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

退位诏书

本报记者与恭亲王的合影。

特派记者：徐媛园

　　1911年9月16日，北京德胜门外，全体禁卫军正队列整齐，接受着帝国年轻的摄政王载沣的检阅，年幼的宣统皇帝，此时还不到六岁。在千里之外的武昌，谁都没有想到，在几个星期后的那一声枪响，让清王朝的千里长堤瞬间坍塌。　　　　　　

　　风雨欲来

　　革命前夕“异象”谣言京城满天飞

　　直到今天，清太祖努尔哈赤十五世孙金诚先生，依旧记得老辈人流传下来的辛亥年的“异象”。“北京西潭柘寺有一樟树，每逢皇帝将嗣位，必先生出一枝，正枝才会枯干，历代皆如此。辛亥年老根旁突出一枝，与新枝不相附属。”就是在这一年，武昌的枪声引发了各省独立的“蝴蝶效应”。彼时的北京城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正彼此交织，各种来路不同、互相矛盾的政治新闻，在这座城市畅通无阻。

　　“那时大家了解消息基本还是通过报纸。而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媒体跟进报道的革命。”金诚正在编一本名为《辛亥革命与北京西城》的书。最先刻出号外的是《国风日报》，但号外的出版引来了警察的干涉。于是，《国风日报》在第二天的头版，开了一个版的天窗，上面只印了一行字：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

　　“为什么警察要来干涉？大家都以为肯定是革命胜利了，清政府快完了。”于是，人心更加动摇。无奈之下，警察又找上门来，让报馆“该登就登”。除了《国风日报》，全国报道武昌起义的，还有《汉口日报》、《民立报》、《申报》、《汇报》等。

　　革命之争

　　一场“立宪还是共和”的南北博弈

　　1911年10月14日，清廷史官在日记中说：谣言甚多。外城吴厅丞张皇失措，勒停唱戏。邮传大臣欲停止京津火车，一时人心摇惑……

　　在各种谣言面前，人们脆弱的内心瞬间瓦解。大家纷纷冲向东交民巷大清银行挤兑，北京的金价一路飞涨。天津的租界，此时成为王公贵族们的避难地。而远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求学的胡适得知国内发生的时间，亦在日记中说：北京政府震骇失措。

　　事实上，“武昌兵变”后，摄政王载沣立刻召开了御前会议。“自家的事，还是要自家解决。还是请午楼（荫昌）辛苦一下吧。”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的提议，立刻得到了隆裕太后的许可，因为隆裕太后希望将枪杆子握在满族手中。于是，17日荫昌火速赶到河南信阳坐镇指挥，但前线军队均系袁世凯旧部，将士不听命令，荫昌束手无策，起义的烈火迅速蔓延。荫昌的怯懦，令袁世凯的复出变得无可辩驳。“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奕劻和协理大臣那桐不顾载沣反对，向隆裕进言。其实此时，隆裕太后已经别无选择，只得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然而，面对隆裕太后的任命，袁世凯却以足疾未愈之由婉拒。

　　直到内阁协力大臣徐世昌亲自请袁出山，袁才不急不缓地开出了六项条件：明年即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须委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绝望中的清廷只得“断臂求生”，满足袁世凯的全部条件。袁复出后，十日内便完成了对前线的一切部署。

　　打仗就是拼钱。无论孙中山还是袁世凯，都懂得这个道理。但清廷国库空虚，四国银行的贷款又迟迟不到位。所以，袁世凯在攻下革命军的滦州等阵地后，便偃旗息鼓了。袁世凯不愿意干赔本的买卖，所以，仗，是打不下去了。而在战场上无法取得的利益，在谈判桌上，同样可以得到。

　　袁世凯要“立宪”，革命党人要共和，这场谈判十分艰难。袁世凯一方面借革命党的势力挟持清廷，一方面又以清帝不愿退位为由要挟革命党。正当谈判陷入僵局之时，12月29日，南方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将袁世凯逼入死胡同：君主立宪梦已碎，袁只能逼清帝退位。南方开出的条件是，袁世凯只要牺牲他的“君主立宪梦”，就能换回大总统的职权。

　　南京

　　下一站

　　本报记者专访中国最后一位恭亲王

　　今年88岁高龄的爱新觉罗·毓嶦老先生——中国最后的恭亲王，向记者回忆起“复辟派”的父亲溥伟时，他坐在书房的沙发里，环抱双膝，沉思良久，缓缓吐出两个字：“严厉”。在当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体系中，溥伟留给儿子毓嶦和留给历史的，始终都是一个孤独的背影。而谈到溥仪，毓嶦则用了四个字：“难以亲近”。

　　“有我在，大清不会亡。”“臣可领兵往前线。”武昌兵变后，主张与革命军一战的溥伟刚刚在隆裕太后面前表过决心。但溥伟前脚离开，国务大臣赵秉钧紧接着到来。赵秉钧只说了一句话，就让隆裕太后刚刚建立的抵抗之心动摇了。他说：“若再犹豫，到时候有没有优待条件，可就说不准了。”

　　“中华民国对皇室的优待费，为每年四百万两，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皇帝辞位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等人照常留用，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溥仪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接到袁世凯迫其退位的优待条件那天，袁世凯还哽咽着说：“请皇太后好好教皇上念书，将来还有还政之日。”

　　南通人张謇起草了2000年帝制的“终结诏”

　　1912年2月12日，农历腊月廿五，众臣向隆裕太后和不谙世事的末代皇帝溥仪行礼，太后还礼、落座，一切井然有序。隆裕手中拿着预先写好的诏书，“……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由隆裕太后颁布的这道诏书结束了清朝入关以来267年的统治，也终结了秦始皇以来周而复始的王朝轮回，以最小的代价，和平完成了政权的更迭，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隆裕太后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选择以这样体面的不流血的方式放弃江山权位。

　　这一天，革命党人冯自由记载：“清帝逊位谕旨之文辞即在赵（凤昌）宅起草，乃出张季直（张謇）手笔”。张謇，江苏海门人，这位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南京成立后，北上加入了袁世凯阵营。不过，张謇自己并没有在日记中记载（草拟退位诏书）这件事情。若干年后，张謇之孙、出任过南通市副市长和江苏省副省长的张绪武，在翻看祖父日记时，却发现对于当天的描述，只一句简单的：“此一节大局定矣，来日正难。”

　　是的，务实的张謇洞察力惊人，皇帝没了，中国的未来，还有许多未知的难题待解。

　　1925年，在原紫禁城的基础上建立了故宫博物院。如今的人们，只要花上几十元钱，就能去故宫溜达一圈，或者去天安门城楼上，体验一下“皇帝的视角”。我们很难想象，正是辛亥年的最后一天，宫禁之地天安门对外开放了，当昔日的臣民踏上城楼的那一刻，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本报记者 徐媛园　北京报道

　　■历史背后

　　满族民众，也为辛亥革命抛头颅洒热血

　　从史料上看，在清朝政治地位最高的满族和蒙古族之中，有不少人投身辛亥革命之中。对于上层王公贵族来说，1900年曾支持义和团运动的满族王公大臣，有的在北京城破后全家战死或自尽，逃出北京城的，也大多被八国联军列入祸首名单，由慈禧太后下令杀害或流放、充军。虽然这些王公贵族大多是出于排外或宫廷政治斗争而支持义和团，但慈禧太后照着洋人开出的名单一一惩处的做法，无疑极大损害了清朝统治的威信。个别被通缉的王公被民众掩护隐居，参加了推翻清朝的运动。

　　1911年，端王载漪躲在宁夏定远营（今内蒙古阿拉善盟境内），准备联合哥老会攻城。经历庚子国变之后的满族上层王公贵族，真正忠于清朝的人已经很少。对于普通满族民众来说，满族聚居的东北和北京，在短短10年内遭受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沙俄侵占东北全境和日俄战争的四次浩劫，前三次清政府都以混乱的组织抵抗开始，以屈膝投降告终，甚至惩办参加抗击侵略的满族官兵，最后一次连抵抗的姿态也不去做了，这让满族民众思考，一个完全不能保护家乡的政权，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

　　清朝的灭亡，对满族中下层民众来说，从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上看，并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在政治和法律上，清末新政已经废除了旗人的特权。经济上，一般旗人拿的是固定的钱粮，在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中，生活日益窘迫。辛亥革命时东北三省的起义，尽管远离南方革命军事势力的地区，但在同盟会影响下，满汉人民也自主进行参与了反清的行动。清帝退位当天，民国政府公布了《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条件》，明确了民族平等的原则。　　　　徐媛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