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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黄金河道上的匪徒
许多人的营生有赖于这条时而平静时而疯狂的河流。如今，流散的毒贩、派系，错综复杂的武装势力和无以为生的流民越来越频繁地出没在这条水道上
徐会珍仍然吃不下饭。她把菜汤倒进自己碗里，过一会又把茶水倒进去，说两句话，下意识地把别人吃剩的饭菜混进饭碗。她的脑子还很混乱。女儿李燕长到28岁，突然被劫匪杀害在江上。
“她要的背篓我都给她买好了呀。”徐会珍说着就哭起来，一直念叨着自己和女儿的最后一通电话。她的儿子、李燕的弟弟李辉坐在一旁默默地抽烟。“我们(10月)6日下午就知道了消息。开始还骗老人说船出事了，人还不知道情况。实际上我那会儿已经知道我姐姐没了。”李辉说。
亲人仍然还在试图平复徐会珍的心情。没人忍心告诉老人那些残忍的细节。
此时，距案发时间已经过去一周。遇害者亲属都聚集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市的一家宾馆。距此地三小时车程的关累港口正泊着20多艘中国货船。已经没人敢于把船驶向熟悉的湄公河。
如果不是这次惨案，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些终日漂泊在江面上的船家。他们的生活比安宁的江水更加沉默。
“出事了”
“李燕在船上做饭。我还觉得挺安稳，她的朋友也多。有时候她打电话来，我就说注意安全啊，那是因为觉得船周围就是水嘛，怕掉下去有危险嘛。谁知道会发生这次这样的危险。”徐会珍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念叨。
1983年出生的李燕，原本应该在老家云南宣威市一个村庄里安分地生活。但是像村子里有出息的年轻人一样，李燕选择外出闯荡。六七年前，她与一个叫金老六的人结婚，一起去到版纳开始船家生活。
她会做饭，就在“华平号”船上做炊事员。靠岸的时候每天很早起床买菜，中午和傍晚做做饭，其他时间里还算悠闲。每月工资2000元出头。丈夫金老六在另外一条船上打工。两人在关累码头上租了一间房子，靠岸休息时能住上几天。
五六年就这样过去，日子波澜不惊。在徐会珍眼里，虽然李燕常年在外，但她算是个孝顺的孩子。每隔三五天，只要手机可以接收到中国信号，她就会给家里挂个电话，报平安、拉家常，提醒母亲去医院检查血压。
今年9月底的一天，李燕给母亲徐会珍打来电话。徐会珍对她说，“你要的背篓已经给你买了。过几天有人给你带过去。”李燕很高兴。她想要这个背篓已经很长时间。每次买菜，她都得自己手提肩扛一堆袋子。版纳这边没有家乡常见的、方便的背篓。
电话中李燕和母亲说，“你要吃点紫米，泰国的紫米很好，好多人都吃。”节俭的徐会珍不想让女儿破费，一直推脱说“不要不要。”聊了一会，徐会珍说，“我的手机快没费了，别说了。”两人就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一早，徐会珍收到短信，手机已经充值。很快，李燕的电话又打进来。“她说，话费已经给我充了。还说起来有朋友结婚，要去吃酒。”徐会珍回忆。电话里没有太多正经事，无非母亲的唠叨和女儿的嗔怪。“谁知道那是最后一个电话啊??”徐会珍说着又哭起来。
10月6日下午，徐会珍接到女婿金老六的电话，“妈，李燕的船出事了。”李燕的弟弟李辉更详细地知道了姐姐的遭遇，但一直拖延着没把真相马上告诉母亲。
2003年，李辉也曾去到版纳，在一艘货船上做炊事员。干了半年，每月工资只有四五百元。最终因为不适应船上的生活，再加上要照顾老人，李辉还是选择回到老家务农。“现在的收入比姐姐差很多。”他低声说。但是，李辉毕竟安稳地成家生子。“姐姐他们没有小孩。听她说，准备再攒一点钱，明年想回老家盖点房子，要个孩子的。”
在版纳关累港停泊的货船上，一家几口都在船上打工者不在少数。父子、姐弟甚至一家三口，互相介绍、帮衬着陆续上船。这是他们谋求生计的方式。只不过有人选择定居江面，有人选择回到故里。无论怎样，只要有人仍留在船上，一家人只能聚少离多。
“出事了”的消息最早从天涯社区网络扩散开来。“中盛号”船长吴德昌以“北纬21度1973”为网名在各大网站发出帖子。他的船员朋友从事发地点拍了遇难者的照片，他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把照片都贴到了网上。“删了我再发，不能让这个事没人知道。”吴德昌说。
与此同时，停泊在关累港口所有中国货船的船员都知道了自己朋友遇难的消息。
黄金河道上的喜与忧
关累港是东南亚各国经湄公河进入中国的“第一港”，西与缅甸隔江相望，南与老挝陆地相连。在这个2平方公里的码头上，常住人口只有三千人。
船员遇害事件发生后，关累码头平日的喧闹戛然而止。20余艘货船沿岸边整齐地停靠。太阳炙烤着江面，江水在礁石附近一点点打转。出事的船只，就是从这里驶向死亡。
“我的船当天机器突然坏了。如果没坏，那出事的就是我了。"华平号"是临时顶班出发的。”“中盛号”船长吴德昌一边抽着像烟囱一样的水烟袋，一边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这些终日在江面漂泊的船家需要抱团取暖。虽然互相也存在竞争关系，但是一旦有一艘船出现安全状况，其他船员会责无旁贷给予帮助。在宽阔的江面上，无法及时与岸上取得联系，船只之间的关照是生存的保障。
出事之后，“中盛号”一直停泊在关累港最靠近码头的岸边，这艘三层的大船上蒙着防雨布。本来要送往泰国的土豆和水果都已经更改了计划。“今天刚走了一个水手，估计就是不干了吧。出现这样的情况，谁还敢干呢？这不是拿命赌吗？”吴德昌一边说着，一边把水烟袋抽得咕噜咕噜响。不远处的一艘货船启动马达掉头，涟漪把“中盛号”冲得有些摇晃。吴德昌向外看看说，“这是要拉人出去打吗？”
虽然只是句玩笑话，但谁都能感觉到船员们心里的愤懑。这些中国货船上的船员大多来自四川、贵州和云南昭通。有人是重庆河运学校科班出身，先在航运国企任职，国企改制，下岗后到此自谋出路；有人从小跟随在江上工作的家人，注定生来就操此营生。
今年38岁的吴德昌，1993年来到这条江上，五年后从原本是船长的父亲手里接过了轮舵担任船长。“我算是这条江上的第二代。这么好的一条黄金河道，在我的上一代开发起来，如果到我们这一代就断送了，以后下一代问我们，我们该怎么回答？下一代会怎么看我们？”吴德昌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总长4880公里的湄公河是东南亚最长的河流，中国境内的一段被称为澜沧江。这条途经六国的河流对沿途各国经贸往来、文化交流意义非凡。从西双版纳关累港口出发，顺水而下只需12小时就可到达泰国清盛港，返航也只需要20小时。对于货物运输来说，水路比陆路节省许多费用，且载重量也大很多。
1957年，在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支持下成立了由越、老、柬、泰四国参加的湄公河流域研究协调委员会。四国又各自设立了本国湄公河委员会，就湄公河开发作了气象、水文等前期工作。自1963年起，委员会开始进行大量的工程规划和可行性研究工作。在此前后，泰国、老挝和柬埔寨分别在本国修建了一批灌溉工程和水力发电工程。1990年代初，联合国也开始帮助周边各国设计水利枢纽。正是此时，这条河道上的中国货船也开始逐渐多了起来。据云南省航务管理局的数据，目前从事澜沧江国际航运的船舶有98艘，年货运量40多万吨。
而当年，在吴德昌父辈掌舵的年代，从这条河道通过的货船一般只有80吨左右的载重量。每年9月底到冬天的半年时间，河道部分断流，所以无法实现整年通航。而航行时河流上的漂木也成为小货船面临的最大风险。
就在吴德昌来到江上的第二年，即1994年起，历经7年6次事务级会谈后，中老缅泰四国交通部长于2000年4月20日在缅甸大其力市正式签署四国《澜沧江-湄公河商船通航协定》，共同为这条河道的通航提供法律保障。
四国协定的签署让中国船员感到安心。“如果不是这个四国协定，很多人其实也不敢过来开船。”吴德昌说。随着各国对各自水域的重视，以及发电站的建立，从前水面上漂浮的浮木以及生活垃圾基本被打扫干净。2004年，上湄公河航道改善工程完工，河道被疏浚拓宽。21世纪初到2008年的这段时间，在中国船员心中是一段稳定和美好的日子水电站调节水流可以使水域全年通航，货船的生意获益颇多。
但是，船员们后来发现，比明显的浮木、垃圾更为隐蔽的危险一直从暗中窥视着自己。因为这条河道途经著名的“金三角”，流散的毒贩、派系错综复杂的武装势力和无以为生的流民越来越频繁地出没在这条水道上。
“2008年以后，尤其是去年年底到今年这段时间，小的抢劫非常多。有时候我们上岸就去报警，有的时候也不把它当事儿，因为他们(劫匪)也不伤人，就干脆不报警了。但是谁能想到，最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吴德昌叹了口气说道。
谈到江面上的抢劫，很多船员就聚拢过来发表意见。所有人都知道从去年年底开始，小型抢劫呈爆发趋势。但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这些经验丰富的船员谁也无法说清。
手无寸铁，前途未卜
“我就被抢过两次！他们上来查东西，有时候还蒙着头的，眼睛那里挖了两个洞。让船员都蹲在一边，看到现金、手机就拿走了嘛。”“华鑫6号”船长李天明站在码头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10月16日这天下午，他刚刚在中国巡逻艇的护航下从泰国返回关累港口。
这样的被抢劫的经历，在关累码头的船员当中早已见怪不怪。2008年2月，甚至有三名在巡逻艇上的中国水警被毒贩开枪打伤。
“我们每次出去都提心吊胆的。”“黔云9号”的船长兼股东江必胜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在船员们的经验里，从关累港到泰国清盛港的这段航程，有一个叫做孟喜岛的区域最危险。这个长一两公里、宽80米的小岛靠近金三角地区，毒品、枪支泛滥，有人曾看到持有AK47的武装人员在小岛附近搭起草棚，随时会跟上往来的货船。江匪有的讲缅语，有的讲泰语。
据人民网报道称，西双版纳州官方曾对外发布消息，今年以来，此次出事地点大小抢劫发生接近50起。最近，抢劫甚至从针对货船升级为游船。今年8月22日，康辉旅行社境外游的17名游客被不明武装分子挟持五十分钟，财物被抢劫一空。
“让你停你就得停啊。听不懂他们说话，但是拿着枪指着你，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啊。”李天明说，“我们一般都把贵重物品藏好。他们一般不搜身，但是手机是先要被收走的。”
“我算是幸运的，还没被抢过。”“黔云9号”船长兼股东江必胜说。自从此次虐杀船员事件发生后，他就像其他船员一样再也没出港。每天他要么坐在船长室狭窄的铺位上，要么坐在驾驶室的高凳上无所事事。
这艘载重250吨的货船的驾驶室其实非常狭小，两人都很难错身。仪表盘上放着罐头壳儿做的烟灰缸和玻璃杯。和其他所有这类货船一样，船上并没有卫星定位系统或者一键报警装置。据澜沧江船东协会负责人之一成英杰介绍说，他们曾有计划让船东安装北斗导航系统，但因为价格昂贵，计划仍在推动之中。而GPS系统也只是大型运输船和游船才有。所以，一旦遇到紧急状况，这些货船上的高频呼叫手台是船只之间唯一的通讯工具。
“我们手无寸铁。”江必胜摊开手说。按法律规定，中国船员不得拥有枪支、刀具。“即使有枪，我们也不敢用啊。打死了人，回国以后还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江必胜说。
如果没有出事，8月至11月的这段时间是湄公河货运的旺季。每个月他们会在泰国清盛和中国关累之间往返两三次，把中国的水果、蔬菜和茶叶运往泰国，再把对方的食用油运回国内。
“这时候水深，可以装到250吨。水不好的时候，只能装170到180吨。”江必胜惋惜地说。像这个港口的很多船东一样，江必胜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去年，他和朋友合股花了66万买下这艘货船，加上其他费用共计80万元，至今仍欠贷十数万。如果生意正常，这点钱对他来说并不是太大负担。为了减少开支，他自己兼任船长。他有自己的计划，“不一定要干到老。能把房子钱挣回来，就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买个房子，上岸也有个活动空间。”他说。
作为对老家的纪念，来自贵州的江必胜为自己的船起名“黔云”，但是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适应老家的生活。32岁的江必胜已经离异，这是船员必须面对的尴尬终日漂泊注定无法照顾家庭。
按照规定，这种吨位的货船至少需要六名船员船长、大副、轮机长以及三名水手。包括“黔云9号”在内，大多数澜沧江上的中国货船都是这样的编制。虽然目前已经停航，但船员的基本工资还要照发。“每个月一共一万二的工资支出。水手一般每月三千元，好一点的四五千。出航的时候，他们按照货物多少有提成。现在只发基本工资。”江必胜叹口气说，“水手很难招。如果一直停航，人家都不干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办。现在这些基本都是私人自己的船，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江上的生活并不舒适，即使是船长也只能住在难以翻身的床铺上。每日喝水、洗澡都从浑黄的江中打水，再用过滤器过滤一下。娱乐只有喝酒、打牌和吹牛聊天，或者用发电机接上电视看看电视剧。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作为股东，如果生意红火，江必胜一年能挣到十几万元。但是，这次血腥事件造成的停航，让今年的收入打了水漂。
这几天中午，大多数船上都会多做几个菜，再摆上两瓶啤酒。这段时间成为了他们无奈的、必须接受的残酷假期。所有停靠在关累码头的船只上，都弥漫着迷茫的气氛。
这些终日在江面忙碌的船员已经无法适应其他生活方式，而这条养活自己的河道何时能够再次开通，无人知晓。不知船上谁的手机上在放着汪峰的歌，“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 (记者杨时旸 甄宏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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