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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哈佛、耶鲁等著名大学公开课掀起热潮，网友如同追逐美剧一样追看《幸福》与《公正》；2011年11月，“中国大学公开课”正式上线，首批推出的20门公开课，开始与国外公开课“叫板”。
不过，推出不到一个月时间的中国公开课，已开始承受网友的质疑。教学内容不完整，部分课程过于严肃……诸多问题显示，想要教好一门“公开课”，中国的高教管理者仍有很多课要学。
中国公开课如何出炉？公开课的未来路在何方？本报记者专访了参与公开课制作的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大学生心理健康》授课教师樊富珉和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从爱因斯坦到霍金的宇宙》授课教师赵峥。
国人接触公开课，多数是通过几张网友转载的视频截图。一个面容瘦削的老者，盘腿坐在一张讲台上，双手展开在空中挥舞，不知在说着什么，他叫Shelly Kagan(薛立·卡刚)， 耶鲁大学著名教授，所教授的课程名为《哲学：死亡》，是国内字幕组自发引进的第一批公开课之一。
也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讲课方式，打破了国人对于大学课程的印象，“瞧瞧外国的教授怎么上课”，成了许多人观看公开课的理由。而在《公正》、《幸福》等大批明星公开课进入国内后不久，就有呼声推出“国产公开课”，毕竟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早有“百家讲坛”式的系列讲座在先，但完完整整地在网络学完一门名牌大学课程，还是从未有过的体验。
[选课]
“公开课不是向外国靠拢，而是向学习的规律靠拢”
新闻观点：为什么会选择这门课当做公开课？
樊富珉：今年5月份，我们接到通知，说教育部要搞这个公开课，其实不只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几门，清华大学还准备了好几门课。
我觉得大学不仅仅是个学知识的地方，也是人格成长的地方。我们的学生常年处在高考的压力下，对自我的觉察、自我的发展，认识自我、认识他人这些方面，都没有获得他们这个年龄应有的教育，所以到了大学，我的课就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课之一。因为这是紧贴大学生、可以促进其成长的一门课，能解决大学生的一些实际困扰，并教给他们一些积极成长的方法和态度。就在公开课录制不久，我们也接到通知，未来这个课将要成为大学的必修课。
赵峥：我这门课本来就是本校的公选课，讲得时间久了，也有学生跨校来听的，多的时候会有二三百人。原本的篇幅是每次三个小时，要讲十次。今年5月，教育部提出来要搞这个事，他们说要符合网民的习惯，每一课要简短，三四十分钟的样子，所以我们就挑这门课其中的一部分，连录了三讲，现在就是这三讲陆续地发布到了网上。
我觉得公开课这个事情挺好的，因为各个学校里，都有大家觉得比较好的课程，公开课可以让所有人看到这些课。其实广大群众对天文、对相对论还是有点好奇心的，但通常缺少一个学习途径。公开课就要让老百姓能听得懂，能产生兴趣，达到普及科学知识的目的。所以学校选择了这门科普性质的课程，我自信我的课还是有一定的特点，能激发同学的创新能力和兴趣。
新闻观点：实际上早有网友呼吁中国的大学应该推出自己的公开课，这是不是说明中国的教学在向外国靠拢？
樊富珉：我不太赞成说公开课是跟外国靠拢，公开课是向学习的规律靠拢。
我从1995年就在开《大学生心理健康》这门课，我会把最新的情况，包括国际上心理学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不断放到课程的内容中。韩国、美国等各个国家的留学生也会来选，所以说我们这门课本来就是国际化的课程。
听说要录公开课，我马上想到了哈佛大学的幸福公开课，觉得我们也应该从幸福讲起。我感觉大学生心理健康不仅仅是针对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更重要的是针对大学生的发展。不过那个时候已经快到期末了，我们只好选了职业规划和幸福人生积极心态这两个专题，四节小课。
真到录的时候，我们和平时的课完全一样，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准备。
人们为何喜爱国外公开课？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我们多少对“国际名校”有着这样那样的渴望与虚荣；不过，更让人能接受的理由则是——国外的课堂氛围更为轻松活跃。
“由于有可能被拍到，如果你们是证人保护计划的一员，或者是逃犯级的人物，最好就不要坐在前排了。”耶鲁大学的Paul Bloom教授在其课堂如此介绍公开课的开设，而Shelly Kagan在课堂上第一件希望学生做的事情，就是管自己叫“Shelly”而非“Professor Kagan(卡刚教授)”：“这年头愿意叫我Shelly的人越来越少了。”
反观国内公开课，衬衫领带式的煞有介事和于丹大妈式的语重心长仍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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