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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治 （ 已被清退 ）
王政民(已被清退)
从代课教师，到代课人员，一词之差，几乎抹掉了偏远地区为教育奉献终身的人们一生的历史；从被请，到被清，一字之差，荣誉感与羞愧心就那么轻易地在一个人的心里打上难解的死结。
他们是一群被清退或正在等待被清退的代课教师，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面前，变化终于传导到了这个社会最偏远的人群身上。
搭不上政策快车的人生，那些青春岁月的奉献注定无处安放，那些年华老去的坚持注定不留痕迹……
从书桌里捧出一本旧黄的相册，里面插满了和学生的毕业合影，一张张抽出来渐次摆开，整整20张。照片上的颜色从泛黄到鲜艳，显示着岁月的履痕，但坐在学生中间的苏汉伟，已从意气风发的端庄少年变成了垂垂老矣。
沧桑粗糙的手指，在不同年代的照片上抚过，苏汉伟一一点出学生的名字，告诉记者某某学生考上了大学现在是中科院的研究员，某某学生在机关里当了处长，某某学生现在成了某所学校的校长……
生于1967年的苏汉伟其实并不老，诸多白发和皱纹是最近几年新添的。2006年3月，教育部在一次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预计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将把44.8万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从那时开始到现在，苏汉伟一直在等待“被清退”，这段时间心如煎熬。
看照片的这个早晨，是2010年9月1日上午7时多，阳光刚刚洒满山坳，从苏汉伟的家门前望去，远山处的校园清晰可见，孩子们早读的声音隐约飘来。此时，苏汉伟所在的甘肃省渭源县新寨镇黎家湾学区卢家山小学，已经开学一周。就在几分钟前，苏汉伟接到学校的通知，他本学期所代的课程将会调整，今天上午原定的课暂时不上了。
苏汉伟又一次焦虑起来，他不知道自己的教师生涯是否会在2011年的开学第二周戛然而止。
在教育部开出“清退令”后，各地采取了各种措施。其中，甘肃省就明确提出将“按照有情辞退、合理安置、适当补偿、择优考录的原则解决代课人员问题”。在2009年以前，甘肃有在岗代课教师2万余名。
近日，记者来到甘肃渭源，记录下8位代课教师的心声，还原他们“被清退”和“等待清退”的真相，话题依旧沉重。
一句“回家”，一张“白纸”
【实录】
王安治（渭源县五竹学区黑鹰沟小学原代课教师，现年54岁）：大概是2009年吧，也是现在这个季节。开学前的一天，是老师们报到的日子。学校有4名教师，3位公派的，就我一个是代课教师。快到中午的时候，还没给我报到，去找校长张春林，说让我再等等。等到下午两点多，校长告诉我，学校要合并了，公派的老师要分到其它学校去，让我回家。我清楚这是什么意思，说好听点是回家，说得明白点就是我被辞退了。我18岁在这里教书，最初的3年时间就我一个老师代两个年级的所有课程。在讲台上干了34年，没有任何手续，说走就把我打发走了。出校门的时候，只有刘治老师一个人送我。我拄着拐一步一回头，离校越来越远，刘治难受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王政民（渭源县新寨学区张家堡小学原代课教师，现年70岁）：我是1958年开始在小学代课的，到2006年9月被辞退时，已经64岁了。学校原来算我在内有4位代课教师，大家是一起被清理的。校长刘文是位不到30岁的小伙子，学校开学的那天，他把我们4人叫到他的房子里，难为情地说不出话来。我意识到该“一刀切”了，就主动打破尴尬说，没关系，就是那么回事嘛，你就直说吧，不用瞒着。刘文很难受，说咱这学校以前都是土房、危房，老师就你们几位，现在新校舍盖好了，老师也多了，什么都达标了，学区却让我通知你们回家。我说，我也知道自己再干也教不动了，但怎么也没有想到，最后的结局是被清理，下讲台下得这么不光彩。后来，学区把我们几位代课教师请去，在新寨镇的街上吃了一顿饭，算是欢送吧。
王安治：回家后，我一直在干农活。2010年5月，有同事给我捎话说，省里、县里对清退的代课教师有了新政策，县领导答应给被清退的教师一定补偿，一是对教龄20年的代课教师，清退时一次补偿800元，20年以下的补助600元；二是被清退教师到60岁以后，按月发补助，按照以前的教龄每年算8元，像我这样34年教龄的可以每月领到272元。我就找学区、找乡政府，一次性800元的补偿虽然没领到，但给我补了一张通知，算是清退证明吧。我指望着到60岁后，拿着证明能按月领取一点钱。
王政民：我已经快70岁了，被清退5年了，没有人管过。听说县里有了政策，但只领过一次800元，到现在没有领到过其它任何补偿和补助。我教了一辈子的书，最后什么都不承认了，什么都没有了。谁能想到，政策讲着讲着也就不兑现了。
【记录】
在渭源县，五竹学区和新寨学区相距很远，王安治和王政民从未相识。王安治所期盼的，在王政民那里，早就有了落空的验证。
王安治从书桌的抽屉里，取出几个“本本”给记者看。其中，有大专毕业证、有教师资格证、有汉语普通话水平合格证。他从教师资格证的夹页中，捏出一张白纸，打开是张镇政府的文件。在庄重的红字“渭源县五竹镇人民政府文件”下面，一段黑字落在纸上。
文件内容如下：“根据我镇各学校教师编制情况，依据有关要求，经研究决定原后沟村小学代课教师张世贵、原黑鹰沟小学代课教师王安治2名代课教师辞退。各学校接通知后及时通知本人办理相关手续。”
落款日期是2009年9月13日。其实，这个文件是2010年7月，王安治找到镇政府，后来补办的，补办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在60岁后，领到那笔每月272元的生活补助。至于文件上所谓的“相关手续”，不过是一段“行政官腔”，“清退”一名代课教师其实不用任何手续，王安治也就没有任何手续可办。
不论是一次性的800元或者600元，还是60岁以后每月的二三百元，在首都北京、在省城兰州，都是一笔微不足道的“小钱”，即便在渭源县城的建筑工地，一名小工的日工资也要百元以上。几百元，对王安治和王政民来说，根本无法改变他们贫困的生活，但是哪怕仅仅是一元钱，只要发到他们手里，也是对他们一生辛劳的肯定。
王安治和王政民的经历似有相识，曾经都被几次召之即来，也曾经被一声“回家”送别校园。1974年，王安治被当时的公社叫去教书，直到1983年因病离校。1985年再次被村小学请去，一直干到2009年。在1974年时，每月领12.5元，后来涨到22.5元，再涨到40元，2008年开始能领到200元，但只领了一年半。
从1958年开始，以及此后的1970年和1985年，王政民曾三次担任代课教师。其中，在1985年，还和县文体局签署了民办教师的聘用合同。让他极为诧异的是：来的时候明明是有合同的民办教师，但到后来不知怎么就被变成了“临时代课人员”。站了几十年的讲台，却成了“临时工”，连教师都不是了。
王安治和王政民，与全国40多万的代课教师一样，在贫困山村极度缺乏师资力量、教育设施极度匮乏的年代，光荣地站在讲台上。但是，当基础教育全面改观的时候，却迎来了教师生涯惨然的诀别。
漆海峰和妻子张灵芝 （ 都已被清退 ）
毛谦 （ 等待被清退 ）
张学峰（左）、苏汉伟（中）、张维荣（右）（等待被清退）
知识无法改变的命运
【实录】
漆海峰（渭源县蒲川中学原代课教师，现年41岁）：以前，我告诉学生知识改变命运，但是现在，连我自己也不相信这句话了。我1992年电大毕业，学的是汉语言文学，被县教育局聘请为代课教师。从2006年暑假开始，学校就通知我们说，现在对代课教师逼得紧，如果下学期不通知你们，你就不要来上课了。在2006年之前，是县教育局给我们发工资，一直是80元，到2006年涨到了160元，可只拿了一年，就开始等待清退了。宣布这一决定的那天，学校50多名教师开会，我坐在角落里，心里悲愤地说不出话来。
张灵芝（渭源县蒲川小学原代课教师，现年43岁，漆海峰的妻子）：学校一共5位代课教师，从2006年到2007年又教了一年书，学校凑的钱给我们发工资。到2007年7月，期末考试结束我改完最后一张卷子，给学校一交，一切都结束了。没有人挽留我们，同事们都是公派的教师，大家同情我，劝我说，给那么点钱教书太亏了，出去做点什么不比在学校挣得多。话是这么说，但心里毕竟很难受，人生最美好的15年呀，真正是苦熬过来的，最后空荡荡地什么也没留下，反而变成了最贫穷的人。以前代课时，我们一周6天住在学校，离开的时候，海峰借了两辆三轮农用车，和校长姜学瑞把东西全搬回来。姜校长和海峰是初中同学，帮忙卸完东西，什么话也不好说就走了。我和海峰呆坐在家里，东西堆了一地，大概有一个多月都无心收拾。
漆海峰：孩子那年小学毕业，我对他说，我和你妈以后都不能教书了，因为我们都不是“正式”的，你要好好学习，以后一定要当个“正式”的教师，要不然就会和爸爸妈妈一样，学得再好、再有本事也没有用。孩子惊恐地睁大了眼睛问我，你们都不是“正式”的吗？我说，不是。孩子听完，低下头，不忍再看我，默默地从我身边走开。
张灵芝：2007年底，我们听说县里给被“清退”的教师要发一点补助，海峰就约了几个同事一起找到学区，签了一个字，领回1200元钱，我俩每人600元。回到家里，捧着这笔“卖身钱”，我忍不住就哭了。我们15年的青春呀，就这样便宜卖了。2010年7月，省人社厅有个政策，要招录5000名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中小学任教，并且明确提出要拿出一些名额安置代课教师。海峰什么条件都符合，就去考了，分数是全县第18名，代课教师中的第一名。到9月9日，就是教师节的前一天，县里通知他去体检、填表，9月30日，人社厅的公示名单里都有海峰，但是后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等到了11月10日，海峰和其他几位没被录取的代课教师去找县领导，也没有讲是什么原因，答复说，没办法，安置不了。那天，海峰一回家就倒在了床上，好几天都像个病人一样，不下地、不说话。我真的是不明白，怎么考上了，又不承认呢？当了代课教师，难道真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错误吗？
漆海峰：通知我们去考试，我心想这是要把属于我们的岗位还给我们，可谁能想到，我们会再一次被戏弄。从那以后，我的心仿佛一直往下沉，落不到底，空荡荡一片。
【记录】
汽车驶离国道，拐进一条颠簸的乡间公路，20分钟后借助暮色走进没有路灯的黑漆漆的渭源县莲峰镇，在街边终于遇到了漆海峰。
漆海峰夫妇在莲峰镇街边开了一间鞋店，房子是从熟人那里租来的，一年1000元的房租。“被清退”后，在亲友的资助下，2008年3月，夫妇二人开了这家小店，吃住都在店里，生意虽然不温不火，但收入要比以前代课时高很多。
小店的厢房，大约只有五六平方米，三分之二的空间砌筑成大土炕。在漆海峰的枕边，拨开堆积的旧衣和被褥，码放着砖头般厚重的《中国最美的散文》、《红脚印》等几本书，在最为挫折的岁月中，漆海峰依然保持着一位中学语文教师的阅读生活。
1990年代，高考落榜的漆海峰和张灵芝，同时走进了电大渭源分校。1992年毕业时，渭源县教育局专门发了一个104号文件，一次性聘请了43名代课教师。漆海峰夫妇的名字赫然在列。
漆海峰至今仍保持着这份已经发黄的的文件，纸质脆弱不堪。43位代课教师的命运，只要是落在这张纸上，就注定要饱受折磨。
渭源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乡村，祖祖辈辈都有着崇文尚儒的人文传统。读书、考学、教书是农村知识青年永不落潮的理想人生“三部曲”。漆海峰夫妇丝毫不讳言自己当年的奋斗奢求，先以“代课”的身份走上讲台，以后寻机会“转正”，成为体面的公派教师。然后，别无所求，专心教农村的孩子们通过读书，走出大山深谷，去外面的世界开辟人生。
但是，奋斗不一定有结果，付出未必有回报。因为是代课教师，漆海峰和张灵芝就要比常人付出得更多。别人出一份力，他们情愿付出十分。15年中，夫妇二人在学校、学区获得的“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等等之类的奖状，可以贴满整整一面墙。
为了有机会“转正”，漆海峰夫妇还考取了多种资格证。可是在“被清退”时，以往的教学能力和业绩统统清零。2010年，通知漆海峰参加全省的招录农村中小学教师的考试，他考上了但不知什么原因，最终没能录取；2011年7月全省再次公开招录考试，这一次漆海峰被取消了报名资格。
在渭源县，先是考上了不录用，后是不让报名，这种和漆海峰同样遭遇的代课教师共有8位，其他7人是刘忠勇、周永琳、焦友仁、刘玉红、常向霞、王鸿、王巨峰。
说声“清退”好沉重
【实录】
毛谦（渭源县杨川小学代课教师，现年49岁）：1986年我从部队复员后，因为我在部队当过两年的文化教员，所以一回乡就被县教育局聘请到杨川小学，到现在整整25年，可以说，这大半生都站在讲台上。县教育局给我签的劳动合同上，明明白白写着是民办教师，后来不知怎么别人都叫我们代课教师。我来时，杨川小学只有5位老师，4个是民办教师，现在其他几位都转正了，就剩我一个代课教师。现在每月的工资260元，是县里统一的标准，钱打在我的存折上。每次拿着折子去信用社取钱，人家都奇怪，问我，你这工资怎么这么低，不到最低工资标准，连个小工都不如。我也只能无奈地苦笑。一直都听说代课教师要清退，但是到现在还没有通知我。我随时可能被“清退”，但我期待出台个好政策，对我这25年的教龄能有个明确的说法。
苏汉伟（渭源县卢家山小学代课教师，现年44岁）：前两年，学校通知我们说，来一个公派教师就“退”一个代课教师，现在，公派的教师已经来了4位，我们3位代课教师随时可能被“清退”。过去，学校里代课教师是骨干，教高年级的主课，现在我教科学、品德这样的副课，课时也越来越少，这就好像是“温水煮青蛙”，等到我们挨不下去了，就自己走人。
张维荣（渭源县卢家山小学代课教师，现年45岁）：我是1989年县教育局聘的民办教师，过去和苏汉伟老师配合，教小学高年级的语文、数学。那个时候，我们4个老师教六七十个学生，现在学校算上代课教师有7位老师，却只教三四十个学生。校舍是新的，但学生却少了，公派的教师已经绰绰有余，代课教师已经自然被边缘化了。退是必然的，但怎么退，总该有个说法吧。
张学峰（渭源县卢家山小学代课教师，现年30岁）：过去当代课教师，有一种荣誉感。我是冲着这份荣誉感来的，在卢家山小学干了快10年了，现在荣誉感没有了，只有自卑感。每一次，走进学校自己心里都很难受，有一种入错行、走错路的感觉。现在的状态是，一年挨一年，一年盼一年，希望能安排个好出路。
【记录】
毛谦的家在南面的山上，杨川小学在北面的山坪上，中间隔着很大的一片川地与河谷，路长2公里。开学的日子每天往返4次。25年了，这条路对于毛谦来说太熟悉了，但是现在，在等待随时可能被“清退”的日子里，他脚下越发沉重。他已经离不开这所小学，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了，就会接到“清退令”，从此再也不能踏进校门。
毛谦过去曾是杨川小学的教导主任，现在是那里唯一没有转正的代课教师。在学校里，其他8位公办教师见到他都是既同情又面有难色，一位老教师对记者说：“毛老师真是太亏了，几次转正的机会都错过了，按照现在新的考录政策，他又超龄了。”
截至目前，渭源县仍有20多位代课教师，分布在不同的学校上课。他们拿着极其微薄的工资，随时等待着可能会被“清退”的命运。他们之中，年纪大的已半百，年纪轻的也30岁出头，教龄最短的也有十余年了。
这些代课教师入行的时候，情况不一，有县教育局聘的，有乡镇学区聘的，也有被当年的老校长请来的，但现在他们都在等待同样的结局“清退”。
很多代课教师，一提“清退”二字眼泪都能掉下来，好像自己做了件丢人的事，抬不起头。过去，代课教师与公办教师干同样的工作，收入却是公办教师的十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同工不同酬，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但在中国乡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时代，是他们在极端简陋的环境中，支撑了农村基础教育。
近来，各地有关代课教师的“清退政策”，执行到具体的每位教师身上，也是标准不一，繁琐的程序，冷酷的条条框框，让许多教师无所适从。
现在，一个更奇怪的现象是，自从教育部发出“清退令”后，上至一些国家和省级机关、下至一些有关的领导，在严谨的表述中，已经没有了“代课教师”一说，都改用“代课人员”。虽然是两字之差，但却毫不留情地将代课教师的“教师身份”一笔抹去。
但是，代课教师的历史，他们在偏僻山乡对教育的贡献，他们传播给一代代莘莘学子的知识，真的能“抹”去吗？
本报记者 康劲/文 杨登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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