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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网友爆料称，深圳北斗小学门口有警察牌号车接送单位职工小孩上下学。11月29日下午，深圳边检总站向媒体通报称，为解决双职工家庭孩子上学问题，边检总站存在用公车送职工孩子上下学的情况，现已取消这一措施。(《广州日报》)
对于“警用校车”的出现，网友褒贬不一，有人指责这是公车私用，有人则认为这是在替职工办好事，双方观点迥异。事实上，判定“警用校车”是否为公车私用，首先应厘清公车私用的概念以及“警用校车”的真正用途……
质疑
警车不能私用
其实，用公车送孩子上学不是问题，花公家的钱才是关键。正如食品安全如果有特供，使得在公共安全不能对每一个人产生危机感，那么公权者的责任感就难以强化起来，并使之成为一种行为自觉。同样，如果权力者都有自己的校车，那么别人有无校车也就不会引起足够的重视。
今年两会，广东省人大代表袁古洁在地方“两会”向在场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诉苦说，“我有正教授职称已经超过10年，做副厅也5年了，但我现在的工资依然买不起房。”新闻一出，众皆哗然。其实，这里面透露的信息很耐人寻味。如果所有的人，包括官员都为有一套住房而纠结不已的时候，其还会在保障房建设上拖拖拉拉吗？再推而广之，如果官员也看不起病，走不好路，老无所养，其还会在民生建设上处之泰然吗？
当公车私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后，就造成了事实上的“另一个校车”，这种稳定、可靠和安全的校车，纾缓和对冲了一个群体的刚性需求。而恰是这个最重要的群体，因为自己福祉有特殊渠道，割裂了与其他普通群体的利益关联，从而在利益取向上并不一致。
很多难办的事情，事实都证明，资金和技术不过是表面的借口，关键缺的是决心和担当。
而这种责任和担当，仅仅是道义上的要求，已经很难实现。最有效的办法，当是将其与权力者自身利益结合起来，形成风险倒逼。比如对于“双职工的孩子上学问题”，取消其固有福利，将其置于普通群众的境地；或者对公车私用进行严格问责。什么时候，官员的孩子都坐不起校车是一种耻辱的时候，校车建设才会成为社会共识，而不会仅仅成为民众吁求。
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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