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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来工子弟生活追踪:无法高考理想不断妥协

发布时间:2011年09月28日 09:18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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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俊琪在北京五环外的咸宁侯村村口。陈倩儿 摄

高俊琪在天安门城楼前。陈倩儿 摄

初到北京的高俊琪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在北京至少以数十万计的打工子弟中,高俊琪或许是个幸运儿。过去7年里,他在同一所学校拥有一张安稳的书桌,一路念到今年夏天,直到初中毕业。

  “也挺想在学校多停留一会儿的。”9月1日,我和他坐在北京东四环之外的咸宁侯村里,他低头摆弄着双手,不经意说了这么一句。不久之前,他已经正式“走入社会”,眼下正在一个修车铺里当学徒工。

  一年多以前,高俊琪曾梦想着“考个大学”;一个多月前,他仍计划着“上个职高”;可眼下,他似乎不愿意多谈这些了。我小心翼翼地询问他的感受,他轻描淡写地回答:“也……有点儿失望。”他始终低着头,时髦的斜刘海儿挡住了双眼。

  “最后不都是为了生活吗?”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对我说。

  我一时语塞。与他聊天,我常常忘记眼前身高1.8米的他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

  普通话让我有点儿恐惧

  时间回到7年多以前,高俊琪还是老家村里一年级的小学生,“生活”对这个小男孩而言简单而快乐。每天下课后,他和堂弟一块儿打滚,堆泥巴,偶尔还偷偷去赶集,去看为死人摆的戏台。

  他的老家在山东德州市乐陵市大孙乡。一天,妈妈留下一句“爸妈串门去,五六天就回来”,便离开了家。他扳着手指头数日子,却等了大半年才见到爸妈。“走,带你到北京玩去。”返乡的爸妈把他带上了开往北京的汽车。

  北京在哪儿?高俊琪一无所知。唯一的印象是电视上重播国庆阅兵仪式时的天安门。在他的想象中,北京到处都漂亮得“像天安门似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到达的是北京城边上的一个村子。

  这村子位于北京正东边五环之外的通州区。尽管差不多也是农村,可比起“净是地,净是河”的老家,高俊琪仍然感觉新的村子“好玩多了”,有卖零食的小商店,还有每天来来往往的生面孔。

  经过本地房东的牵线搭桥,爸妈“啥也没弄”就让高俊琪进了一所公办小学当二年级插班生。他走进了一间通亮光鲜、墙壁雪白的教室,头一回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桌椅。在老家,孩子们每天搬着小板凳去上课,课桌是大家一块儿用的长条桌子。

  “不是说北京教育好点儿吗?即使不在城里头,靠边的也比我们种地的强啊!”刚刚在通州落了脚的俊琪妈妈颇感欣慰。

  但儿子感觉不自在。第一堂英语课,大家一块儿玩游戏:老师念出英语单词,小朋友们要举起对应的单词卡,做错的要被罚站。从未学过英语的高俊琪一头雾水,每一回他都慌张地模仿身边小朋友的举动,凭着小机灵蒙混过关。

  挑战更大的“外语”,是日常的普通话。高俊琪只懂得山东话,听着身边的老师和同学全讲着一种陌生的语言,他不知怎么心里就“有点儿恐惧”。有一回,一个高年级的本地同学跟他说话,他还一下子被吓着了,觉得对方“语气特别冲”,似乎在命令自己。

  他说起话来,别的小朋友也听不太懂。常常是他一开口,大家就笑。他用老家的话问一句“你买嘛”(你买什么),那个狠狠的“嘛”也会让别人误以为他在骂人。

  一家人第一次去天安门时,在陌生的城里到处问路,可路人似乎都不能理解他们的意思。爸妈最后只能捧着北京地图,凭手势告诉别人他们要去的地方。

  “那时候跟生人说话特别扭。”高俊琪笑着对我回忆道。在北京生活了这些年,他的乡音已经消失,说得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偶尔调皮地模仿一句“大爷,您吃过了吗”,还京味十足。

  当时,小男孩暗地里下功夫。他总是留心听村子里的本地孩子说话,把别人的发音记在心里,提醒自己:“下次开口一定也要这么说。”可有些时候,他一张嘴又带上了乡音,心里就特别尴尬。

  在学校里,他隐隐感觉凭着自己的口音,或者自己的穿着,别的小朋友轻易就察觉出自己的“不一样”。这所公办学校里几乎没有其他外地孩子,高俊琪总感觉与别人有距离。

  “你别扶墙啊,扶墙让你爸妈来刷漆。”一次课间,他站不稳扶了一下墙,一个同学马上这样警告他。这又提醒了他的“不一样”,爸爸当搬运工,妈妈当保洁员,而其他同学的爸妈可以“在大商场里工作”,或者凭着自家房产来收租。

  他还细心地留意到,与自己家租住的“睡觉、做饭都在一块儿”的小平房不一样,许多本地孩子都住在两层小楼里,家里“卧室、厨房分得特别清”。

  高俊琪一天最快活的时光,是下课后跑回村里,与三五个同样来自外地的孩子疯玩,爬果树,扔石子,拍扑克牌。他们接受了自己与本地孩子的“不一样”,自觉地形成自己的圈子,“不跟他们玩”。

  我学会了自己给自己讲笑话

  高俊琪在这所公办小学里只上了一周的课,在这个村子里也只待了十几天。很快,爸妈跟着相熟的老乡,搬到了位于朝阳区的咸宁侯村。比起通州来,这里离天安门更近了些。

  “反正哪里都有学校嘛。”搬家时,俊琪妈妈心里想。可在陌生的咸宁侯村,高家的新房东与这里公办小学的校长“说不上话儿”,要入学得交两三千元的费用。夫妇俩当时一个月的收入还不到2000元,所以马上打消了进公办的念头,把目光转向了民办学校。

  “那儿一学期学费四五百块,饭费也便宜,他们还到村里头接孩子,上完课再送回来,多好呀!”俊琪妈妈还记得,那时每到开学前,许多民办学校就在村里“弄个桌子招生”,她最终为儿子选定了离家20分钟车程的京华希望学校。

  在这个新学校里,二年级还没读完的高俊琪成了三年级的插班生。这里的教室,“不亮堂,墙上老掉漆”,每个小朋友也有一套桌椅,可木桌子上“尽是小洞”,木椅子“一坐就晃悠”。房顶是瓦片搭的,“外面下大雨里面也下小雨”,一群小朋友这时便“哪儿不漏往哪儿挤一点”。

  但他却感觉,新教室更自在。同学们都是外地来的孩子,说着五湖四海的方言,同样说不好的是英语。很快,他就找到一个死党,“小胖子”。“小胖子”是河北人,跟着“做卷帘门”的爸妈来到北京。他口才好,课间最爱给大家说笑话,一群同学常常被逗得前仰后合。

  可四年级的春节刚过,“小胖子”突然不来上课了。高俊琪四处打听,才知道他已经跟着爸妈搬走了。

  高俊琪自己离开通州的村子时,也跟“小胖子”一样,事先毫不知情。后来他跟着爸妈返回通州收拾余下的家当,一心盼着还能见到原来的三五个伙伴,没想到那些孩子也已经像自己一样,跟着父母漂到了别处。

  过去7年里,高俊琪记不清由于房东加租或收回房子而搬了多少次家。幸运的是,他们一家再也没离开咸宁侯村,他也无须像其他打工子弟那样,频繁地更换学校。

  可在他一直就读的学校里,分离却从未间断。每个春节过后,班上都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同学离开,新的面孔一个接一个陆续到来。

  “明年你还会来吗?”春节前,高俊琪总会记着问伙伴们一句。大多数孩子总是爽快地回答:“会来啊!”可实际上,答案并不由这些孩子来决定。春节期间,他们的父母回老家后常常有了新的打工计划,来年便带上他们移居别处。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会离开。”高俊琪对我说着,语调慢了下来,眼睛一直看着远方,“那时候,就怕开学时见不到原来的朋友。”

  实际上,不仅是学生,老师也不断来来往往。高俊琪记得,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他一共换了7次班主任。“老师一换,感觉那课堂就陌生了,讲课的方式不一样,头几节课很多人听不懂,老师就问我们怎么讲课才能听懂。”

  感觉孤单的时候,他就趁父母打电话回老家时,与堂弟聊几句。“来天安门玩吧。”他总是这样对堂弟说。一直在老家念书的堂弟通过网络看过许多天安门的照片,却一直没有到过北京。

  “我走了之后,他认识了好多好朋友,现在还像以前那么快乐。”高俊琪的语调变得更慢了,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去7年里,他身边固定的朋友寥寥无几。与他一路同窗的,只有一个男孩,那是他在北京最好的朋友。今年6月中旬毕业后,同学们四散离开,这个最好的朋友也返回老家安徽阜阳打工了。

  “原来朋友就特少,现在就更少了。”他说。

  “那……你会不开心吗?”刚一开口,我就发现自己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还挺开心的。”他却突然孩子气地笑了,“我学会了如果没有朋友在我身边,我就自己给自己讲笑话。”

  再不回去,我就前途渺茫了

  高俊琪六年级的时候,京华希望学校接受南都基金会的捐助,改制为一所民办公助的公益学校,同时改名为北京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

  什么是新公民?高俊琪至今记得,校长曾在校会上充满激情地解释学校的新名字:“这意味着以后不分外地人、本地人了,你们是这个城市新一代的公民。”

  一年之后,高俊琪原校升读初一。不久,老师就告诉初一班级的“新公民”们,他们不能在北京升读高中和参加高考。老师还说,考虑到北京和外地在教材及教育水平上的差异,如果希望将来考上大学,最好尽快回老家念初中。

  班里一下子炸开了锅,同学们纷纷讨论该如何选择。

  “妈,我想回老家念初中。”在心里考虑了好几天后,高俊琪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爷爷奶奶要下地干活,回去谁管你?他们岁数也大了……”妈妈急着拒绝。

  在母亲眼中,高俊琪还是那个“上房顶、爬墙头”的野小孩,“哪个孩子惹着他,他就跟谁打架,村里的孩子都怕他”。爷爷那时候曾语重深长地劝告:“这孩子你打小不管,长大了就是黑帮老大呀!”

  高俊琪可不这样看自己。一年前,成绩名列前茅的他被老师推荐加入学校新成立的学生会纪律部。每逢早读、课间和午休,他就戴着写有“治安”二字的袖章到各个角落巡逻,和几个同学一块儿管理着学校9个年级的纪律。

  不过,他从没跟母亲提起这些。即便后来初三时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妈妈也只是从别人嘴里才知道这个消息。和许多同龄孩子一样,他嫌妈妈“磨叽”。

  他14岁了,渐渐有了主见。到天安门玩,他不再跟着爸妈去,而是喜欢与同学结伴去。通常,他一大早就出发,在村子里的小吃店吃上一大顿早餐,再背上一些干粮作午饭,然后与同行的朋友在城里玩到傍晚才回来。

  这一回,他试着为自己做一个更大的决定,没想到却被突然击退。他于是故意躲着妈妈,拒绝和她说话,还坚持“不给她炒菜”。往常,妈妈下班回家晚了,晚饭都由他负责。直到几天之后,做卸货工的爸爸休假回到家,母子间僵持的气氛才在一家三口的饭桌上得以缓和。

  但高俊琪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想法。到了初二,眼看着班上陆续有同学返回老家,老师也不时提醒“晚了回去就跟不上了”,他更加坐立不安。

  “妈,你让我回去上吧,再不回去我就前途渺茫了。”初二那年的春节前夕,高俊琪突然这么说。

  听到这话,母亲愣了一下,突然感觉自己的儿子“像个大男人一样”。这个只念过小学一年级、基本不识字的女人并不是不知道,儿子口中的“前途”意味着什么。

  原本在老家时,她根本“不把上学当回事儿”。但在北京呆久了,她渐渐也“梦想着”儿子能上个大学。“你看人家考上大学多好呀!”“人家上班多轻松啊!往办公室一坐,还不累。”她常常听工友这么议论,时间长了也受影响。

  那年春节,高俊琪带上自己的书包回了老家。

  可一到老家,父母又动摇了。老家的人说,这几年也有孩子从外地返乡读书,原本在外地学习挺好的,可在老家没父母管教,时间长了就学坏了,有些孩子甚至为了到网吧上网,“去偷,去抢,还打老师”。

  “村里坏孩子太多了。”一个邻居这样分析,“而且你们这条件,要是他考上大学,上得起吗?”这话说到了高俊琪父母的心坎里,他们猛然意识到,“一年上万块”的大学学费,这个家实在难以支付。

  “在我们身边成不了才,至少能成人,至少学不坏,你说是吧?”爸妈这样劝说儿子。

  高俊琪开始沉默。生活没人照料怎么办?自己学坏了怎么办?考上大学没钱交学费怎么办?“要是这些真发生了,我该怎么办呀?”他不断问自己,越发觉得难以应对。最终,他又拿起书包,跟着爸妈回到了北京。从此,他再没提过回老家念书的事情。

  “我心目中的大学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觉得大学意味着自己的前途,能实现远大的理想。”在一封电邮中,高俊琪这样向我描绘他心中的大学。

  “远大的理想”是什么?他还没来得及仔细思考。这个从小喜欢玩具车、不仅爱玩还爱研究的少年只是模模糊糊地幻想过,在大学里学一门与机械或汽车有关的专业,将来“可以设计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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