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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俊琪在北京五环外的咸宁侯村村口。陈倩儿 摄
高俊琪在天安门城楼前。陈倩儿 摄
初到北京的高俊琪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在北京至少以数十万计的打工子弟中，高俊琪或许是个幸运儿。过去7年里，他在同一所学校拥有一张安稳的书桌，一路念到今年夏天，直到初中毕业。
“也挺想在学校多停留一会儿的。”9月1日，我和他坐在北京东四环之外的咸宁侯村里，他低头摆弄着双手，不经意说了这么一句。不久之前，他已经正式“走入社会”，眼下正在一个修车铺里当学徒工。
一年多以前，高俊琪曾梦想着“考个大学”；一个多月前，他仍计划着“上个职高”；可眼下，他似乎不愿意多谈这些了。我小心翼翼地询问他的感受，他轻描淡写地回答：“也……有点儿失望。”他始终低着头，时髦的斜刘海儿挡住了双眼。
“最后不都是为了生活吗？”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对我说。
我一时语塞。与他聊天，我常常忘记眼前身高1.8米的他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
普通话让我有点儿恐惧
时间回到7年多以前，高俊琪还是老家村里一年级的小学生，“生活”对这个小男孩而言简单而快乐。每天下课后，他和堂弟一块儿打滚，堆泥巴，偶尔还偷偷去赶集，去看为死人摆的戏台。
他的老家在山东德州市乐陵市大孙乡。一天，妈妈留下一句“爸妈串门去，五六天就回来”，便离开了家。他扳着手指头数日子，却等了大半年才见到爸妈。“走，带你到北京玩去。”返乡的爸妈把他带上了开往北京的汽车。
北京在哪儿？高俊琪一无所知。唯一的印象是电视上重播国庆阅兵仪式时的天安门。在他的想象中，北京到处都漂亮得“像天安门似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到达的是北京城边上的一个村子。
这村子位于北京正东边五环之外的通州区。尽管差不多也是农村，可比起“净是地，净是河”的老家，高俊琪仍然感觉新的村子“好玩多了”，有卖零食的小商店，还有每天来来往往的生面孔。
经过本地房东的牵线搭桥，爸妈“啥也没弄”就让高俊琪进了一所公办小学当二年级插班生。他走进了一间通亮光鲜、墙壁雪白的教室，头一回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桌椅。在老家，孩子们每天搬着小板凳去上课，课桌是大家一块儿用的长条桌子。
“不是说北京教育好点儿吗？即使不在城里头，靠边的也比我们种地的强啊！”刚刚在通州落了脚的俊琪妈妈颇感欣慰。
但儿子感觉不自在。第一堂英语课，大家一块儿玩游戏：老师念出英语单词，小朋友们要举起对应的单词卡，做错的要被罚站。从未学过英语的高俊琪一头雾水，每一回他都慌张地模仿身边小朋友的举动，凭着小机灵蒙混过关。
挑战更大的“外语”，是日常的普通话。高俊琪只懂得山东话，听着身边的老师和同学全讲着一种陌生的语言，他不知怎么心里就“有点儿恐惧”。有一回，一个高年级的本地同学跟他说话，他还一下子被吓着了，觉得对方“语气特别冲”，似乎在命令自己。
他说起话来，别的小朋友也听不太懂。常常是他一开口，大家就笑。他用老家的话问一句“你买嘛”(你买什么)，那个狠狠的“嘛”也会让别人误以为他在骂人。
一家人第一次去天安门时，在陌生的城里到处问路，可路人似乎都不能理解他们的意思。爸妈最后只能捧着北京地图，凭手势告诉别人他们要去的地方。
“那时候跟生人说话特别扭。”高俊琪笑着对我回忆道。在北京生活了这些年，他的乡音已经消失，说得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偶尔调皮地模仿一句“大爷，您吃过了吗”，还京味十足。
当时，小男孩暗地里下功夫。他总是留心听村子里的本地孩子说话，把别人的发音记在心里，提醒自己：“下次开口一定也要这么说。”可有些时候，他一张嘴又带上了乡音，心里就特别尴尬。
在学校里，他隐隐感觉凭着自己的口音，或者自己的穿着，别的小朋友轻易就察觉出自己的“不一样”。这所公办学校里几乎没有其他外地孩子，高俊琪总感觉与别人有距离。
“你别扶墙啊，扶墙让你爸妈来刷漆。”一次课间，他站不稳扶了一下墙，一个同学马上这样警告他。这又提醒了他的“不一样”，爸爸当搬运工，妈妈当保洁员，而其他同学的爸妈可以“在大商场里工作”，或者凭着自家房产来收租。
他还细心地留意到，与自己家租住的“睡觉、做饭都在一块儿”的小平房不一样，许多本地孩子都住在两层小楼里，家里“卧室、厨房分得特别清”。
高俊琪一天最快活的时光，是下课后跑回村里，与三五个同样来自外地的孩子疯玩，爬果树，扔石子，拍扑克牌。他们接受了自己与本地孩子的“不一样”，自觉地形成自己的圈子，“不跟他们玩”。
我学会了自己给自己讲笑话
高俊琪在这所公办小学里只上了一周的课，在这个村子里也只待了十几天。很快，爸妈跟着相熟的老乡，搬到了位于朝阳区的咸宁侯村。比起通州来，这里离天安门更近了些。
“反正哪里都有学校嘛。”搬家时，俊琪妈妈心里想。可在陌生的咸宁侯村，高家的新房东与这里公办小学的校长“说不上话儿”，要入学得交两三千元的费用。夫妇俩当时一个月的收入还不到2000元，所以马上打消了进公办的念头，把目光转向了民办学校。
“那儿一学期学费四五百块，饭费也便宜，他们还到村里头接孩子，上完课再送回来，多好呀！”俊琪妈妈还记得，那时每到开学前，许多民办学校就在村里“弄个桌子招生”，她最终为儿子选定了离家20分钟车程的京华希望学校。
在这个新学校里，二年级还没读完的高俊琪成了三年级的插班生。这里的教室，“不亮堂，墙上老掉漆”，每个小朋友也有一套桌椅，可木桌子上“尽是小洞”，木椅子“一坐就晃悠”。房顶是瓦片搭的，“外面下大雨里面也下小雨”，一群小朋友这时便“哪儿不漏往哪儿挤一点”。
但他却感觉，新教室更自在。同学们都是外地来的孩子，说着五湖四海的方言，同样说不好的是英语。很快，他就找到一个死党，“小胖子”。“小胖子”是河北人，跟着“做卷帘门”的爸妈来到北京。他口才好，课间最爱给大家说笑话，一群同学常常被逗得前仰后合。
可四年级的春节刚过，“小胖子”突然不来上课了。高俊琪四处打听，才知道他已经跟着爸妈搬走了。
高俊琪自己离开通州的村子时，也跟“小胖子”一样，事先毫不知情。后来他跟着爸妈返回通州收拾余下的家当，一心盼着还能见到原来的三五个伙伴，没想到那些孩子也已经像自己一样，跟着父母漂到了别处。
过去7年里，高俊琪记不清由于房东加租或收回房子而搬了多少次家。幸运的是，他们一家再也没离开咸宁侯村，他也无须像其他打工子弟那样，频繁地更换学校。
可在他一直就读的学校里，分离却从未间断。每个春节过后，班上都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同学离开，新的面孔一个接一个陆续到来。
“明年你还会来吗？”春节前，高俊琪总会记着问伙伴们一句。大多数孩子总是爽快地回答：“会来啊！”可实际上，答案并不由这些孩子来决定。春节期间，他们的父母回老家后常常有了新的打工计划，来年便带上他们移居别处。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会离开。”高俊琪对我说着，语调慢了下来，眼睛一直看着远方，“那时候，就怕开学时见不到原来的朋友。”
实际上，不仅是学生，老师也不断来来往往。高俊琪记得，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他一共换了7次班主任。“老师一换，感觉那课堂就陌生了，讲课的方式不一样，头几节课很多人听不懂，老师就问我们怎么讲课才能听懂。”
感觉孤单的时候，他就趁父母打电话回老家时，与堂弟聊几句。“来天安门玩吧。”他总是这样对堂弟说。一直在老家念书的堂弟通过网络看过许多天安门的照片，却一直没有到过北京。
“我走了之后，他认识了好多好朋友，现在还像以前那么快乐。”高俊琪的语调变得更慢了，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去7年里，他身边固定的朋友寥寥无几。与他一路同窗的，只有一个男孩，那是他在北京最好的朋友。今年6月中旬毕业后，同学们四散离开，这个最好的朋友也返回老家安徽阜阳打工了。
“原来朋友就特少，现在就更少了。”他说。
“那……你会不开心吗？”刚一开口，我就发现自己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还挺开心的。”他却突然孩子气地笑了，“我学会了如果没有朋友在我身边，我就自己给自己讲笑话。”
再不回去，我就前途渺茫了
高俊琪六年级的时候，京华希望学校接受南都基金会的捐助，改制为一所民办公助的公益学校，同时改名为北京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
什么是新公民？高俊琪至今记得，校长曾在校会上充满激情地解释学校的新名字：“这意味着以后不分外地人、本地人了，你们是这个城市新一代的公民。”
一年之后，高俊琪原校升读初一。不久，老师就告诉初一班级的“新公民”们，他们不能在北京升读高中和参加高考。老师还说，考虑到北京和外地在教材及教育水平上的差异，如果希望将来考上大学，最好尽快回老家念初中。
班里一下子炸开了锅，同学们纷纷讨论该如何选择。
“妈，我想回老家念初中。”在心里考虑了好几天后，高俊琪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爷爷奶奶要下地干活，回去谁管你？他们岁数也大了……”妈妈急着拒绝。
在母亲眼中，高俊琪还是那个“上房顶、爬墙头”的野小孩，“哪个孩子惹着他，他就跟谁打架，村里的孩子都怕他”。爷爷那时候曾语重深长地劝告：“这孩子你打小不管，长大了就是黑帮老大呀！”
高俊琪可不这样看自己。一年前，成绩名列前茅的他被老师推荐加入学校新成立的学生会纪律部。每逢早读、课间和午休，他就戴着写有“治安”二字的袖章到各个角落巡逻，和几个同学一块儿管理着学校9个年级的纪律。
不过，他从没跟母亲提起这些。即便后来初三时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妈妈也只是从别人嘴里才知道这个消息。和许多同龄孩子一样，他嫌妈妈“磨叽”。
他14岁了，渐渐有了主见。到天安门玩，他不再跟着爸妈去，而是喜欢与同学结伴去。通常，他一大早就出发，在村子里的小吃店吃上一大顿早餐，再背上一些干粮作午饭，然后与同行的朋友在城里玩到傍晚才回来。
这一回，他试着为自己做一个更大的决定，没想到却被突然击退。他于是故意躲着妈妈，拒绝和她说话，还坚持“不给她炒菜”。往常，妈妈下班回家晚了，晚饭都由他负责。直到几天之后，做卸货工的爸爸休假回到家，母子间僵持的气氛才在一家三口的饭桌上得以缓和。
但高俊琪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想法。到了初二，眼看着班上陆续有同学返回老家，老师也不时提醒“晚了回去就跟不上了”，他更加坐立不安。
“妈，你让我回去上吧，再不回去我就前途渺茫了。”初二那年的春节前夕，高俊琪突然这么说。
听到这话，母亲愣了一下，突然感觉自己的儿子“像个大男人一样”。这个只念过小学一年级、基本不识字的女人并不是不知道，儿子口中的“前途”意味着什么。
原本在老家时，她根本“不把上学当回事儿”。但在北京呆久了，她渐渐也“梦想着”儿子能上个大学。“你看人家考上大学多好呀！”“人家上班多轻松啊！往办公室一坐，还不累。”她常常听工友这么议论，时间长了也受影响。
那年春节，高俊琪带上自己的书包回了老家。
可一到老家，父母又动摇了。老家的人说，这几年也有孩子从外地返乡读书，原本在外地学习挺好的，可在老家没父母管教，时间长了就学坏了，有些孩子甚至为了到网吧上网，“去偷，去抢，还打老师”。
“村里坏孩子太多了。”一个邻居这样分析，“而且你们这条件，要是他考上大学，上得起吗？”这话说到了高俊琪父母的心坎里，他们猛然意识到，“一年上万块”的大学学费，这个家实在难以支付。
“在我们身边成不了才，至少能成人，至少学不坏，你说是吧？”爸妈这样劝说儿子。
高俊琪开始沉默。生活没人照料怎么办？自己学坏了怎么办？考上大学没钱交学费怎么办？“要是这些真发生了，我该怎么办呀？”他不断问自己，越发觉得难以应对。最终，他又拿起书包，跟着爸妈回到了北京。从此，他再没提过回老家念书的事情。
“我心目中的大学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觉得大学意味着自己的前途，能实现远大的理想。”在一封电邮中，高俊琪这样向我描绘他心中的大学。
“远大的理想”是什么？他还没来得及仔细思考。这个从小喜欢玩具车、不仅爱玩还爱研究的少年只是模模糊糊地幻想过，在大学里学一门与机械或汽车有关的专业，将来“可以设计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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