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应对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加快我国工业转型升级步伐_新闻台

　　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发轫于欧洲，近两年来逐步由冰岛、希腊等边缘国家向意大利、法国等核心经济体发展。今年8月，标准普尔下调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至此，欧美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并由经济领域向社会、政治领域蔓延。此次危机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延续和深化，是西方国家多年来经济虚拟化、产业空心化，长期推行赤字财政、高福利制度以及举债消费的结果。它打破了旧有的世界经济循环体系，促使西方国家反思和调整发展理念，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模式深刻变革。全球经济正经历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的重大转折，我国工业面临外部环境重大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和发展契机，加快工业转型升级已成为应对危机的紧迫任务。

　　一、欧美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标志着全球经济走到了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的重要转折点

　　（一）全球经济进入了新的危险期，危机逐渐从经济领域向社会、政治领域蔓延

　　欧美主权债务危机使本已脆弱的全球经济复苏停顿不前。从短期看，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危险期，危机可能传导到更多国家、更广领域，进一步冲击银行体系，造成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10月4日，法国和比利时合资的德克夏银行集团成为因欧债危机而倒下的第一家银行。从长远看，由于西方国家受制于债务困境，无力动用财政扩张手段，更加依赖货币超发刺激经济增长，导致一系列负面的溢出效应，可能引发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滞胀”危机。

　　危机的一个最新动向是，逐渐从经济领域蔓延到社会、政治领域，呈现扩大之势。由于对政府削减财政预算的不满以及失业率的居高不下，西方国家民众开始诉诸抗议游行和示威，在多国范围内演变为规模庞大的社会运动。今年8月伦敦发生大规模骚乱，9月发端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席卷多个大城市并开始向其他国家蔓延。总体看，随着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全球经济环境日趋复杂、更显严峻。

　　（二）西方国家发展理念发生重大转变，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

　　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开始反思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认识到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才是保持国家竞争力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有鉴于此，欧盟、美国均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大力发展新能源、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等新兴产业，力图重振制造业，回归实体经济。

　　“再工业化”既是西方国家缓解危机困境，推动经济复苏的现实选择；也是重构经济发展模式，寻求继续掌控全球经济主导权的战略部署。西方国家“再工业化”将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全球产业进入新一轮升级发展期。随着金融服务业等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制造业的地位将重新得到提升，西方国家将重塑其在技术和知识密集型领域的竞争优势，全球制造业竞争将更加激烈，对我国工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三）全球经济循环体系被打破，投资、消费和贸易格局正经历从“失衡”到“再平衡”的演变

　　危机前，全球经济循环体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欧美等国高消费、高赤字、高负债，而一些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则是高储蓄、低消费、高出口。简言之，西方国家大举发债，扩张财政，用于维持高消费、高福利和救援金融系统；而中国大量出口换取外汇，巨额购买欧美主权债务。这样一个循环体系在一定时期内是平衡的，但逐步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风险。危机发生后，平衡被打破，原有的经济循环出现“短路”，呈现出两个“难以为继”的局面，即欧美国家的高消费、高负债模式难以为继，中国长期高度依赖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也到了必须改变的地步。

　　危机表明，旧的世界经济循环体系被打破，全球经济结构失衡亟待解决，迫切需要在新的模式和格局下实现“再平衡”。当前，需要警惕的一个动向是西方国家借“再平衡”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总的来看，实现“再平衡”的责任主要在发达国家。美英等长期贸易财政双赤字的国家，如果不积极调整其储蓄、投资和消费结构，要达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将是非常困难的。

　　（四）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发生深刻变革，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话语权大幅提升

　　现行国际体制及其各项规则是在二战后逐步形成的，主要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在许多方面已难以适应当今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实力提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但全球经济治理的难度也在加大，各国在经济政策上的协调更加困难。随着国际政治多级化格局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生态环境等公共产品的全球特征日益突出，都要求全球治理和协调机制发生相应变化。全球经济治理模式正在进入一个深刻变革的新阶段。

　　二、我国工业转型升级面临全球经济环境重大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和重要契机

　　（一）欧美主权债务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五个不确定性，对我国工业转型升级提出了严峻挑战

　　一是全球经济仍有二次探底的重大风险，复苏前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主权债务危机引发了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急剧动荡，并进而冲击到国际贸易和各国实体经济部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欧美等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信心持续下滑、经济政策陷入两难境地，短期内难以出现强劲复苏的势头。在欧美经济复苏疲弱的背景下，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尽管增长力度强劲，但通胀压力上升，不足以带动全球经济走出低谷。总的来看，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二次探底的风险正在累积之中。

　　二是国际市场需求放缓甚至萎缩，我国工业出口环境变化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短期看，危机使得欧美等国居民消费信心严重不足。今年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44.5，9月，欧元区17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19.1，均跌至2009年12月以来的最低点。欧美等国消费者信心不足产生的需求下降，将直接影响我国工业出口。长期看，经历此次危机，曾为我国工业快速发展提供支撑作用的国际贸易大好局面，有可能逆转。这对我国工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出口模式、技术能力等提出了严峻挑战。

　　三是我国通胀压力将会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宏观调控对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危机发生后，欧洲央行和美联储大量发行货币，增加对政府债券的购买，美国还考虑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这将推动全球流动性泛滥，进而向我国传导，产生输入型通胀压力。与此同时，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也将加大我国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两者形成的叠加效应，使得我国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面临较大通胀压力，宏观调控的回旋空间极为有限，货币信贷政策取向在较多情况下会适度从紧，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长期影响。

　　四是国际货币汇率博弈复杂尖锐，人民币升值给工业带来的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随着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地位的提升，围绕人民币汇率的博弈日益复杂，西方国家企图将汇率问题作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并牵制我国的崛起。近期，美国参议院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企图以立法方式逼迫人民币升值。汇率升值虽能提升人民币购买力，但将给我国外贸出口造成重大冲击，可能导致众多出口型企业陷入生存危机，并影响宏观经济的良性运行。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连创新高，呈现升值加速趋势。随着这一趋势的发展，我国工业必将承受更大的压力，所带来的影响也将长期存在。

　　五是国际竞争规则和国际贸易规则发生显著变化，全球产业竞争格局演变方向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走出困境，欧美等国除采用传统贸易保护手段外，还通过“碳关税”、劳工标准、社会责任等新规则来加强对国际产业竞争主导权的控制。这些新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某些发达国家削弱发展中国家工业品出口竞争力，遏制新兴国家崛起的有力武器。在此背景下，未来全球产业竞争将呈现更为复杂的形势，我国工业发展将面临重大挑战。

　　（二）欧美主权债务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三大效应，为我国工业转型升级创造了重要契机

　　一是倒逼效应为转变工业发展方式提供了重要机遇期。所谓倒逼效应，是指因国际市场需求收缩、出口受阻以及比较优势的变化，激化工业自身的结构性问题，逼使政府和企业痛下决心解决经济结构中的深层次矛盾。长期以来，我国工业发展过于依赖出口，不仅消耗大量资源，加剧环境污染，还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动的冲击。危机造成的倒逼效应，为转变传统增长方式增加压力的同时也创造了有利条件，企业和政府有更大的压力和动力来增加创新投入，降低资源消耗，开拓国内市场，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是重构效应为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并购创造了有利时机。所谓重构效应，是指由于受到危机的影响，国际投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国际企业竞争格局重新洗牌，新兴经济体获得了对发达国家企业进行收购兼并的良机。此次危机造成了金融市场动荡，股票价格低迷，欧美等国的一些优质资产大幅缩水，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甚至破产。而我国经济所受冲击较小，外汇储备充足，企业实力不断提升。我国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机遇，积极发掘国际产业投资机会，在量力而行、理性选择、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加快海外并购步伐。

　　三是赶超效应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破茧而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良机。所谓赶超效应，是指危机往往催生一批新技术和新产业，在这些领域，发达国家的控制地位尚未形成，技术路线还有多种选择，还将为我国赶超发展赢得宝贵时机。当前，以绿色、节能、环保为特征的新兴产业群迅速崛起，成为各国经济竞争新的制高点。我国可充分利用赶超效应，着力把扶植新兴产业发展作为政策着力点，加快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

　　三、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日益成为我国应对欧美主权债务危机的紧迫任务

　　（一）强化注重实体经济的发展理念，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协调发展

　　统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均衡发展与有机协调，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近年来，美欧等国产业空心化愈发严重，虚拟经济快速膨胀，矛盾累积演化为系统性危机。在本轮危机中，受到冲击最大的恰恰是那些片面强调发展虚拟经济的国家，而工业产业链完整、长期重视制造业发展的德国、日本，受到的冲击影响就很小。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尤为重要。一方面，我国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工业大而不强特征明显，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应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坚持把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作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另一方面，要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形成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新格局。

　　（二）重塑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构建内需主导和消费驱动的工业发展模式

　　受危机影响，世界主要经济体需求结构深度调整，通过国际市场释放过剩产能的空间日益逼仄。国内人口结构变化和储蓄率下降，基础设施建设逐渐饱和，投资率也难以长期保持在高水平。我国工业长期以来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重塑工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不仅是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调整的必然选择，更是保持工业持续较快增长，加快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

　　重塑工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核心是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增强消费对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制定鼓励新兴产业、新兴产品、新兴业态消费的激励政策，多措并举改善工业产品消费环境，优化工业投资结构和提升投资效益。

　　（三）制定优化企业发展环境的综合政策，夯实工业发展的微观基础

　　国际市场需求放缓、人民币升值、劳动力及原材料成本上涨、偏紧货币信贷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形成叠加影响，我国中小企业、外向型企业的生存发展面临严峻考验。迫切需要制定一揽子企业扶持政策，提升企业发展活力，夯实工业发展的微观基础。

　　制定综合性企业扶持政策，着眼点应放在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上。一是稳定出口政策，加大对出口企业的支持。二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避免汇率剧烈波动给外贸企业造成过大冲击。三是有效减轻中小企业税费负担，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四是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建立健全面向企业的公共服务体系。五是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支持大型企业开展跨国并购。六是减少市场准入限制，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

　　（四）培育新优势与开拓新市场并举，保持工业品出口稳定增长

　　对于危机给我国工业出口带来的冲击，从外部来看，欧美等国市场需求下降甚至萎缩，新兴经济体增长势头放缓，国际贸易增长前景不容乐观；从内部来看，我国低成本竞争优势减弱，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培育新优势和开拓新市场迫在眉睫。

　　培育新优势，要加快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鼓励企业研发新技术新产品，大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加强标准、质量、品牌建设，提升劳动大军的综合素质；开拓新市场，要面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引导企业及时调整出口市场结构，努力挖掘新的出口增长点，加快出口市场多元化进程。

　　（五）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快向创新驱动转型

　　对于我国而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既是有效应对当前危机，推进工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也是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掌握发展主动权、增强工业发展后劲的战略举措。

　　加快培育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业，实现若干核心技术的研发赶超，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形成并完善鼓励新技术研发、生产、消费的政策体系。把政府引导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结合起来，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大对高新技术工程化、产业化的支持力度，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加快形成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机制。

　　（六）加快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推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在危机的影响和冲击下，我国工业发展中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解决这些矛盾与问题，亟需发挥信息化在促进工业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为此，加快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既是立足当前、积极应对欧美主权债务危机的紧迫要求，也是着眼长远、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举措。

　　现阶段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一是要加快建设宽带、融合、安全、泛在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二是要加快应用电子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化，大力发展应用软件和行业解决方案，着力提升工业产品智能化水平；三是要深化信息技术在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的应用，全面提高企业信息化的层次和水平，推动工业向创新驱动、集约高效、环境友好的发展模式转变。

　　（作者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