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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在演讲中。记者顾展旭摄
厉以宁接受采访。记者顾展旭摄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昨在广州政协大讲堂演讲
今年的物价还会继续上涨吗？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是怎样造成的，有何良策？城乡收入差距是怎样产生的，应该怎样对症下药？怎样解决就业压力？
昨日，在广州政协大讲堂上，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对中国当前经济运行态势和热点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剖析，并预测如果不发生意外情况，今年物价会稳中有降，预计通胀率全年保持在5%上下。
文/记者李栋、丁虞 通讯员 李志洁
把民间资本动员起来，参与城市化建设。
“机遇就在中国，有无穷无尽投资机会在那里，可以保证中国经济持久稳定的增长。城镇化正在进行，这是给未来中国提供最大投资机会的地方。”厉以宁认为，这是全世界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发展优势。
但是，钱从哪里来呢？“土地财政走到尽头，没有那么多地可卖了。最好的办法，把民间资本动员起来，参与城市化建设”。要调动民间的积极性，厉以宁认为，投资的主体应该是市场引导，而不是行政单位主管，这会降低民间的积极性。
演讲的最后，厉以宁总结说用“中国道路”概括中国的发展方式会更好，“用中国模式不如用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可能带一种固定化，但是用中国道路，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包括我们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教训，这样让世界了解可能更容易”。
物价稳中有降，通胀率5%左右。
通货膨胀的类型主要有三种：需求拉动型、国际输入型、成本推进型。“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是什么性质呢？2008年以后，三种都有，中国的通货膨胀是综合性的。”
厉以宁详细分析了中国目前遇到的通货膨胀问题，他说与上世纪90年代我国发生的通货膨胀不同，各种生产成本的上升成为这一次通胀发生新的推动因素。
“成本推进是第一次遇到，”厉以宁说，首先是用工成本上升。“新生代农民工三分之二有高中学历，不像以前的农民工很多就是小学毕业，甚至文盲。”厉以宁说，还有一个现象，新生代农民工会考虑成本收益分析，包括心理成本，比如夫妻长期分居，或者子女独自留在家中成为留守儿童，所以北京有经济学家预言，中国将进入一个保姆缺乏的时代。
“其次是房地产价格上升”，它是需求拉动了通货膨胀的结果，也是成本推进通货膨胀的原因，因为房地产价格上升，租金也就上升，生活费也上升了。“还有融资成本的上升”，厉以宁说，为了应付通胀，采取紧缩政策，民间借贷成本提高了3到5个百分点。
但是，厉以宁认为“人口红利时代结束”的说法为时过早，“对中国而言，低素质的劳动力时代已经结束，但技工时代刚刚开始”。
在未来，我国应该如何应对通货膨胀问题呢？厉以宁以猪肉涨价为例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个时候鼓励养猪，但是它没有这么快啊。你刚一说政府鼓励养猪了，猪肉就上市了？不会的。怀孕要好几个月吧，小猪养成肉猪要好几个月吧，大半年时间过去，你猪肉一下就能起来？”要解决这一问题，他认为必须要逐步建立规范、健全的国家储备制度和商业储备系统，另外要打击人为的炒买炒卖现象。
对于今年国内的物价形势，他认为只要不出现大的意外，国家的相关政策会逐步发挥效力，到年底前，物价应该是稳中有降，全年通胀率应该维持在5%左右。
一定要“民”富，这才是真的富。
随着我国的经济不断增长，就业压力却越来越大，厉以宁认为，这是因为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的变化率，它的周期是不一样的，“经济滑坡在前，就业滑坡在后，经济回升在前，就业回升在后。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有名的奥肯定律。”
“专靠经济增长率，不能解决就业问题，解决就业靠什么呢？靠民营企业。新增劳动力，70%是民营企业提供的”。厉以宁认为，工业的发展，这是国富，要老百姓富，一定要“民”富，这才是真的富。
那么怎样帮助民营经济发展？“减税啊。只要减税，我国1000万中小企业，3000万个体户，每个中小企业增加几个人，就是好几千万人，每个个体老板找一两个亲戚帮忙，解决了几千万人的就业。就业增加了，生意好了，国家的税收又回来了。减税是今天的效应，明后天税收就增加了。
1840年中国GDP总量就比英国大很多。
今年我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厉以宁以历史事实和教训提醒我们，“GDP的总量重要，但是GDP的结构更重要。”回顾历史，厉以宁说，“1840年，中国的GDP总量比英国大了很多，但是中国当时的GDP结构主要是农产品、手工艺品，而英国主要是钢铁产业，机器设备的制造。”除了GDP的结构重要以外，人力资源结构也非常重要，“中国人口总量在鸦片战争时比英国高很多，但是人力资本结构远远不如英国，英国产业革命后，小学普及了，中学大量建立了，兴办了很多的大学，培养出大量的科学家、技术人员、金融家。而当时中国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妇女绝大多数是文盲，读书人有几个懂科学技术，懂经济管理？就说当前和日本比，我们的人口资本结构也不如日本，日本大学生在人口中的比重比中国大，日本熟练技工在人口中的比重比中国大得多”。因此，厉以宁强调说，“十二五期间，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结构调整”。
自主创新也是未来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支撑点。厉以宁认为，国有企业有着资金量大、资源广泛的优势，而民营企业更加灵活，因此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要联合起来，最重要的是，“创新就要敢于失败，要承担失败”。
必须要让农民拥有（房屋）产权。
“农村的人带着老婆孩子，去城里打工，出去一走，把房子锁上，变老鼠窝了。他没有钱啊，进城以后，房子越来越贵，租也租不到，就钻地下室。北京一个房子的地下室，也没多大，住了16户人家，用纸箱隔成16间，所以北京有个词啊，叫鼠族，变老鼠了。这就是‘两个老鼠’的故事”。厉以宁以“两个老鼠”的故事开始了对城乡收入差距原因的分析。
厉以宁说，“城里居民土地是国有的，但祖传的房子有房产证，可以转让，可以抵押，而农民的意见却很大，祖传的房子没有房产证，不能转让，不能抵押，连出租都困难。”
房产产权上体现的不公平只是城乡差距成因中的一部分。厉以宁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三个“资本”上存在差距，首先是物质资本差距，农村居民因为没有产权而不能将祖传房屋进行抵押即是一例；其次是人力资本差距，农村居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还有社会资本差距，农村居民的人际关系网络较小，不能对他们的工作和发展提供有效帮助。
厉以宁认为，由于这三种资本上的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因此出现了一系列的不平等，首先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平等，导致了就业不平等，从而造成收入不平等，进而形成生活的不平等，最后体现在下一代不平等，并由此开始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
全面不平等的后果是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固定化和职业的世袭化，工资、福利、提升机会和人力资本提升较好的“好职业”被城里人大量占据，农村人只能进入这四方面较差的“坏职业”中谋求工作。
“对策何在？”厉以宁说，“首先，必须要让农民拥有产权。房子、宅基地可以抵押，这样他就可以有第一桶金了；其次，教育资源的分配要均等，一定要分配教育资源；然后，让农民增加社会资源，这是靠自己闯出来的，鼓励他们去闯，让他们到市场拼搏，告诉他们重信用，慢慢他们就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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