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是我国藏学研究发展的最好时期”——专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郑堆

　　新华网北京7月25日电（记者隋笑飞）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近日，围绕60年来中国藏学研究的发展、成就、挑战等，记者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郑堆进行了专访。

　　问：请您介绍一下西藏藏学研究的情况。

　　答：从远古时起，藏民族的祖先在青藏高原上劳动生活，繁衍生息，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由于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宗教文化、历史变迁等影响，西藏民族的文化又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浓郁的民族特色，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古代藏族学者纪录和研究本地区、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文献资料，记录了藏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轨迹，构成了传统藏学的巨大宝库，是研究藏学的宝贵资料。因此从渊源来讲，中国藏学源远流长。但是在随着政教合一制度不断巩固，藏学事业的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到了停滞不前或倒退的地步。应当说，旧西藏没有现代意义的藏学研究。当时，西藏的生产资料和文化教育为极少数上层僧侣贵族所垄断，占西藏人口95％的广大农奴和奴隶生活极度贫困，根本谈不上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长期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统治不仅严重束缚了西藏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使西藏传统文化包括文物古迹、道场胜迹处于自我封闭和萎缩的状态。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是一片空白。

　　同时，旧西藏的藏学研究大部分涵盖在宗教这一大框架之内，虽然其中所涉及的内容并不完全是宗教的，但其最鲜明的特点是为宗教服务，始终围绕着宗教的需要而发展，与此无关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研究受到极大的漠视，大多处于无人问津状态，许多表现藏民族聪明才智的文化遗产临近灭绝的边缘。

　　60年来，藏学研究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我国有了现代意义的科学的藏学研究。60年来，藏学研究由往昔无专门机构、无专业队伍、无统一计划、无发展目标、无资金投入的个人行为转变为有机构、有队伍、有计划、有目标、有投入的社会组织行为；在指导思想上，已摆脱唯心主义宗教神学思想的束缚，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并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科研工作，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果；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突破了藏族传统的大小五明之说的范围，成为对西藏社会进行全面研究的一个宏大的学科体系。

　　问：60年来，我国藏学研究主要在哪些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答：60年来，我国的藏学研究在机构设立、古籍整理、研究思维、藏学工具书编撰、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

　　在古籍挖掘和整理方面，藏学研究领域的很多古籍资料及时得到了抢救、整理、完善和研究，现有不少属于珍本、孤本、善本，有的还是手抄本，比如整理出版了《朗氏家族》《历算论典月轮》《三律仪论说自注》《诗镜注释妙音戏海》《德吴宗教源流》《西藏历代法规选编》等书。值得关注的是，历时近25年《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与任继愈先生主持完成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终成完璧。国家设立专门机构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抢救与整理《格萨尔王传》等。

　　研究人员在研究思维上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一批藏学工具书的出版发行，说明中国藏学研究发展很快，比较著名的藏学辞典有《藏汉大辞典》《东嘎藏学大辞典》《总称释义》等。

　　经过60年的发展，现代藏学在充分继承传统藏学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的科学理论方法，突破传统藏学大小五明的范畴，发展成为一门全面研究藏族社会的综合性学科体系，包括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哲学、考古、医药、工艺技术等，既涉及社会科学，也涉及自然科学领域。

　　在人才培养方面，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国家在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藏大学等高校设立了藏学研究专业，培养了一大批藏学研究专业人才，同时还成立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社会科学院等专门研究藏学的机构。在培养藏学人才的同时，继承和拓展了传统藏学的研究内容，建立健全了藏学的研究体制，衔接了藏学与其他新兴学科的关系。目前，中国现有50余家与藏学研究相关的机构，2000多名与藏学相关的工作者。

　　问：我国藏学研究在对外交流方面情况如何？

　　答：60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加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藏学对外交流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走出去方面，派团出访、出国讲学、合作研究、派出留学生、合作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已经成为许多学术机构的日常事务。在请进来方面，接待来访人数不断增多，访问学者制度已经建立，合作研究、实地考察项目更是频繁开展。出版合作、版权贸易、资料交流等交流合作层出不穷。精通多种语言、擅长对外交流的藏学专家学者也在不断涌现，为藏学对外交流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比如，从2004年起，中国藏研中心每年要组织包括各地学者在内的几个代表团出访有藏学机构和藏学专家学者的国家和地区，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中国藏研中心与奥地利、德国、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的十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与有些机构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并和一些学术机构已经或正在开展一系列科研项目。比如，与奥地利科学院共同出版《西藏自治区梵文文本》系列丛书，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此项目的合作对象从奥地利扩展到德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等国。中国藏研中心和有关机构分别于1991年、1997年、2001年和2008年举办了4次国际性的北京藏学讨论会。明年将在北京举办“第五届北京藏学研讨会”。

　　问：您怎样评价我国当前的藏学研究？

　　答：当前，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党和政府也高度重视藏学研究，这都为我国藏学研究提供了历史性机遇，现在是我国藏学研究发展的最好时期。

　　中国是藏学的家乡。西藏和其他藏区在中国，我们也拥有最多的藏学研究机构和人才，拥有丰富的各种语言文字的研究资料和实物资料。可以说，我们的藏学研究已经实现了与国际接轨，并在一些领域掌握了话语权。

　　但客观地说，一些国外学者研究西藏历史已经很长时间，他们的切入点和方法是用现代的方法，而且是用各学科的方法。比如说社会学有社会学的方法，人类学有人类学的方法，很多学者是用综合的方法来研究，他们的很多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不管怎么说，祖国的强大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坚实基础，相信随着我国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藏学研究事业必将迎来更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