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急功近利已压倒人们对文化应有的理解和尊重_新闻台

　　当前文化生活的繁荣与歧义

　　编者按

　　本文是作者在宁波大学“做人做事做学问”名家系列讲座的文稿(略有删减)，演讲从我国文化生活的日益繁荣以及所带来的种种困扰、担忧等讲起，进而对一些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

　　演讲人：王蒙

　　简介：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他毕生致力于创作，笔锋敏锐，视角崭新，在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翻译、红学以及古典文学等诸多领域成绩显著，是我国新时期文坛上创作最为丰富、最具探索精神的作家之一。

　　阅读提示：

　　■东西多了、普遍了，怎么样去考虑这个精神产品这些文化的形成的积累的水准？到了书店，一看展览的几万种十几万种书，而在这几万种十几万种书中，如何选择出一本自己所需的？

　　■在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精神价值命个名，定个义。

　　■文化它的首要属性是文化的存在改善了人类的生活质量，使人类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类生活更富有凝聚力，使人类过越来越好的生活。

　　■微博也很可爱，如果说一个国家的书没有了，只剩下微博了，以后我们上课也改成了微博体，每节课15秒钟，这是不可思议的，没法想象的。

　　繁荣·分歧

　　繁荣，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有这么大量的，可供选择的文化服务、文化产品、文化手段，有这么大量的文化生活的参与者。我国是很重文的一个国家。从古代开始就一直这样、而1949年至1966年，“文革”开始前的17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共出版过二百种长篇小说，平均每年11.7或11.8种书。现在呢，我们每年出版的新的长篇小说是800到1000种。没有人能统计出如果算上网络小说的话，全国每年究竟到底出现了多少种新的长篇小说。电视，从没有到有，再到现在安上机顶盒有几百个频道；尤其是网络的发展，使大家有了更多途径去获取文化信息，甚至参与到其中。这可以说现今文化事业空前繁荣。

　　与此同时又有许许多多对当今的文化生活、文艺作品的批评和抱怨。比如说，回顾一年才出几十本的时代，那些小说都很有名。1949年到196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有所谓三红两创，《红日》、《红岩》、《红旗谱》，两创是《创业史》、《李闯王》，就是李自成，还有其他什么《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等，可以举出许多许多的作品，被大家所知道。而现在，出了一本书，大家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出的书很少，出一本书，印50万册甚至上百万册。现在出一本书，三万册，还算好的，有的只有两千册。每年，我国出的书有30万种，新的书目20万种左右，重印的10万种左右。但根据新闻出版署的说法，其中一部分从印出来到最后没有卖出去一本，比例为百分之十。电视也一样，在全市只有一个电视频道的情况下看过电影《春苗》七遍，看过《红日》六遍，《决裂》也是七八遍。每个电视的广播员，都能叫得上名字来。现在，一晚上拿着个控制板，换过来换过去，结果临睡前根本想不起看过什么电视节目。因此文化项目多，可选择性强，未必是好事。

　　大量的、网络的阅读养成的习惯，当然他有好的一面，否则我们的好多务工人员哪有那么多机会获取更多的信息，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好的方面，它形成了类似遥控器的习惯，很难能静下心来慢慢读书和思考了。网络所造成的阅读和思考的习惯，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东西多了、普遍了，怎么样去考虑这个精神产品这些文化的形成的积累的水准？到了书店，一看展览的几万种十几万种书，而在这几万种十几万种书中，如何选择出一本自己所需的？

　　一个时期的水平只能由这个时期最高的东西来代表。当谈唐诗时，认为唐朝是一个诗歌非常发达的时代。首先考虑到的是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等。而不可能把唐朝下九流三等以下的诗放进去。如果把唐朝所有人的诗都放进去，一切都会改变。所以，引申出一个问题，究竟我们现在的文化事业是很好还是很差？《中流》杂志曾经发表过非常激烈的言论，现在的文艺不但是1949年以来最差的，也不如国民政府控制的旧社会，甚至比不上敌伪时期。

　　利益驱动or艺术驱动？

　　当前文化生活究竟是市场驱动、利益驱动还是一种艺术驱动、理念驱动？

　　衡量文化生活是根据市场需求与数量的多少。电影看票房，是不是叫座；电视剧，看收视率；出书考虑发行量；网络作品考虑点击率。然而这些和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精神价值又不是完全一样。不能排除市场对文化的促进。为什么有些行业发展得非常快，而且待遇很高，市场起了好作用。

　　但是市场东西，又不是万能的，比如，有些东西很有价值，但市场上并不看好，在历史上也是有证明的。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说看不懂，后来才渐渐地取得相当价值。很多像荷兰梵高一样的著名画家，生前生活艰苦，逝世后作品价值才得以体现。而在我国，很多艺术家是且战且退，最后他不可能挡住，也不需要挡住市场对艺术的驱动。早在1983年《北京晚报》11月3日第一版上方，以显著地位刊登：中国戏剧家协会座谈：不演坏戏，不把戏剧艺术商品化。一直到1990年，文化部党员登记时，还对文化产品是不是商品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执。因为有人写文章谈过文化产品也是商品，结果受到了批评。1980年4月23日来自十三个省区与部队的131名歌手，发出倡议书，提出不健康的流行歌曲正在传播，要积极行动起来，用革命的前进的健康的歌曲去淘汰靡靡之音，让社会主义的歌声响彻大地，踏着威武雄壮的步伐昂首阔步前进。

　　然而到了1983年上海解放日报与支部生活等单位举办庆祝五一演出。结果发生了遇到流行歌曲大受欢迎，遇到正面的朗诵与群众歌曲被嘘的现象。美术上这样的事情也很多，1989年的人体绘画和所谓的另一次现代艺术展，都引起过很激烈的争论。

　　为精神价值定义

　　邓丽君的歌在早前是不合法的，现在非常合法，而且还很受欢迎。这没有任何说法，何必什么事都要有个说法呢？渴了需要喝水，还需要说法吗？现在的文化有这么多类，还比较奇怪。如果要讲市场经济，要讲利益驱动，那欧美比中国市场化更多，无论是《泰坦尼克》、《阿凡达》还是《哈利·波特》，利润巨大。但在出这些的同时，也有他们认为那些个比较高端化的产物，并且不特别追求销量。而中国，许多作家常常感觉自己被冷落，被边缘化，所以，他经常要提出一些很悲壮的口号。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要在中国开展抵抗文学，提出要守护大地，要守护家园，但抵抗要在被侵略的时候产生，否则你怎么能叫抵抗文学呢？

　　回忆一下这几十年来，在文艺上各种各样的批评，不满，或者是困惑，非常之多。1987年第一次中国艺术节，开幕式上，有通俗唱法的《十送红军》，结果在主席台上有位老同志，提出抗议，他就喊了一声“怎么能这么唱呢？”现在这种喊声也没有了，因为大家渐渐明白了，怎么唱，也管不了那么多了。1986年，当时深圳要举行类似礼仪小姐之类的选美活动，曾接到上级批示说，选美活动乃是旧社会视妇女为玩物的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在中国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当时就严厉贯彻，要求深圳停止了活动。现在，海南岛已经三次成为世界小姐的首选了，世界小姐好多都是在三亚产生的。因此在不知不觉中，很多观念都发生了变化，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丝困惑，感到了一丝欠缺，在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精神价值命个名，定个义。

　　在美国的文化、娱乐里面有许多毫无价值的东西。但同时，美国有些大片它里面仍然包含了有价值的，对精神的追求，《泰坦尼克》中，船已经遇了险，船上的乐队，所有的人都在奏乐，庄严地送船沉没，送所有乘客赴命，所有人都穿上最好的服装，打上燕尾结。表现船的尊严，要表现人的尊严，要表现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乐队，即使船上的水已经漫上来了。而中国的大片呢，有些就变成了很空心的东西，因为他没有精神的内涵，什么《三枪拍案》、《大笑江湖》。

　　文化生活中的急功近利

　　急功近利已经压倒了人们对文化应有的理解和尊重。比如说：“文化符号”、“文化标志”。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一个展览，其中有一个敲陶罐子的活动，很有气势，敲的那个叫“缶”，然而那是个人造的文化符号、标志，中国早已没那种乐器。有些是假的文化符号，而有些真的文化符号早就消失了。

　　文化名人所带来的一种旅游资源，一种推销资源。这种资源在中国就变得很可笑。大家都在争夺这个资源。比如曹操的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个杜康酒，河南也出了，因为东汉首都是在河南洛阳，那么西汉的首都是在西安，所以西安也有杜康酒。这个还好说。其他的，对于文化名人，这个说他出生在我这个县，那个说出生在他的县，他原来可能就是一个县，一个省，以至于有的地方的领导说，我们现在发展旅游，就是“先造谣后造庙”，我们先声明这个名人是我们这儿的。李白出生地就非常好笑，说李白出生在四川，还请来领导同志题“李白故里”，但是湖北又坚持李白出生在湖北，而且为了证明出生在湖北，他们还搞了一个国际统一战线。因为郭沫若曾考证说李白出生在贝加尔湖附近的一个地方，好像现在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一个地方。结果，湖北的那个县就请了吉尔吉斯斯坦的专家来举行纪念李白的活动。于是，这个时候韩国的朋友也插上一腿，说李白是韩国人。我觉得非常可爱，觉得韩国人多么重视中国文化。还有说孔子是韩国人。所以说，他就把文化资源化了。说文化是品牌，是名片。还有文化产品是卖点的说法。等于说文化是幌子。当然有一个口号那就更久，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文化它的首要属性是文化的存在改善了人类的生活质量，使人类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类生活更富有凝聚力，使人类过越来越好的生活。如果离开了文化的这一本质，谈资源也好，谈符号也好，谈名片也好，谈卖点也好，是把它当商品来看待的。它可以是商品，但又绝对不仅仅是商品。现在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呢，人人都在谈文化，但回避了忽视了文化的精神性。还有各种泛漫的文化说法，什么茶文化、酒文化、牙文化、巫祝文化、民俗文化、节庆文化、婚丧嫁娶文化，反正没有一个东西不是文化。这也对，但这也是落入了具体的文化样式，而找不着文化的核心，找不着文化的灵魂。这个呢，造成相当大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的文化设备、文化硬件、文化种类在不断发展，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多多少少感觉到我们精神上的困惑，精神上的空虚，精神的无奈，就是你并不能用一种很好的，很有价值的，很有精神的一种说法来解释来衡量你所面临的这些变化。还有些也是非常重要的提法，比如说软实力，软实力很好啊，我们要发展软实力，连我们的党中央文件中也说要发展软实力。软实力中我们需要产业、市场、精品，还需要另一面的提法的补充与平衡，需要经典、高端、深刻性、文化内涵、思想性、时代精神与历史价值、历史地位。

　　能代表今天的文化成果的是……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从贫穷落后，甚至封闭，通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有的说是崛起，但我们国内一般不说崛起，就说是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究竟靠什么来代表我们的精神面貌，精神高度，精神成果。当年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国每个时期都有代表那个时期的文化成果，那今天的代表作是什么？有一位同志开玩笑说，今天最有代表性的恐怕就是手机短信和电视小品了。但我们不能仅仅有这些啊，我们几千年的国家，我们有那么长的历史，我们有过先秦诸子，我们有过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有过曹雪芹。这样一个国家，我们今天确实还缺少应有的能够成为我们民族的骄傲的东西。但是我又不主张过分地攻击和贬低我们今天的文化事业。

　　曾有人问：五四时期的那些作家都是忧国忧民的，他们的作品里面关怀的是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而现在，从作家的作品中看不到这样一种关怀，是不是说现在的作家堕落了？当一个国家面临土崩瓦解，风雨飘摇的时候，作家忽然变成了社会的中心。就像毛主席说鲁迅，说鲁迅是最勇敢、最坚决的人，他不但是一个文章、小说、散文诗的写作者，而且还成为我们精神的导师。巴金也很喜欢引用高尔基的故事，是一个比喻：一群人夜晚在森林里迷了路，面临生命的危险，一个人就把自己的心挖出来，变成了火炬，带领着大家走出了森林。这当然是非常令人肃然起敬的比喻。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另一面，我们现在的社会和当时的社会很不一样。

　　我们现在有大量的文化生活，我们现在提的口号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人民群众有发展的需要，教育的需要，还有其他很多需要，消费需要。而且现在很多消费品是以精神消费来被群众所购买，所使用。我们的人民，尽管有困惑，有牢骚，有批评，但是我们从全国来说，并不是处于一个无限悲情的状态，我们不是这样一个状态。如果说一个文化人，他把自己定位为我就是你们的精神领袖，我就是你们的精神导师，我就是那个把自己的心挖出来当火炬的人，这种定位在今天未必能够取得社会和大众的认同。

　　缺少革命后文化的成果和经验

　　历史上有许许多多革命前的文化成果和经验，但是我们缺少的是革命后的这种文化成果和经验。但一个社会在大的变革当中的时候，会有很多精彩的文艺作品。

　　比如南非的纳丁·戈迪默，她非常有名气，她反对种族歧视，她坐过白人的监狱，在纽约我有幸聆听了纳丁·戈迪默的演讲，她的讲演非常有自信，高屋建瓴，每一句话就像散文诗一样，你抄下来，不但没有错误的字句，也没有错误的标点符号。可后来呢，南非的白人种族政权被推翻了，曼德拉担任正在消除种族主义的南非领袖。南非现在也是金砖五国之一。

　　但是在三年以前呢，纳丁·戈迪默被窃贼进入她的家，偷走了她所有东西，而且窃贼让她把手指上的戒指拿下来，她是一个女作家，她拒绝拿下戒指，她就被窃贼打伤了。在面临新的情况的时候，她的声音就不如她在反种族歧视过程中的那么高亢，那么嘹亮。这里面有些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来积累，积累新的经验。世界上有悲情的和雄辩的文学，鲁迅是这样，甚至连雨果也这样。但是世界上毕竟还有温暖的亲和的文学，泰戈尔就是这样的。

　　当前，真正缺少的是什么？

　　现代人有更多的选择性，打开电视机，有10套、50套，甚至200多套节目供你挑选；到书店里去，10万种，几十万种书摆在那儿供你挑选；上到网络上，有无数的信息等着你选择，但是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相对比较权威的评估呢，有没有一个这样强有力的评估体系或评估系统呢，在美国如果你找穷极无聊的作品，多了，但美国仍然有他自己的权威。比如说《纽约时报》，它的剧评、影评都非常厉害。1982年，我曾经在康州访问过亚瑟·米勒，他写过非常著名的《推销员之死》。当时别人告诉我，他有个新戏要上演，然后就向亚瑟·米勒祝贺。但是他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到现在为止，这个《纽约时报》剧评还没有表态，我很担心我的戏上演很可能达不到预期。后来果然是这样，据说，还被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作品。堂堂的亚瑟·米勒他在乎，非常在乎权威评论的反应。美国有普利策奖，这个奖一般是由美国总统颁发的。日本也是一个非常讲市场的国家，但是日本有芥川龙之介奖，它是由天皇来颁发的。大江健三郎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日本天皇要给他补一个芥川龙之介奖，但大江健很牛，拒绝接受，说我得这个奖跟天皇没有任何关系。法国有龚古尔文学奖。他们就是有一种“既和市场保持相当远的距离，但又不敌视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评估体系，或者是奖项。我们现在的困难在哪儿呢？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我们现在没有好作品，有好作品也发现不了，我可以不客气地说。那么多作品，你怎么看呢，累死你，谁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

　　我们现在没有人做沙里淘金的工作，我们现在甚至也没有人做这个检查我们精神产品里面的三聚氰胺的工作。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只剩下俗。如果说一个国家的书没有了，只剩下微博了，以后我们上课也改成了微博体，每节课15秒钟，这是不可思议的，没法想象的。所以，如何在当前这个我称之为文化泛漫、文化大量、广大公众参与的环境中，仍然有这种沙里淘金的工作，仍然有这种权威的机构对它进行评估，对它进行选择，同样也能够对那些假冒伪劣的精神产品进行汰劣择优，我们现在碰到非常复杂的状况，而且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