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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黑龙江调研时发现，齐齐哈尔、黑河、绥化三市在教材选用方面分别存在多年使用未获批教材、行政干预色彩较浓等现象，一些领导、教研员成为某些国有大型出版社“公关对象”。
据教育部权威人士透露，7月11日，教材编写“一纲多本”制度十周年之际，新一轮义务教育阶段教材修订工作正式启动。业内专家指出，若当前列于《2005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学用书目录》(以下简称教育部《书目》)的某些教材未能通过新一轮审查，不排除多个省份在重新选用教材的过程中对未入《书目》的教材进行淘汰。多位官员和学者就此呼吁，在数百亿教材市场的重新洗牌中，亟须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发文规范市场，遏制各大出版社“重分蛋糕”时出现违规行为。
未获批教材竟使用多年
5月13日，记者来到齐齐哈尔市。据了解，齐齐哈尔市所有初中的英语教材近几年选用的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简称“外研社”)的教材，而这一套教材并未被列入教育部《书目》。直到今年9月，才换成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以下简称“人教版教材”)。
齐齐哈尔市二十一中一位副校长向《经济参考报》记者介绍，这个处于城乡结合部的初中部，已经被迫使用该套教材近六年。
齐齐哈尔市三十四中高三英语齐老师表示，“这套教材第一版的语法、翻译的错误非常多，而且一些单词表里的生词课文里没有；我们过去很难想象，一本教材有这么多的错误！”
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教科书审定制度……未经审定的教科书，不得出版、选用。”教育部权威人士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证实，若教材封面最上方未标注“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字样，就不属于教育部《书目》内教材，选用则属违规。
记者看到，齐齐哈尔市使用的外研社教材上并无上述字样。记者对此向黑龙江省教育厅基教二处相关负责人了解情况时获悉，齐齐哈尔市2004年就选用了外研社教材，而教育部《书目》2005年才颁布，该教材并未列入《书目》。而齐齐哈尔市现任教育局长在外研社教材使用后才上任，对当地新华书店发给学校的教材版本并不清楚，直到今年初才发现版本不同的问题。
记者就此向教育部了解情况，得知齐齐哈尔市教育局今年7月在给教育部基教二司的回函中称，陈琳主编的外研社版教材有两套，一套是初中起点版(未入教育部《书目》)，一套是一条龙衔接版(入教育部《书目》)。
该函称：“教研员和教师们对教学用书目录的情况也没有进行深入了解；加上担任市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选用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和人员发生变化，因此我局对……情况不十分了解，不知是如何变化的。”而上述教育部人士8月11日对记者表示：“这是明显的偷梁换柱行为，教育部肯定要严肃处理。”
教材选用行政干预色彩浓
记者在黑河市采访时了解到，近十位英语教师和市教研员见证了一场被认为“不可思议”的教材选用会议———黑河市教育局4月27日召开的“2011年秋季(英语)教材选定会”。
据介绍，教师代表是当天被临时通知开会的，多个中学的英语教研组长证实，他们会前“没来得及跟老师们征询意见”。与会的黑河二中英语教师林存玲也表示，这次更换为人教版教材，教育局没到基层调研过。
黑河市教研院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中层干部转述了一些与会者的见闻：“担任教材选用委员会副主任的一位副局长主持会议并首先发言。他说‘要换成人教社版的，上面有这个意思’，随后没让与会者讨论三本参选教材的优缺点，不让提其他教材。”该人士补充道：“会后至今没有唱票和公布票数”。与会的黑河二中林存玲指出，教育局领导当时说，开会是为了“走个程序”。
教育部文件曾指出，地(市)教育行政部门应成立教材选用委员会，负责教材选用工作。“教材选用是一项业务性很强的工作，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干预教材选用工作”。
多位黑河市教育工作者向记者证实，当时与会的黑河三中高级教师吕轶男曾向这位副局长建议改用别的教材。“他说了句，你提的意见我会考虑一下，然后宣布散会了。”
吕轶男向记者表示，黑河市的初中已从四年制改为三年制，按目前黑河师生的英语水平，使用人教版教材太赶了，“恐怕以后英语教学不是好生、差生两极分化，而是市区、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多极分化了”。
记者从黑龙江省教育厅基教二处了解到，黑河市教育局今年7月向省厅汇报称，原教材改为人教版教材有三个原因：一是初中教材改为人教版后，有助于与小学教材衔接；二是黑龙江省使用原教材仅黑河市一地，中考命题时感到很 困难；三是原教材出版社曾在教材发行中出现事故，录音带迟了近一个学期才发给学生。黑河市教育局解释称，“初中与小学教材衔接”的说法，出自前任教育局长之口，该领导现已调至市教育学院，所以没有任何书面的会议记录。
上述省厅基教二处相关负责人说，“黑河市赶在教材征订阶段的节骨眼上换教材，按教育部规定，各地市中途换教材需要省教育厅审批通过，但我们出于谨慎并没有批。”他表示，9月份新学期开学黑河市直接在全市使用人教版教材，“这肯定是不合适的”。
记者在绥化市采访时了解到，去年3月22日，黑龙江省出版集团董事长向时任绥化市委主要领导致函，希望关注一下绥化市人教版教材的选用工作，积极支持绥化市教育部门能够在新学年起选用人教版教材。绥化市政府部门多位官员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证实，时任绥化市委主要领导将对该函的批示转给绥化市教育局长，请其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并予支持。该批示同时下发绥化市下辖各市县教育局。
绥化市教育局一位参与教材选用工作的官员表示，市教育局最初发文时建议使用的是“仁爱教育研究所或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让绥化市下辖的区、县、市自己选。
“绥化市新华书店的老总老找我，让我换成(人教版)教材，我也说改不了，他当场来了句‘找个比你官儿大的’，然后暗带威胁，要通过区里一把手，不让我分管教材了。”绥化市北林区教育局一位副局长向《经济参考报》记者透露，“当时市里给下辖的区、市、县一把手做工作。北林区区长问我，现在其他9个市县都同意换教材了，就剩咱们没换，这事你扛得住吗？我说扛不住也得扛。”
绥化市下辖的肇东市教师进修学校一位副校长指出，人教版教材系统性强，错误率低，但起点较高，需要在小学先掌握300至700个单词，不适合小学阶段缺乏外语教师资源的农村学校以及没上外语课的农村学生。
出版发行方“银弹”攻教材选用
虽然上述三市仅为地级市，但齐齐哈尔市教育局基教处副处长王宽向记者透露，2010年秋季起的最近一个学年，齐齐哈尔市共有初中学生157700人。初中三个年级违规教材的第一册至第六册定价9 .84元至12 .84元不等，以每位学生使用三年，齐齐哈尔市使用两个教学循环(即6年)计算，上述违规教材至少涉及金额2700万元。
现行教材选用体制始于本世纪初。2001年6月，教育部《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颁布，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单位、团体和个人编写符合中小学教学改革需要的高质量、有特色的教材”，从而打破了人教社对教材出版的垄断局面，并涌现出江苏教育出版社(简称“苏教版”)、湖南教育出版社(简称“湘教版”)等地方巨头，以及仁爱教育研究所等民办机构。
此后，地方甚至民办教材只要通过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就能获得国家认可。当前，小学阶段有12个出版社的教材版本，初中阶段有6个出版社的教材版本，共计有18个版次进入教育部《目录》。
一位国有独资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士透露，“一纲多本”推行初期，县级政府就能决定教材选用，许多教材代理商过去能通过这一项业务就举家移民、别墅小车。后来，根据当时出现的一些问题，教育部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选用权回收到地市一级，这使得出版及代理机构的‘公关费用’日益增加。这两年，教材限价又让出版社盈利空间越来越小，竞争越来越激烈。”
“最夸张的是，出版机构会根据当地教育系统官员和专家在教材选用和发行中的大小作用，量身定做各类待遇，小到买教材送教辅书、送境内外游，大到发行收入的‘返点’、‘分成’甚至提供‘特殊服务’！”该人士称。
一位教育部前官员称，他曾在全国多个省市县的教育学院或教师进修学校摸过底。“在不正之风的腐蚀下，几乎没有一个教研员能够十年如一日、踏踏实实搞教学研究和教学指导。他们天天推销自己编写的教材，或者给别人编写的教材做宣传，拿教材定价10%的‘抽头’，一个个整得跟医药、保险推销员似的。”
黑河市教材选用会议上的“领导定调”也并非特例“很多地方是由地市行政一把手决定教材选用。”
一位出版界资深人士透露，他参加过好几个地方教材选用委员会的会议，教育局领导或基教科长会先跟教研员“定好基调”，某一年级的教研组长就会“顺势”把某些教材捧到天上或者踩在脚下，“至于直接从事教学工作的基层教师的意愿，就只能‘被代表了’”。
即便是受益于“一纲多本”政策，某出版社负责人也承认：“‘一纲多本’如果不是教材内容的多元性，而只是出版社数量的简单增加、同质化竞争，只是换了下书皮、版权页和课后题，完全达不到‘改革创新’的初衷！”
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指出：“亟需建立教材选用招投标管理办法以及教材企业资质认证标准，并在教材选用中尽最大努力去行政化。”
两部委联合监管机制难落实
“出版社对教材选用所做的工作是很猛的。”教育部一位司局级人士说，有一种“公关”模式正在地方兴起———外地或全国性出版社给当地出版集团“做工作”，再让后者成为前者的“白手套”。黑河市教研院中教部一位教研员也感叹，人教社那么多年了，实力挺雄厚的，又跟新华书店合作多年了，“这次人教社没有走到前台，通过新华书店来运作。”
教育部基础教育相关部门的人士表示，由于种种原因，教育部迄今尚未出台规范教材选用的正式文件，而是在每年秋季公布教育部的指定用书目录时，在教育部通知前面附上一段关于规范教材选用的相关要求。
该人士向《经济参考报》记者透露，部门规章级别的《教材选用管理办法》已获教育部政策法规司立项，并已完成初稿。接下来将召开座谈会并征求各省区意见，争取今年年内出台，并将适用于明年3、4月份的各地新一轮教材选用工作，教育部明年也将重点督察各省市对该办法的落实情况。
上述教育部人士指出，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教研部门、学校都属教育系统，该办法足以对他们形成约束力。但他感慨，“出了教育系统，出版社、新华书店等，教育部都管不了，要由新闻出版总署出面”。
上述国有独资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士称，围绕教材发行主动权，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长期存在分歧。“教育部要求将教材发行管辖权划归教育部，实现教材编写、出版、发行一体化管理。”
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教育部今年早些时候曾向新闻出版总署发函称，新闻出版总署主管的某些省区出版集团、某些地市新华书店，并没有落实好已经选定的教材的发行工作，却反过来干预教材的选用过程。上述教育部人士透露，教育部正在和新闻出版总署商量联合发文事宜，以期整顿教材发行市场秩序。
记者 梁嘉琳 黑龙江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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