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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近期大雾频发，官方空气污染数据遭质疑。漫画：徐骏
上周日，北京某出版社编辑张同冰，去了趟位于北京西郊的京西古道。爬到海拔1500米左右的地方，眼前的景象让他颇为震撼，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雾气，大风吹过，铺天盖地地漫卷过来。
然而，一向自觉身体不错的他，回到家就感觉不舒服，嗓子尤其难受。后来他才知道，那种雾气其实是一种“霾”，含有多种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近日，全国范围内普遍出现的雾霾天气，引发全社会对于城市空气质量监测标准和污染问题的追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上周对1604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多达79.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在城市近期的雾霾天气严重。
72.7%受访者感觉当下空气质量较差
连着几天，张同冰不敢再随意出门，有时想下楼遛个弯，但是看到大雾弥漫的景象，又缩回去了。张同冰开始怀念起冬天刮大风的日子，“虽然很冷，但毕竟把废气刮跑了。”
对于当下空气质量，72.7%的受访者感觉较差，感觉“好”的仅占15.6%。11.7%的人感觉“不好说”。
据北京环保局10月31日公布的数据，10月北京市空气质量二级及好于二级天数为19天，比去年同期减少6天。减少的天数虽然不多，但是公众的身体感受却大不相同，尤其是在这种雾霾天气中，很多人感觉到嗓子和肺部不舒服。这让很多人质疑环保部门的监测数据。
调查显示，69.8%的人感觉环保部门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和自己的直观感受“不相符”。
环保NGO组织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最近去了昆明、成都、广州等南方城市出差。每次回北京一下飞机他总有很强烈的感受，“特别是遇上阴霾天气，立刻就感觉喘不过气来，鼻子不舒服，空气里还有一股淡淡的烧焦味道。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感受。”
张同冰说，大家都感到污染很严重了，有关部门却说轻度污染，怎能不让人质疑？准确的数据才能指导大家采取更好的防护措施。
55.3%的人认为空气质量监测和治理标准滞后
调查中，55.3%的人认为目前“空气质量监测和治理标准滞后”。
中科院政策所科技政策和环境政策方向副研究员袁志彬表示，目前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是从1996年开始实施的，如今人们的环境意识和要求、污染物的数量和类型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标准已经远远滞后于现实。
据了解，作为雾霾天的重要衡量指标，PM2.5（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编者注）在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都已纳入国家空气质量的强制性限制标准，我国则仍采用PM10的监测标准（直径等于或小于10微米，可以进入人的呼吸系统的颗粒物编者注）。
据东方网消息，《环境空气PM10和PM2.5的测定重量法》已于11月1日起在我国实施，这是国家首次对细颗粒物PM2.5的测定进行规范。但在环保部近期进行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中，对于PM2.5仅设立了参考限值。这一标准的“编制说明”解释：目前PM2.5污染较重，如果实施PM2.5标准，我国空气质量将大范围超标。
袁志彬认为，PM2.5之所以不能纳入标准，是因为当经济增长与环境出现冲突时，很多地方仍把经济增长放在优先位置上。
李波认为，之所以不采用PM2.5标准，政府也许是担心数据会让社会产生不安定因素。但实际上，官方数据和解释的公信力出现问题，才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他同时强调，要注意标准问题背后利益集团的游说，比如燃油供应集团、机动车生产商等。
北京某事业单位员工赵红玉，平常都是骑车上班。由于没有专门的自行车道，她每天只能小心翼翼地在各式汽车中间穿梭。汽车尾气很难闻，她不得不戴着口罩上路。但即使这样，这几天，她仍然患上了鼻炎。
2010年11月，环保部发布的《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显示，机动车尾气排放已经成为我国大中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每年200多天的雾霾天气，这些问题都与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细颗粒物等污染物直接相关。
这一情况也获得了公众认可，调查显示77.6%的人认为造成空气污染的原因是“汽车迅猛增长，尾气排放超标”。
李波说，很多研究表明，城市的流动性、通勤的效率和城市经济增长有很大关系。当前最重要的是提高出行效率，要做到有效控制私家车增长的同时，给市民提供更多高效的公交出行方式，解决公交接驳问题。
调查还显示，为减少汽车污染，79.4%的人建议“真正实施公交优先”；70.2%的人建议“严格控制燃油质量，推广清洁燃油供应”；68.1%的人希望“推广绿色能源汽车，限制大排量汽车”；60.9%的人希望“实施严格机动车排放标准”；51.4%的人希望“限制汽车数量”；48.5%的人建议“建立机动车冒黑烟举报制度”。
“公众的健康受损就是很严重的代价”
安徽省某县级市发改委的刘飞（化名）告诉记者，影响当地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源，是工业污染的排放物，包括纸厂、木器加工厂、活性炭生产厂等。当地虽然有环保准入制度，但一些老企业即使达不到标准，也不能停产，只能督促改进。
“现在治理污染的最大困难，就是与经济发展的思路相悖。”刘飞直言，不少官员在公众场合强调要重视环境，但内心还是更重视GDP、工业增加值，“光保护环境了，经济上不去，政绩上不去，怎么在官场上混？”
在工作中，刘飞经常接触一些环境质量监测数据。他发现，这些数据只能起到参考作用，有时还会起负面作用。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企业，见到一些地方环境特别好，可能就不愿意来，因为知道这些地方可能要求比较严，环评通不过。
调查中，对于造成空气污染的原因，85.3%的人直指“某些地方政府GDP至上，工业污染严重”。对于治理空气污染，69.4%的人建议“城市规划要充分考虑环境空气问题”；63.9%的人希望“公布更精确的监测数据”；60.0%的人建议“对社会生产进行动态调控，调节污染源总量”；55.3%的人表示“各地不能各自为战，应统筹考虑、联手防治”。
李波认为，政府对污染企业一定要加强监控力度，弄清楚企业排放气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不能总以经济发展的理由让大家忍着。事实上，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代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GDP了。
他介绍，在日本，老百姓可以去市政厅申请一种一次性简易试剂，用来检测家里或周边某些物质含量是否超标。市政厅让公众检测出于两个目的：一是让公众亲自参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二是公众可以监督周边企业，对企业形成压力。
对于空气污染，普通人能做些什么？54.1%的人表示，“出门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32.1%的人选择“不开车”；38.1%的人“关注空气质量监测情况”；29.0%的人“掌握雾霾天防护知识并向身边人宣传”。
面对雾霾天气，不少人已在采取自我防护措施。63.2%的人表示会“减少外出”，51.5%的人“关闭门窗”，39.2%的人“出门戴口罩”；21.9%的人会“购买空气净化器”。
李波前两天经过鸟巢，看到在大雾天气里，还有不少学生在晨跑。有的学生跑累了就靠在树上大喘气。这让他很担忧：孩子的健康会不会受影响？
针对雾霾天气，袁志彬认为，应该建立起专门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比如空气质量达到三级或四级以上污染水平时，室外体育课等露天活动必须取消；对在空气污染环境中工作的岗位提供补贴；同时通过媒体发布公告，建议人们尽量减少外出。
“应该建立一些预警机制，公众的健康受损就是很严重的社会代价。”李波建议，教育部要考虑改变孩子的锻炼方式，以适应环境和气候的变化。卫生部门也应该出台相应标准，比如在什么样的天气不适宜做哪类运动，还应该编制一些手册，指导公众在特殊天气应注意什么。
调查中，55.6%的人希望建立雾霾指数预报和预警机制；44.7%的人希望，有关机构加强指导工作，帮助民众抵御雾霾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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