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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社会的家庭毒瘤
家庭成为浓缩各种矛盾和独立支撑并化解压力的最小单位。社会利他主义的力量和内部互助行为少了，加之社会道德下滑，家庭暴力难免增多
本刊记者/赵杰
文/王雨琦 孙超(发自北京)
9月5日，一位不速之客走进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名誉理事长王行娟的办公室。
“当时我刚刚看到她发来的求助邮件，还没来得及回复，她就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了。”10月17日，今年81岁的王行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透露，“她”是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爱人Kim，由于遭遇来自李阳的家庭暴力，“很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四天后，Kim带着李阳一道走进该中心，进行了两次初步的心理测试和辅导。据悉，要完成整个辅导，需要至少15次。“他们目前并未决定是否继续”。
“与时俱进”
李阳的“名人效应”将家庭暴力这一国际难题置于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无独有偶，3月份，北京一名女子劫持出租车的目的竟然是为了求入狱躲避家暴。这两起事件距离26岁的北京女子董珊珊被丈夫殴打致死案尚不满两年。
“家庭，本应是温暖安全的港湾，有时却比冰冷的地狱更可怖。”在接触了太多家暴受害者的案例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桢发出叹息。而在她接触的案例中，家庭暴力越来越多样，原因也越来越复杂。
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早在19世纪提出，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是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形式”。相反，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它只是把家庭经过一个长久时期所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
因此，家庭及其亲属制度直接成为社会的“记事簿”并“与时俱进”，中国亦然。正是出于对这一社会基本单元的高度重视，1950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就颁布了作为国家基本法的《婚姻法》，以规范现实中的家庭行为。
那一年，巫昌桢20岁，正处在一个包办婚姻为主导的阶段。“有90%的婚姻是父母包办”，来自农村的丈夫殴打妻子事件，多由于彼此感情冷淡。
新中国首部婚姻法即重点解决了这一问题，到1950年代末，包办婚姻率大幅下降，自由婚姻和半自由婚姻比率上升至90%以上。
可是，刚刚呼吸到自由空气的中国家庭迅速又跌进政治的漩涡。“文革”十年至上世纪80年代初，政治的过分介入使得家庭同样上纲上线，公开的家庭暴力荡然无存，但是，男尊女卑观念膨胀。“男的被划为右派，一定要离婚。而女的被成为右派，则不必离婚，因为可以接受丈夫的批评教育。”巫昌桢说。
家庭暴力真正进入中国学者和官方的视野始自1980年代，也恰恰是1981年婚姻法修改消除了政治因素之后。改革开放后，广东、浙江等地区的家庭开始成为市场经济探索的活跃因素，较多的私营企业主便产生于此。
但是，伴随而来的是“婚外情”的滋长，先富起来的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开始越来越不安分长期受束缚的小家庭，试图寻求新的刺激。而市场经济同时给了长期处于弱势的女性一次独立的机会，她们面对丈夫的背叛开始学会抗争。于是，夫妻间的抗衡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家庭暴力开始见诸报端，一度引发官方的高度重视，最终催生了新中国第三部《婚姻法》。而据巫昌桢介绍，这部婚姻法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了解决此类问题。
据统计，这一时期的家庭暴力数据比80年代上升了25.4%。另据一项1999～2000年完成的对中国5000 个20～64 岁成年人的健康和家庭生活调查，在中国的城市家庭中共有27%的女性和33%的男性卷入过婚内暴力。其中女性受害者占90%左右。
在此期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曾批示：“家庭乃是我国社会的细胞，我们对婚姻家庭问题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
逐渐被蒙上越来越厚的功利色彩的家庭，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渗透和影响，不得不在金钱等物质利益面前退化，越来越多因房产等财产而起的纠纷让人头疼。这直接迫使司法机关于今年推出一纸《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用以解决离婚事件中最棘手的财产分割问题。据巫昌桢提供给《中国新闻周刊》的数据，司法机关此前有统计，该领域判的离婚案中涉及家庭暴力的有40%。
在经过深入研究后，清华大学家庭社会学教授王天夫发文《城市夫妻间的婚内暴力冲突及其对健康的影响》，其中结论之一为：“随着社会发展进步, 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 家庭暴力反而有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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