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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李建国作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报告。报告中涉及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的众多数据，使得国内外媒体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进一步升级。
8月26日，一家英国媒体撰文呼吁中国全面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以应对中国“多老”、“少子”的现状，认为“单独二胎”等微调政策不足以扭转人口结构严重老龄化趋势。文章认为生育政策有相当长的滞缓效应，即使中国现在就着手放宽计生政策，今年出生的二胎、三胎婴儿，到2025年也不过14岁，未到结婚年龄，到2042年才31岁，真正能够大幅度地改变中国的人口结构，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年头。
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热议中，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了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今年4月，翟振武曾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进行讲解，他对本刊记者表示：“综合考量之下，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完善的空间和基础已经具备，调整的方向也已明确。但这种调整决不能是大开大合式的，一定是分步骤的、有过渡的。”
“政策调整的时候到了”
《瞭望》：如何看待近一时期国内外媒体对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评论？
翟振武：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综合问题。简单的“算数”，有时并不能展现其完整的意义。应该看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生育率下降，老龄化的进程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在经济不发达情况下，通过计划生育政策的人为干预，使生育率下降速度更快。因此，中国也面临着更快速的老龄化问题。
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调整。在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数量过快增长势头得到很好控制的前提下，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也具备了一定的空间。
计生政策的调整，可以缓解老龄化进程，有利于家庭结构的完整和优化，有利于改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也可满足人民群众的生育意愿。因此，我个人拥护从现在就开始完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政策完善和调整决不能是大开大合式的，而是要分步骤、有过渡的。
《瞭望》：目前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时间点已经到了吗？您认为主要有哪些考量因素？
翟振武：我认为，近一段时期就已经可以开始调整计生政策了。但是人口政策这样大的政策调整，事先的准备、讨论、研究要特别充分。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写明“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应该说调整的意向和方向已经明确了。
对计生政策作出调整，应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现行政策实行30年来，中国的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控制，因此有了调整空间，如果现在中国人口增长得还很凶猛，那么政策完善和调整的基础就不存在了。二是，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矛盾逐步突出，应该未雨绸缪地进行前瞻性的调整。三是，计生政策调整要稳妥、有过渡，避免人口的突升突降。这些问题都要全面考量。
《瞭望》：与30年前相比，中国目前的人口资源承载能力有没有变化？
翟振武：人口承载能力是一个变量。30年间，随着土地利用率和粮食产量的提高，中国的人口资源承载能力确实提高了很多。30年前我们有10亿人，现在有13亿人，生活水平还更好了，这都说明了支撑能力在不断提高。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大量利用了国外的资源，比如石油、钢铁、化肥等物资的大量进口。而且人口承载能力的提高也付出了一定代价，比如近年来越来越凸显的粮食、蔬菜、肉蛋生产中使用过量化肥、甚至增长素等食品安全问题。
在此背景下，未来在实现人口零增长、达到15亿人口峰值后，中国的人口数量应逐步、缓慢下降，以减轻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更为有利。
“老龄化已无法逆转”
《瞭望》：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角度衡量，放宽生育能够起到多大作用？
翟振武：首先应该明确，无论中国是否放开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方向都已无法逆转。即使现在实行“单独二胎”，甚至全面放开二胎，对未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只能起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这个作用大概是2～3个百分点的降低，比如老龄化率从28%下降到25%或26%。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历史必然的进程，只要生育率下降，就必然会经历这一过程。众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都面临这一问题，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促使人们生育观念发生改变，生育率也在下降，伊朗、越南的生育率也大幅下降，接近更替水平(2.1)。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是在经济尚未发达的情况下，利用计划生育政策的人为干预实现的，而且下降速度很快，这是我们必须应对的。
任何政策都是暂时的，与它对应的是人们的观念，相比之下，后者发挥的作用更大。在中国，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女性普遍参加社会工作，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子女养老的需求大大降低，这都会影响生育观念。当前在一些大城市，即使允许生二胎，也有一定比例的人选择只生一个，一个孩子都不生的也大有人在。再过20年，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放不放开生育政策恐怕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就像现在的欧洲一样。
《瞭望》：您认为应对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有哪些关键点？
翟振武：解决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是靠“多生孩子”，根本出路在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支持体系。与此同时，要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升级为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应对劳动力的减少。
“桶型”人口结构
《瞭望》：对于“人口红利”消失的焦虑有没有必要？
翟振武：“人口红利”指人口结构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时间段。有人口红利的时候，我们要利用；人口红利消失后，反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倒逼产业升级的换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倒逼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使社会更加和谐。
拼人口数量的时代已经远去了。美国人口才3亿，但却是超级大国。西方发达国家总共7.7亿劳动人口一年创造36万亿美元的社会财富，而中国9.3亿劳动人口2010年GDP为6万亿美元。我们不能靠“多生孩子”来发展经济、支撑经济增长，而是要在现有人口数量基础上，要靠大力提高人口素质，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新的比较优势。
《瞭望》：调整计划生育政策能够缓解“人口逆淘汰”的情况吗？
翟振武：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抑制了农村的生育，从平均生育6～7个孩子下降到1.5个，而城市从平均生育3个孩子下降到1个。农民为计划生育作出了更多的贡献和牺牲。从30年的历史长度衡量，农村和城市人口增长率的差距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因此，计生政策并没有导致和加剧人口的逆淘汰，相反它延缓了人口的逆淘汰。
而改善“人口逆淘汰”问题，改善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受教育水平，主要还要靠公共资源更多地向农村倾斜，靠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缩小城乡差距，而不是靠让农民少生孩子、城市人多生孩子。
《瞭望》：放眼中国未来20～50年的发展，怎样的人口结构是最为理想的？
翟振武：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倾向于倒金字塔型。塔顶的老年人口逐年增多，塔基的新生人口增长率逐年降低。这个情况已经不可避免，即使现在调整生育政策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口结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口增长那么快，决定了现在和未来老龄人口增长速度也会非常之快。到2040年左右，中国达到4亿多老龄人口的高峰值后，老龄人口会逐步下降，这是一个自然过程。也可以说，40年之后的人口结构，要比现在和近期的人口结构好，这是肯定的。
欧洲国家“桶型”的人口结构，呈现出“直上直下”的特征，是一种人口可持续增长的结构，也叫做“稳定人口”，应该是比较理想的。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很大，在持续稳定的基础上，如果人口数量每年略有减少，实现“缓慢的负增长”，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更为有利。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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