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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渭源清退代课教师不用手续 一次性领800元

发布时间:2011年09月10日 10:56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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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治 ( 已被清退 )

王政民(已被清退)

  从代课教师,到代课人员,一词之差,几乎抹掉了偏远地区为教育奉献终身的人们一生的历史;从被请,到被清,一字之差,荣誉感与羞愧心就那么轻易地在一个人的心里打上难解的死结。

  他们是一群被清退或正在等待被清退的代课教师,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面前,变化终于传导到了这个社会最偏远的人群身上。

  搭不上政策快车的人生,那些青春岁月的奉献注定无处安放,那些年华老去的坚持注定不留痕迹……

  从书桌里捧出一本旧黄的相册,里面插满了和学生的毕业合影,一张张抽出来渐次摆开,整整20张。照片上的颜色从泛黄到鲜艳,显示着岁月的履痕,但坐在学生中间的苏汉伟,已从意气风发的端庄少年变成了垂垂老矣。

  沧桑粗糙的手指,在不同年代的照片上抚过,苏汉伟一一点出学生的名字,告诉记者某某学生考上了大学现在是中科院的研究员,某某学生在机关里当了处长,某某学生现在成了某所学校的校长……

  生于1967年的苏汉伟其实并不老,诸多白发和皱纹是最近几年新添的。2006年3月,教育部在一次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预计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将把44.8万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从那时开始到现在,苏汉伟一直在等待“被清退”,这段时间心如煎熬。

  看照片的这个早晨,是2010年9月1日上午7时多,阳光刚刚洒满山坳,从苏汉伟的家门前望去,远山处的校园清晰可见,孩子们早读的声音隐约飘来。此时,苏汉伟所在的甘肃省渭源县新寨镇黎家湾学区卢家山小学,已经开学一周。就在几分钟前,苏汉伟接到学校的通知,他本学期所代的课程将会调整,今天上午原定的课暂时不上了。

  苏汉伟又一次焦虑起来,他不知道自己的教师生涯是否会在2011年的开学第二周戛然而止。

  在教育部开出“清退令”后,各地采取了各种措施。其中,甘肃省就明确提出将“按照有情辞退、合理安置、适当补偿、择优考录的原则解决代课人员问题”。在2009年以前,甘肃有在岗代课教师2万余名。

  近日,记者来到甘肃渭源,记录下8位代课教师的心声,还原他们“被清退”和“等待清退”的真相,话题依旧沉重。

  一句“回家”,一张“白纸”

  【实录】

  王安治(渭源县五竹学区黑鹰沟小学原代课教师,现年54岁):大概是2009年吧,也是现在这个季节。开学前的一天,是老师们报到的日子。学校有4名教师,3位公派的,就我一个是代课教师。快到中午的时候,还没给我报到,去找校长张春林,说让我再等等。等到下午两点多,校长告诉我,学校要合并了,公派的老师要分到其它学校去,让我回家。我清楚这是什么意思,说好听点是回家,说得明白点就是我被辞退了。我18岁在这里教书,最初的3年时间就我一个老师代两个年级的所有课程。在讲台上干了34年,没有任何手续,说走就把我打发走了。出校门的时候,只有刘治老师一个人送我。我拄着拐一步一回头,离校越来越远,刘治难受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王政民(渭源县新寨学区张家堡小学原代课教师,现年70岁):我是1958年开始在小学代课的,到2006年9月被辞退时,已经64岁了。学校原来算我在内有4位代课教师,大家是一起被清理的。校长刘文是位不到30岁的小伙子,学校开学的那天,他把我们4人叫到他的房子里,难为情地说不出话来。我意识到该“一刀切”了,就主动打破尴尬说,没关系,就是那么回事嘛,你就直说吧,不用瞒着。刘文很难受,说咱这学校以前都是土房、危房,老师就你们几位,现在新校舍盖好了,老师也多了,什么都达标了,学区却让我通知你们回家。我说,我也知道自己再干也教不动了,但怎么也没有想到,最后的结局是被清理,下讲台下得这么不光彩。后来,学区把我们几位代课教师请去,在新寨镇的街上吃了一顿饭,算是欢送吧。

  王安治:回家后,我一直在干农活。2010年5月,有同事给我捎话说,省里、县里对清退的代课教师有了新政策,县领导答应给被清退的教师一定补偿,一是对教龄20年的代课教师,清退时一次补偿800元,20年以下的补助600元;二是被清退教师到60岁以后,按月发补助,按照以前的教龄每年算8元,像我这样34年教龄的可以每月领到272元。我就找学区、找乡政府,一次性800元的补偿虽然没领到,但给我补了一张通知,算是清退证明吧。我指望着到60岁后,拿着证明能按月领取一点钱。

  王政民:我已经快70岁了,被清退5年了,没有人管过。听说县里有了政策,但只领过一次800元,到现在没有领到过其它任何补偿和补助。我教了一辈子的书,最后什么都不承认了,什么都没有了。谁能想到,政策讲着讲着也就不兑现了。

  【记录】

  在渭源县,五竹学区和新寨学区相距很远,王安治和王政民从未相识。王安治所期盼的,在王政民那里,早就有了落空的验证。

  王安治从书桌的抽屉里,取出几个“本本”给记者看。其中,有大专毕业证、有教师资格证、有汉语普通话水平合格证。他从教师资格证的夹页中,捏出一张白纸,打开是张镇政府的文件。在庄重的红字“渭源县五竹镇人民政府文件”下面,一段黑字落在纸上。

  文件内容如下:“根据我镇各学校教师编制情况,依据有关要求,经研究决定原后沟村小学代课教师张世贵、原黑鹰沟小学代课教师王安治2名代课教师辞退。各学校接通知后及时通知本人办理相关手续。”

  落款日期是2009年9月13日。其实,这个文件是2010年7月,王安治找到镇政府,后来补办的,补办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在60岁后,领到那笔每月272元的生活补助。至于文件上所谓的“相关手续”,不过是一段“行政官腔”,“清退”一名代课教师其实不用任何手续,王安治也就没有任何手续可办。

  不论是一次性的800元或者600元,还是60岁以后每月的二三百元,在首都北京、在省城兰州,都是一笔微不足道的“小钱”,即便在渭源县城的建筑工地,一名小工的日工资也要百元以上。几百元,对王安治和王政民来说,根本无法改变他们贫困的生活,但是哪怕仅仅是一元钱,只要发到他们手里,也是对他们一生辛劳的肯定。

  王安治和王政民的经历似有相识,曾经都被几次召之即来,也曾经被一声“回家”送别校园。1974年,王安治被当时的公社叫去教书,直到1983年因病离校。1985年再次被村小学请去,一直干到2009年。在1974年时,每月领12.5元,后来涨到22.5元,再涨到40元,2008年开始能领到200元,但只领了一年半。

  从1958年开始,以及此后的1970年和1985年,王政民曾三次担任代课教师。其中,在1985年,还和县文体局签署了民办教师的聘用合同。让他极为诧异的是:来的时候明明是有合同的民办教师,但到后来不知怎么就被变成了“临时代课人员”。站了几十年的讲台,却成了“临时工”,连教师都不是了。

  王安治和王政民,与全国40多万的代课教师一样,在贫困山村极度缺乏师资力量、教育设施极度匮乏的年代,光荣地站在讲台上。但是,当基础教育全面改观的时候,却迎来了教师生涯惨然的诀别。

漆海峰和妻子张灵芝 ( 都已被清退 )

毛谦 ( 等待被清退 )

张学峰(左)、苏汉伟(中)、张维荣(右)(等待被清退)

  知识无法改变的命运

  【实录】

  漆海峰(渭源县蒲川中学原代课教师,现年41岁):以前,我告诉学生知识改变命运,但是现在,连我自己也不相信这句话了。我1992年电大毕业,学的是汉语言文学,被县教育局聘请为代课教师。从2006年暑假开始,学校就通知我们说,现在对代课教师逼得紧,如果下学期不通知你们,你就不要来上课了。在2006年之前,是县教育局给我们发工资,一直是80元,到2006年涨到了160元,可只拿了一年,就开始等待清退了。宣布这一决定的那天,学校50多名教师开会,我坐在角落里,心里悲愤地说不出话来。

  张灵芝(渭源县蒲川小学原代课教师,现年43岁,漆海峰的妻子):学校一共5位代课教师,从2006年到2007年又教了一年书,学校凑的钱给我们发工资。到2007年7月,期末考试结束我改完最后一张卷子,给学校一交,一切都结束了。没有人挽留我们,同事们都是公派的教师,大家同情我,劝我说,给那么点钱教书太亏了,出去做点什么不比在学校挣得多。话是这么说,但心里毕竟很难受,人生最美好的15年呀,真正是苦熬过来的,最后空荡荡地什么也没留下,反而变成了最贫穷的人。以前代课时,我们一周6天住在学校,离开的时候,海峰借了两辆三轮农用车,和校长姜学瑞把东西全搬回来。姜校长和海峰是初中同学,帮忙卸完东西,什么话也不好说就走了。我和海峰呆坐在家里,东西堆了一地,大概有一个多月都无心收拾。

  漆海峰:孩子那年小学毕业,我对他说,我和你妈以后都不能教书了,因为我们都不是“正式”的,你要好好学习,以后一定要当个“正式”的教师,要不然就会和爸爸妈妈一样,学得再好、再有本事也没有用。孩子惊恐地睁大了眼睛问我,你们都不是“正式”的吗?我说,不是。孩子听完,低下头,不忍再看我,默默地从我身边走开。

  张灵芝:2007年底,我们听说县里给被“清退”的教师要发一点补助,海峰就约了几个同事一起找到学区,签了一个字,领回1200元钱,我俩每人600元。回到家里,捧着这笔“卖身钱”,我忍不住就哭了。我们15年的青春呀,就这样便宜卖了。2010年7月,省人社厅有个政策,要招录5000名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中小学任教,并且明确提出要拿出一些名额安置代课教师。海峰什么条件都符合,就去考了,分数是全县第18名,代课教师中的第一名。到9月9日,就是教师节的前一天,县里通知他去体检、填表,9月30日,人社厅的公示名单里都有海峰,但是后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等到了11月10日,海峰和其他几位没被录取的代课教师去找县领导,也没有讲是什么原因,答复说,没办法,安置不了。那天,海峰一回家就倒在了床上,好几天都像个病人一样,不下地、不说话。我真的是不明白,怎么考上了,又不承认呢?当了代课教师,难道真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错误吗?

  漆海峰:通知我们去考试,我心想这是要把属于我们的岗位还给我们,可谁能想到,我们会再一次被戏弄。从那以后,我的心仿佛一直往下沉,落不到底,空荡荡一片。

  【记录】

  汽车驶离国道,拐进一条颠簸的乡间公路,20分钟后借助暮色走进没有路灯的黑漆漆的渭源县莲峰镇,在街边终于遇到了漆海峰。

  漆海峰夫妇在莲峰镇街边开了一间鞋店,房子是从熟人那里租来的,一年1000元的房租。“被清退”后,在亲友的资助下,2008年3月,夫妇二人开了这家小店,吃住都在店里,生意虽然不温不火,但收入要比以前代课时高很多。

  小店的厢房,大约只有五六平方米,三分之二的空间砌筑成大土炕。在漆海峰的枕边,拨开堆积的旧衣和被褥,码放着砖头般厚重的《中国最美的散文》、《红脚印》等几本书,在最为挫折的岁月中,漆海峰依然保持着一位中学语文教师的阅读生活。

  1990年代,高考落榜的漆海峰和张灵芝,同时走进了电大渭源分校。1992年毕业时,渭源县教育局专门发了一个104号文件,一次性聘请了43名代课教师。漆海峰夫妇的名字赫然在列。

  漆海峰至今仍保持着这份已经发黄的的文件,纸质脆弱不堪。43位代课教师的命运,只要是落在这张纸上,就注定要饱受折磨。

  渭源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乡村,祖祖辈辈都有着崇文尚儒的人文传统。读书、考学、教书是农村知识青年永不落潮的理想人生“三部曲”。漆海峰夫妇丝毫不讳言自己当年的奋斗奢求,先以“代课”的身份走上讲台,以后寻机会“转正”,成为体面的公派教师。然后,别无所求,专心教农村的孩子们通过读书,走出大山深谷,去外面的世界开辟人生。

  但是,奋斗不一定有结果,付出未必有回报。因为是代课教师,漆海峰和张灵芝就要比常人付出得更多。别人出一份力,他们情愿付出十分。15年中,夫妇二人在学校、学区获得的“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等等之类的奖状,可以贴满整整一面墙。

  为了有机会“转正”,漆海峰夫妇还考取了多种资格证。可是在“被清退”时,以往的教学能力和业绩统统清零。2010年,通知漆海峰参加全省的招录农村中小学教师的考试,他考上了但不知什么原因,最终没能录取;2011年7月全省再次公开招录考试,这一次漆海峰被取消了报名资格。

  在渭源县,先是考上了不录用,后是不让报名,这种和漆海峰同样遭遇的代课教师共有8位,其他7人是刘忠勇、周永琳、焦友仁、刘玉红、常向霞、王鸿、王巨峰。

  说声“清退”好沉重

  【实录】

  毛谦(渭源县杨川小学代课教师,现年49岁):1986年我从部队复员后,因为我在部队当过两年的文化教员,所以一回乡就被县教育局聘请到杨川小学,到现在整整25年,可以说,这大半生都站在讲台上。县教育局给我签的劳动合同上,明明白白写着是民办教师,后来不知怎么别人都叫我们代课教师。我来时,杨川小学只有5位老师,4个是民办教师,现在其他几位都转正了,就剩我一个代课教师。现在每月的工资260元,是县里统一的标准,钱打在我的存折上。每次拿着折子去信用社取钱,人家都奇怪,问我,你这工资怎么这么低,不到最低工资标准,连个小工都不如。我也只能无奈地苦笑。一直都听说代课教师要清退,但是到现在还没有通知我。我随时可能被“清退”,但我期待出台个好政策,对我这25年的教龄能有个明确的说法。

  苏汉伟(渭源县卢家山小学代课教师,现年44岁):前两年,学校通知我们说,来一个公派教师就“退”一个代课教师,现在,公派的教师已经来了4位,我们3位代课教师随时可能被“清退”。过去,学校里代课教师是骨干,教高年级的主课,现在我教科学、品德这样的副课,课时也越来越少,这就好像是“温水煮青蛙”,等到我们挨不下去了,就自己走人。

  张维荣(渭源县卢家山小学代课教师,现年45岁):我是1989年县教育局聘的民办教师,过去和苏汉伟老师配合,教小学高年级的语文、数学。那个时候,我们4个老师教六七十个学生,现在学校算上代课教师有7位老师,却只教三四十个学生。校舍是新的,但学生却少了,公派的教师已经绰绰有余,代课教师已经自然被边缘化了。退是必然的,但怎么退,总该有个说法吧。

  张学峰(渭源县卢家山小学代课教师,现年30岁):过去当代课教师,有一种荣誉感。我是冲着这份荣誉感来的,在卢家山小学干了快10年了,现在荣誉感没有了,只有自卑感。每一次,走进学校自己心里都很难受,有一种入错行、走错路的感觉。现在的状态是,一年挨一年,一年盼一年,希望能安排个好出路。

  【记录】

  毛谦的家在南面的山上,杨川小学在北面的山坪上,中间隔着很大的一片川地与河谷,路长2公里。开学的日子每天往返4次。25年了,这条路对于毛谦来说太熟悉了,但是现在,在等待随时可能被“清退”的日子里,他脚下越发沉重。他已经离不开这所小学,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了,就会接到“清退令”,从此再也不能踏进校门。

  毛谦过去曾是杨川小学的教导主任,现在是那里唯一没有转正的代课教师。在学校里,其他8位公办教师见到他都是既同情又面有难色,一位老教师对记者说:“毛老师真是太亏了,几次转正的机会都错过了,按照现在新的考录政策,他又超龄了。”

  截至目前,渭源县仍有20多位代课教师,分布在不同的学校上课。他们拿着极其微薄的工资,随时等待着可能会被“清退”的命运。他们之中,年纪大的已半百,年纪轻的也30岁出头,教龄最短的也有十余年了。

  这些代课教师入行的时候,情况不一,有县教育局聘的,有乡镇学区聘的,也有被当年的老校长请来的,但现在他们都在等待同样的结局“清退”。

  很多代课教师,一提“清退”二字眼泪都能掉下来,好像自己做了件丢人的事,抬不起头。过去,代课教师与公办教师干同样的工作,收入却是公办教师的十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同工不同酬,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但在中国乡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时代,是他们在极端简陋的环境中,支撑了农村基础教育。

  近来,各地有关代课教师的“清退政策”,执行到具体的每位教师身上,也是标准不一,繁琐的程序,冷酷的条条框框,让许多教师无所适从。

  现在,一个更奇怪的现象是,自从教育部发出“清退令”后,上至一些国家和省级机关、下至一些有关的领导,在严谨的表述中,已经没有了“代课教师”一说,都改用“代课人员”。虽然是两字之差,但却毫不留情地将代课教师的“教师身份”一笔抹去。

  但是,代课教师的历史,他们在偏僻山乡对教育的贡献,他们传播给一代代莘莘学子的知识,真的能“抹”去吗?

  本报记者 康劲/文 杨登峰/图

责任编辑:王庆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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