为注重个人、反抗社会的西方文学经验也判然有别。例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檀香刑》中，战争和酷刑、劫掠和暴力几乎是中国人生存的基本境况，苦难就像黑夜一样挥之不去。余华的《活着》中，当福贵的亲人们一个个相继奄然而逝时，历史的残酷与命运的无情狰狞显现，让人难以直面。更不用说阿来的《尘埃落定》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两部小说对藏族、鄂温克族两个边地少数民族近百年沧桑巨变的气势恢宏的诉说了，充斥其中的多是死亡和苦难的翩翩魔影。在对中国经验的苦难书写中，中国作家表现出的是敢于直面现实的现代知识分子批判精神，是怜贫惜弱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兼济天下的广博大爱。

　　绵绵不绝的光明底色，温暖人心，催人奋进

　　中国作家并不停止于苦难的渲染和哭诉，他们总是尽可能地发现中国人抵制苦难、超越苦难的精神力量，发现中国人人性中温柔良善的一面，发现中国人生命力的顽强和坚韧。因此，他们的中国经验中具有一种绵绵不绝的光明底色，温暖人心，催人奋进。

　　在路遥的《平凡的人生》中，城乡文化的隔绝和冲突、社会等级的严厉和森然、生活的贫困与精神的贫瘠最终都无法阻挡孙少平、孙少安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对真挚爱情的渴望。而在《活着》中，浪涌般接踵而至的苦难并不能扼杀福贵家人之间的脉脉温情，也扼杀不了福贵接受命运、接受生活的坦然和豁达。陈忠实的《白鹿原》中，尽管近百年历史中白鹿原被血浸泡着，被暴力充斥着，但是朱先生的精神总是岿然独存，馨香远播。无论看过、经历过多少销魂蚀骨的苦难，中国作家对人性正面积极的力量似乎都没有丧失信心，他们不同于那些远世避祸、自甘消沉的中国传统文人，也不同于那些愤世嫉俗、趋于虚无的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作家，他们能够安稳地站立在大地上，俯察大地的无限苦难，仰观精神的澄明天宇，因此他们文学书写中的中国经验既有大地的坚实和沉稳，也有天空的永恒和轻灵。

　　中国气息和现代精神结合，创造新的文学经验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作家的艺术经验已经趋于成熟，他们大都放弃了对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艺术经验过度的痴迷和模仿，回归到中国民间和传统艺术经验中，但又保留着鲜明的现代意识，中西融合、古今交汇已经成为他们不约而同的成功实践。

　　例如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尚是非常钟情于福克纳式的意识流，但是到了《檀香刑》中，山东民间“猫腔”的艺术经验和传统小说的叙事艺术已经登场，老到圆熟，魅力四射。刘醒龙《圣天门口》跳出革命历史小说叙事的习惯立场，从世俗人的角度看待革命派别和暴力文化，为追问和书写历史找到了恒常的立足点。至于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的表现更是让人莫名惊诧，曾经把戏谑反讽、荒诞象征等现代艺术经验推向极端的他，居然再次返回明清话本小说的叙事传统中，人物刻绘简淡传神，对话古雅拙朴，不过小说整体又散发出难以抵挡的现代先锋精神和浓郁的形而上品质。总的看来，中国作家能够把宏观的历史趋势和个人命运的波诡云谲绵密地缝合在一起，在个人命运的湿润筋络中彰显着时代大潮的脉动，因此他们的文学书写富有浓郁的中国气息，已经在中国古典文学经验和西方文学经验之外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经验。

　　要具备深切的本土经验，还必须拥有宏大的世界眼光

　　要建设文化强国，要发展中国文学事业，中国经验的文学书写的成功无疑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当今中国正面对着现代化发展的许多深层问题，传统与现代的深层冲突，城乡文化的抵牾，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的伦理失序和道德滑坡，华夏大地的生态恶化等等，都需要中国作家再次发扬感时忧国的精神，发扬文学的使命担当意识，从文学角度去写出身处种种困境中的中国人的生存经验。也许，我们无法要求文学提供社会问题的明晰答案，但是当文学能够把各种复杂的心魂展示出来，促进人与人的心灵和精神的交流，必将有助于顽固问题的最终消解。因此，对于那些饱受消费文化浸润的中国作家来说，超越狭隘的个人化、私人化的文学写作，超越被商品原则控制的娱乐化写作，就是迫不及待的。

　　文化强国的建设，说到底并不是各种文化事业的外在资源的扩张和积累，而是内在精神的建设和超越。因此中国文学进一步书写中国经验，还是应该突出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依然去努力发掘我们民族内在的那种生命力，那种不息的精神之光。而且，这种精神之光，应该具有超越性，具有人类性，具有普世性。在中国经验的文学书写中，中国作家的确要写出中国人特有的困惑和迷惘、追寻和超越，但更要写出普遍人性的困惑和迷惘、追寻和超越。也就是说，中国作家必须同时具备深切的本土经验和宏大的世界眼光。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经验的文学书写的更大成功，中国能够建设好一个民主、自由、开放、多元、和谐，而且对全世界人民都具有吸引力的文化强国。那时华夏大地才堪称麒凤翔集，堂皇盛世。

　　（作者系哈尔滨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