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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农场“富农”年收入30万:农业直补为白给

发布时间:2011年10月31日 07:54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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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8日,60岁的赵景余走在田间。赵景余和两个儿子耕种着80多公顷地。 A20—A21版摄影 本报记者 吴伟

  自曝“一年收入二三十万”,黑龙江农民刘贵夫最近被广泛关注和质疑。事实上刘贵夫不是普通农民,他是国营农场的职工;他体现的不是普通农业状态,而是农垦经济。

  在黑龙江农垦区,实行特别的土地政策,土地并不按人头分配,而是承租制,并且相对地多人少,职工可大面积租地机械化耕种。在粮价上涨背景下,耕种大户实现“高收入”。

  经过粮价从贱到贵的历史,农场土地从分散到相对集中,职工耕种土地多少不等。如何分配土地面积,成为农垦区基层官员正面临的一个问题。

  一侧是晨风卷起芦苇黄色的波浪,一侧是望不到边的翻过的黑土地,几公里远处,黑龙江汤原县境内,梧桐河静静流淌。

  梧桐河农场,黑龙江农垦系统114个农牧场之一,属于国家战略储备粮基地。10月18日,穿行在农场的田埂上,刘贵夫兴致勃勃。

  这名49岁的梧桐河农场职工,因为“上了新闻联播”,最近成为当地“焦点人物”。

  此前,10月7日,刘贵夫对着央视的电视镜头说,他承包约500亩地,靠种地一年轻轻松松挣二三十万元,另外国家还“白给”好几万的农业补贴。

  刘贵夫的这段话引来很多网民质疑,不少人认为他是“托儿”,还给他取名“白给哥”。

  刘贵夫则称自己说的数据是算过账的,“30万是保守估计”。

  18日这天,走在田埂上,出租车司机、24岁的何峰,神情有些恍惚地看着侃侃而谈的刘贵夫。

  稻田里,刘贵夫的儿子刘岩龙在收割机驾驶室向何峰打招呼。何峰跟刘岩龙是小学、初中同学。何峰初中时辍学打工,如今买了辆小车在场部跑出租。

  何峰家只有4公顷地,这在梧桐河农场中几乎算最少的。早些年种地不赚钱,何峰家放弃了一部分承包权,“那时哪能想到种地也会发财”。

  “刘四轮子”务农

  农垦区的“大锅饭”体制结束后,全面推行家庭农场,刘贵夫从那时开始种地

  刘贵夫习惯自称是“1连”的人,还会说自己“在18连队还有地”。“连”、“连队”,这些称呼还沿袭着黑龙江农垦人的习惯。

  1947年,第一批复转军人,在“北大荒”建立了第一批机械化农场。“北大荒”的第一次大规模开发,则是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由王震率领10万复转军人进行的。

  当年,除粮食生产外,农垦大军还担负屯军备战的职能。农垦分局被称作“师”,农场被叫做“团”,各个队就叫“连”。

  梧桐河农场党委书记张学锋介绍,梧桐河农场的历史是从1950年开始的,开荒者主要是“劳改犯”。

  今年66岁的张桂森是3队职工。3队当年叫3连,主要是“政治犯”,张桂森的父亲曾被押解于此。1965年,农场向国营农场方向改造,张桂森从河北搬来与父亲团聚。当时有许多“刑满释放者”自愿留下。

  张桂森记得,那时从天南海北赶来的年轻人汇聚于此,和他家一样,在梧桐河落户扎根。

  昔日的军人与“犯人”如今在村头碰在一起,偶尔还互相打趣,“当年还是我押你过来的”。

  根据公开的数据,至1985年,先后有14万复转军人、5万大专院校毕业生、20万支边青年、54万城市知青和大批地方干部,以及无数黑龙江农民开赴“北大荒”。

  1978年,16岁的刘贵夫,随母亲从佳木斯迁入梧桐河农场定居。记忆里,那时“穷,穷得叮当响”。

  后来刘贵夫借钱买了辆小型农用车,在场部跑运输。那是1982年,农用车是稀罕物。刘贵夫在家排行老四,人们给他取个绰号,叫刘四轮子。

  当时普通职工一天收入几块钱,刘贵夫一天赚10几块,农忙时甚至日进100多。

  1985年,是黑龙江农垦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大锅饭”体制结束,垦区全面推行家庭农场制度。

  这一年,梧桐河劳改农场的建制被取消,成立国营农场,隶属黑龙江农垦总局宝泉岭管理局。

  刘贵夫也在这一年开始种地。在他的记忆里,之后的十来年,种地不怎么赚钱也不赔钱。农闲时,刘贵夫就开着“四轮子”到场里拉活儿,贴补家用。

  从亏本到国家“白给”

  粮价偏低的时期,出现大规模弃租现象,部分土地向种地能手、“大户”集中

  一直到2005年,刘贵夫家还只耕种六七公顷地,“又不挣钱,要那么多地干吗?”

  距离梧桐河农场50公里外,是新华农场,与梧桐河农场同属宝泉岭管理局。10月24日,该农场宣传部部长任长江回忆,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粮食价格偏低,还不及现在的一半,种地普遍不赚钱甚至赔钱,黑龙江农垦区土地退租现象蔓延。

  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黑龙江省中心2001年的数据,当年水稻收购价约在114元/百公斤,约合0.57元/斤。

  何峰家的地,就是那个时期弃租了一部分。

  10月19日下午,梧桐河农场,67岁的退休职工付守仓回忆,那时候一年到头下来,生活费都攒不够,有的户基本生活还要靠贷款,有人直接弃地打工去了。

  黑龙江农垦总局下属《农场经济管理》杂志社副主编杨劲回忆,那几年中国曾增大进口粮食的数量。

  那个时期,农场干部、种地能手以及积极分子,按农垦上级单位要求,接过被弃租的土地继续耕种。此时期,还接收农场外的农民承租土地。

  任长江等五六个干部,一共被分到了约50公顷耕地。一边做农场的相应工作,一边要种地。

  梧桐河农场党委书记张学锋说,当年耕地被规模弃租,使得部分土地向种地能手、租地大户集中。

  到2004年,“亏本种地”的情况,有了好转的迹象。

  这一年,中央“一号文件”宣布,用五年时间逐步取消农业税,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实施直接补贴政策。实际至2006年,中国已提前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农业税。同年,又在粮食直补基础上实施对种粮农民的农资综合直补政策。

  梧桐河农场政研室郑雪峰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该场对每亩耕地的直接补贴为13.17元,综合直补为39.23元,二次补贴为3.12元,良种补贴为15元,每亩总共补贴70.52元,折合每公顷土地补贴1057.8元。

  对于刘贵夫,意味着一年能拿到农业直补3.5万元,也就是他说的“白给”的。

  梧桐河农场党委书记张学锋认为,国家“白给”这部分,相当于农业生产的“稳定剂”,如果没取消农业税不进行直补,农民仍然难以通过种地赚钱,也就仍不愿种地。

  2005年,刘贵夫留意到了农业直补的新闻。琢磨了一下,他把“四轮子”卖了,换回一堆农业机械。2005年,他快速扩展承租土地的规模,提升到近30公顷,后来又扩展到30多公顷。

  而在种了几年地后,新华农场的任长江歇了口气。这个时期,按上级要求,农场机关干部全部退出承租的土地。

 

在农垦区,一户耕种几百亩土地的现象比较正常。

刘贵夫把农业直补表述为“白给”,因此被称“白给哥”。

  土地不按人头分配

  农垦区土地不按人头分配,有钱的可以多租地。但要按农场要求标准耕种

  “刘贵夫大概算我们农场10%左右的包地大户。”梧桐河农场党委副书记陆海军说,在黑龙江农垦系统中,刘贵夫的承租面积,算中等偏上。

  10月14日,《农场经济管理》杂志社副主编杨劲介绍,农垦区现行的土地政策,与家庭联产承包有所不同。

  农垦区土地不按人头平均分配,没钱不租,有钱可以多租。土地不能随意耕种,种什么由农场确定,并且要按农场要求标准化种植。

  杨劲认为,这使得农场职工承包大面积土地,搞跨区承包成为可能。

  农场的合同是每年一签,每年初,农场职工通常以家庭农场为单位,与农场签订租赁合同。按惯例,对于上年的土地承包者,来年拥有对原耕种面积的优先续约权。

  根据梧桐河农场提供的数据,该农场共有27万亩耕地,职工人数4000多,人均耕地67亩,约4.5公顷。以家庭农场为单位,承租面积5公顷以下的约占20%,5至15公顷的约60%,15公顷以上的约20%。

  新华农场发展部提供的数据显示,该农场职工中,承租面积5公顷以下的占38%,5至10公顷的占45%,10至30公顷的占16%,30公顷以上的约1%。

  梧桐河农场宣传部部长王琪称,该农场人均土地规模在黑龙江农垦系统中处于中等偏下位置。

  陆海军说,农场职工中普遍存在土地转租行为,种地大户的土地可能比数据所反映的更多。

  记者了解到,梧桐河农场19队的赵景余一家租种有80多公顷(千余亩),其中三分之一是转租来的。

  “家里顾不过那么多地的,或者要外出打工的,就和愿意种地的私下达成转租协议。当然,也可以雇人种地,从播到收,完全不用自己动手。”刘贵夫说。

  新华农场发展部部长高桂兰说,转租行为给农场管理带来一定麻烦,农场文件上并不支持,“但土地向种田能手流转,客观上符合农业规模化耕作的趋势。”

  据介绍,农场土地优先内部职工租种,在“种地值钱”的背景下,非职工很难租到土地。

  农场职工与农民的区别,在土地面积上非常明显。距离梧桐河农场50公里外的鹤岗市新华镇团结村,10月23日,村民王恩发说,村里每个劳力只有3至5亩地。

  作为农场职工的刘贵夫,不享受新农村合作医疗政策,不过他有农场缴纳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等5险1金,退休后可领养老金。

  机械投入是大头

  没有农用机械,无论如何种不了农垦区大面积农田。几乎每户都有插秧机和拖拉机

  对于今年的收入,刘贵夫算了笔账。

  今年每斤水稻约1.5元,每公顷水稻约产1.6万斤,毛利2.4万元。一公顷地需承包费7000元,化肥约2000元,种子约900元,加上农药、人工等,种一公顷水稻成本约1.3万元。

  也就是每公顷纯收入约1.1万元,刘贵夫种了30多公顷水田,收入超过30万元。

  刘贵夫没有计算农用机械的成本。他家有10台各类大小农用机械,其中收割机一台,插秧机4台。他说,没计算在成本内,是因为贷款已还清,目前主要就是油料钱。

  没有农用机械,是无论如何种不了农垦区大面积农田的。购置农用机械,是农场职工投入的大头。

  梧桐河农场1队队长金生估计,该农场,几乎每户都有插秧机和拖拉机,差不多每3户有一台收割机。

  新华农场的任长江介绍,如今,农业机械通常由家庭自行购置,场部仅提供技术支持。农场职工通常都会通过银行贷款,用于农用机械购置、缴纳土地租金等。

  “运输车要10来万,卷扬机要15万,收割机15万。”赵景余说,他的大儿子赵强从银行贷款60多万,小儿子赵鹏贷了40多万。

  自10月初,30多公顷水田,刘贵夫一家三口花了一周多收割完毕。随后父子俩没闲着。刘贵夫接听求租收割机的电话,给儿子刘岩龙安排档期,刘岩龙开着收割机到处替人收割庄稼,

  刘贵夫介绍,通常一公顷水田的收割费在2000元—3000元之间,一天一台收割机能收两三公顷地。整个农忙时期,一台收割机能很轻松地收割30公顷左右。

  10月18日下午,刘贵夫在18队队部闲聊时,公路上突然停下了一辆外地牌照的越野车,他匆匆走出房间。

  金生说,这段时间常有一些外地的粮食运销公司车辆来。现在农场不再是粮食统购统销,而是由农场职工直接与粮食运销企业谈判,按市场价格销售。

  刘贵夫之前只卖了两车稻谷,大部分粮食他还攒着“熬价”。

  十几分钟后,刘贵夫一脸失望地回屋,那只是一辆迷路的车。

  刘贵夫说,好的价格才是挣钱的关键,“你看今年内蒙古的土豆那丰收的,可是价格贱了,四五毛一大堆,农民有啥好高兴的?”

  他说今年梧桐河的水稻收购价已是历史新高,比10年前高了1倍多。

  新的土地分配问题

  不断有职工到农场要地种,农场压力很大,“从别人嘴里抢肉吃”,“难度不亚于土改”

  种粮赚钱了,以前离开土地的人后悔了。梧桐河农场3队队长钱强说,今年几乎每个月都有几拨人到队办来找他要地,但“种粮大户不会轻易把多余的土地分出来。”

  3队的付守仓听说,邻近的绥滨农场,今年已有300多人回农场要地耕种。

  梧桐河农场的陆海军介绍,2006年之后,到场部申请要地的职工,每年都在增加。

  张学锋去年在普阳农场任职,要地申请令他颇感为难:“种地大户当年在亏损的情况下挺过来的,那时没人给他们补。现在种地赚钱了,又要让他们把地给让出来,这于情于理都不合适。”

  任长江把找种地大户要地比喻为“从别人嘴里抢肉吃”,他认为实施难度“不亚于土改”。

  能进入流转的土地,通常是退休农场职工交还的,以及农场干部当年退耕的。

  高桂兰介绍,新华农场分配流转土地的做法是,申请者原有土地较少的优先,“不能搞招标式的价高者得,这样会把租地价格越炒越高,而且肯定会加剧土地向种地大户集中的现象”。

  但土地还是不够。据《农场经济管理》杂志社杨劲介绍,上世纪90年代,为保护自然环境,黑龙江农垦总局下令停止开荒。2001年,农垦总局再次发文强调禁止开荒。

  寻找土地的视线甚至投向了海外。

  自本世纪初,黑龙江农垦区开始鼓励下属企业及农场职工发展境外农场。2011年初,梧桐河农场副场长柴方森带着8名职工,在中俄边境乌苏里斯克市附近的一座小村庄500亩地上种上了大豆。

  8名农场职工腾出的土地,将自动进入农场的土地承租流转。

  职工担心租金上涨

  今年丰收了赚钱了,明年租金会否上涨,成为农场的热门话题

  10月底,梧桐河农场的最热门话题,是明年的土地承租费会不会继续上涨。

  黑龙江农垦系统独立于地方行政体系,土地、财政、司法均不与地方相交,且“政企合一”,农场的土地租金中含有行政单位管理费、农场教育卫生设施建设、农场基础设施建设、职工保险等诸多费种。

  各个农场收取租金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新华农场发展部部长高桂兰介绍,按惯例,农场土地租金由各个农场按照其土地质量、职工数量、产粮、税费等,参考国家有关税费的指导文件自行制定,给出参考价格由上级农垦部门审批通过。

  梧桐河农场党委书记张学锋介绍,根据年初农场定的租金方案,水田承包费是每公顷缴2.25吨稻谷,旱地租金为3000元/公顷。

  梧桐河农场政研室郑雪峰说,七八年以来梧桐河农场一直按照2吨稻谷的价格收地租,去年才涨到2.25吨。

  以前收租的时候,交粮交钱都可以,职工们通常嫌运输麻烦,以交钱的居多,现在租金则要求交粮。

  按程序,土地租金价格会由每年召开的农场职工代表大会2/3通过才有效。但基层职工们私下存有抱怨,虽然年年开会,但他们“被代表”是家常便饭。

  作为租金价格的制定者之一,梧桐河农场党委副书记陆海军认为,“虽然今年丰收了,但不能因农业赚钱就使劲加赋”。

  基础设施仍孱弱

  一年受灾往往要三年缓过来,农场干部陆海军认为,农垦区的抗灾害能力还需加强

  10月23日,新华农场的一名李姓职工说,希望地租别再上涨了,“2000年我种地受了灾,倒赔了6万多元,缓了3年才缓过来。你别看人家一年挣个二三十万,一旦受灾,比如说冰雹吧,平时一垧(方言,指公顷)地净投入就是1万3,那30垧地就得倒赔40多万。一个灾年往往要三个丰年才缓得过劲。”

  任长江介绍,在新华农场的一些低洼地带,现有的3个强排站只能满足正常年景的排涝需求,遇到连续降雨、上游泄洪一类的特殊情况就不好使。农垦区的抗灾害能力还需加强。

  在梧桐河农场,何峰心有忧虑,他担心刘贵夫接受媒体采访时的“高调”会害了大家:“要是上头降低农业补贴,这样种地又不挣钱了。”

  陆海军则不太担心国家补贴政策会有变化,他说CPI上涨过快,农药、化肥、燃油价格持续上涨,都会部分抵消农业直补对种地职工的红利。

  在黑龙江农垦区,各级官员在接受采访时都会反复提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运往四川的第一批救灾粮,是从黑龙江农垦区调拨的。

  《农场经济管理》副主编杨劲戏称,黑龙江农垦区“就是粮食领域的‘国家队"。2011年,黑龙江全省粮食产量超千亿斤,其中农垦区贡献400亿斤,按13亿中国人计,人均约30斤。

  “只要农垦区种粮有保障,那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有保障;农垦区职工日子好,那全国人民的日子都好。”陆海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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