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研究大会：完善程序防止无辜者被精神病_新闻台

　　完善强制医疗程序防止无辜者"被精神病"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1年年会在成都落下帷幕一种关注

　　三天会期200多位学者、专家和实务单位的代表，对此次刑诉法修正草案提出了多个建议。将在下一步修改启动前形成书面报告，送交立法部门作为参考

　　关注焦点对实施暴力的精神病人，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的过程中，应规定司法救济措施，防止“被精神病”现象的出现

　　昨日，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1年年会，在成都落下帷幕。来自全国的200多位学者、专家和实务单位的代表，对此次刑诉法修正草案中的多项规定，提出了建议。并将在下一步修改启动前，形成书面报告，送交立法部门，作为草案修正的参考。

　　经过3天的讨论，有两项议题在参会代表中，基本达成了共识：一是要求修改完善对实施暴力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一节；二是作为立法宗旨之一，要求将刑诉法第一条中的“保护人民”改作“保障人权”。

　　一种关注

　　就在本月28日，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起草历时26年的《精神卫生法（草案）》。而三天以来，刑诉法修正草案中有关对实施暴力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措施，也成为了此次年会上，200多位与会人员关注的重点议题。

　　昨日，与会专家对3天来的讨论议题进行了总结，5个讨论小组中的4个，都把对实施暴力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作为了重点关注对象。作为此次特别程序规定中新增设的一节内容，与会代表认为，草案还存在三个问题需要修改完善：

　　鉴定启动权不能被“垄断”

　　控辩双方都应有启动精神病鉴定的权利

　　刑诉法修正草案规定：精神病人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致人死亡、重伤，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依法不负刑事责任，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法院可以决定强制医疗。

　　“是否启动（鉴定程序），依然是司法机关说了算。”北京大学副教授陈永生说。这次刑诉法修正草案，虽然规定了强制医疗程序，但与之紧密相关的鉴定程序启动，仍然没有涉及。

　　“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一些精神病人因为无法启动鉴定，而被关进监狱，这是对法律权威的损害。”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闵春雷建议，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控辩双方，都应有启动精神病鉴定的权利，才能保证下一步强制医疗程序的正常启动。

　　配套救济防“被精神病”

　　庭审时必须有辩护律师保障当事人权利

　　“我们担心的是，一旦进入强制医疗程序，当事人几乎没有申诉的可能。”

　　一位参会法官说，目前草案的规定是，由检察院提出申请，法院组成合议庭审理，作出决定，或者直接在审理过程中，由法院启动程序。犯罪嫌疑人一旦被鉴定为精神病，他即使不承认，发言权也会受限，被采信的几率也很小。而一旦被强制医疗，送进精神病院，也没有规定可以保障他的申诉权利。

　　“从草案来看，目前的规定是‘有病推论’，法院必须开庭审理，辩护律师必须在场。”闵春雷教授说，程序一旦启动，犯罪嫌疑人就被认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他的权利该如何保证，应该配套司法救济措施。为了避免“被精神病”的现象泛滥，法院在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前，必须开庭审理，而庭审时，必须规定有辩护律师在场，才能保障当事人的权利。

　　医生鉴定人应区别身份

　　委托鉴定程序等规定要与精神卫生法统一

　　“在鉴定一块，精神病的司法鉴定由省级政府指定医院鉴定，在身份上和法律效力上都说不通。”

　　与会的一位法学教授认为，精神病的司法鉴定，事关是否采取强制医疗措施和犯罪嫌疑人的刑罚问题，如果由医院和医生的诊断作为鉴定结果，其法律效力值得商榷，而且也可能存在鉴定不实的问题。如果鉴定结果一旦出现问题，实施鉴定的医生和医院，又该怎样划分责任，追责能否到位，规定都没有细化。

　　有专家指出，目前正在制定中的《精神卫生法（草案）》规定，在病人家属对医院诊断不认可的情况下，可以委托精神障碍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在这一方面，刑诉法应该与之统一。而对于委托程序和监督程序，两法的规定也应实现统一。

　　一种声音

　　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应动态平衡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既然已经写入了宪法，也可以写入刑诉法的总则。”一位专家在发言中如是说。

　　在五名小组代表的汇报中，4位都提到了刑诉法的修改在保障人权上应该有更多动作。社科院法学所常务副主任冀翔德教授就提出，用“保障人权”替代“保护人民”，写入刑诉法第一章第一条。

　　有小宪法之称的刑诉法，一直被视为一部在保障人权方面有着重要意义的程序法。所以，从立法指导思想上，许多代表认为刑诉法应该更多地体现对人权的保障。

　　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宇冠教授还将这一点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系起来，“中央领导人曾多次公开表示会尽快向全国人大提交批准公约的建议，落实公约，刑诉法的修改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在会议的第一天，最高检副检察长孙谦也谈到，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应该是动态平衡的，“在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过程中，不能像过去一样，打击色彩过重，也不宜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出现放纵犯罪，整治不力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