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营商屏蔽垃圾短信无障碍手机用户仍饱受困扰_新闻台

　　垃圾短信漫天飞舞，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手机用户饱受困扰。早前，《人民日报》曾报道过垃圾短信治理的问题，运营商表示，“通讯权谁都有，我们不是执法部门，不可能在短信没发出之前作出屏蔽处理，而且目前的监控技术根本就达不到这一点。”

　　今年9月，广州的一位手机用户不堪忍受垃圾短信骚扰，将某运营商告上法庭，而被告方律师“把原告加入‘红名单’便可收不到垃圾短信”的说法，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说明垃圾短信屏蔽处理技术其实早已成熟。那么，垃圾短信治理的困境究竟何在？

　　技术不力还是利益给力

　　“红名单”的出现意味着垃圾短信治理的技术有可行性

　　由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短信举报受理中心公布的《2011年上半年手机短信息状况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上半年短信息用户平均每周收到垃圾短信13条，环比上涨了1.6条，同比上涨了14%。收到垃圾短信息占全部短信息的比例为27.3%，收到垃圾短信的数量和比例均呈现出上升趋势。

　　随着垃圾短信数量的增多，用户对垃圾短信的不满意程度也有所提升。调查显示，2011年上半年短信息用户对垃圾短信息治理效果感受指数为30.8，同比下降了2.8。

　　垃圾短信漫天飞舞，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手机用户饱受困扰。今年9月，广州的杨先生因不堪忍受短信电话骚扰和个人信息泄露，一纸诉状，将某运营商推上法庭。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在法庭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被告方律师解释称，接到传票后，某运营商已经将原告列入一份“红名单”，通知全体代理商不得再向原告发送广告短信。并且，按照被告方律师的说法，“那份‘红名单’基本都是省领导、市领导等级别的人，原告能受此等待遇，可看出我们诚意！”

　　因为打了这场官司，杨先生被幸运地列入了“红名单”，也真的开始享受起不被垃圾短信骚扰的“高干待遇”。

　　所谓“红名单”，就是为避免垃圾短信发到相关部门领导那里，运营商利用技术手段，将一些“重要人物”的手机号进行屏蔽，以免其像普通用户一样收到垃圾短信。被列入“红名单”的主要是省市领导级别的人，进入“红名单”后，运营商会通知全体代理商不得向其短信电话骚扰。

　　案件一经公布便引起一片哗然，尤其是“红名单”的出现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从监控技术的角度来说，垃圾短信的治理是有可能的。那么，为什么运营商一直偏要以“非不为也、实不能也”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呢？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李曙光说：“垃圾短信一直难以解决，归根结底，并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利益的问题。运营商与垃圾短信发送商之间存在着利益关系，运营商为发送商提供短信发送平台甚至泄露用户个人信息，从中可以获取不菲的收入。因此，让运营商‘自断财路’，实为不易。”

　　某位业内人士所说，“垃圾短信愈演愈烈的背后，是一个新兴的短信群发行业在崛起。而助推垃圾短信泛滥的，是这个行业构成的经济利益链条。”短信群发公司通常发送一条短信，要向运营商支付0.03元至0.05元的服务费，以通常每次发送10万条为例，给运营商的报酬就高达3000元。并且，信息发送量越大，利润就越多。此外，短信群发公司通过投放广告、业务定制等方式所获得的利润还会与运营商分成。

　　利益背后的社会责任缺失

　　增值业务让运营商抛弃了保护用户信息安全与隐私的责任

　　近年来，运营商越来越关注社会责任对自身带来的价值提升，在保持企业稳健经营的同时，对利益相关者负责。中国三大运营商已经连续5年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报告涉及了本质责任、员工责任、绿色责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但几乎没有提到“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与隐私”这一问题。

　　用户满意才是最大的责任，企业的声誉以及随之而来的业绩都会随着用户满意度的提升而提升。而现实中，“我的信息怎么会被商家知道？”、“为什么垃圾短信总是能够找到我”……如此等等，广大用户在收到垃圾短信之后经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从长远发展来看，为了推动电信行业的健康运转，同时也为保证其自身的持久经营，它们不应该仅以获取利润为目的，而更应该保证信息传播内容合理、合法，保护广大用户个人信息的隐私和安全，信息传播环境洁净、有序，在彼此之间的良性竞争中为用户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其次，从信息流转业务来说，无论是使用运营商提供的短信端口，还是私设的短信群发器，垃圾短信都必须通过运营商提供的短信网络平台这一环节，才能最终到达手机终端用户。因此，运营商作为短信通道的提供者，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业务优势地位，规范发送商的相关业务，从而承担起社会责任，为用户提供通畅、安全的短信服务。

　　同时，李曙光指出：“运营商保护用户的信息安全与隐私，是其应尽的‘本分’，就像人要吃饭一样。运营商在获取用户信息，收取服务费用之际，便应有保护用户信息安全与隐私的义务。这既可以说是一种交易，也可以说是一种道德要求。”

　　2008年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曝光了七家公司发布垃圾短信的事件，某运营商的相关负责人当场表态，指出这些垃圾短信大量占用了运营商的短信端口资源，已违反了合作协议，会坚决关闭那些垃圾短信端口。

　　经过整顿，该运营商关闭了相关的短信端口。但是，就在第二年的“3·15”晚会上，人们却惊奇地发现，2008年表示要坚决治理垃圾短信的该运营商竟然就是垃圾短信泛滥的最大助推者。在该晚会上，山东等该运营商的分公司违规发送大量垃圾短信、出售手机用户个人信息的事件遭到了曝光。

　　非不能也，实不为也。社会普遍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唯一解释就是以短信群发的方式进行商业信息发布属于增值电信业务，能够给运营商带来丰厚的利润收入，而这种运营商和发送商的共赢则使得这种业务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同时，虽然我国相关部门已经出台关于治理垃圾短信、规范短信市场的政策文件，但它们的法律效力不够，规定内容也不全。比如说，运营商保护用户信息安全与隐私的“义务”或者“责任”尚且处于道德范畴，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现行条例对于垃圾短信的界定尚不明确，个人隐私的立法保护尚不健全、短信运营市场的监管尚不到位。

　　这一切都导致运营商对垃圾短信的纵容缺乏法律约束，尤其是在丰厚的利润收入面前，运营商更加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抛弃其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