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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银行”
在2007年的美联储年度会议上最早使用了“影子银行体系”的概念，被用来形容那些“无银行之名、有银行之实”的种类繁杂的机构，如银信合作体系等。
目前，被更广泛地理解成非银行贷款的民间融资渠道，其机构包括了各类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和寄卖行，以及地下钱庄，等等。
今年央行上半年已经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回收的流动性高达2万亿元以上。记者近期在浙江、福建一些民营制造业聚集的地方调研发现，以防止通胀和调控房地产为主要目标的信贷收紧政策执行一段时间以来，不少中小企业依靠另外的融资手段，在“影子银行”获得资金，但更高的利率提高了企业资金利用成本，使企业陷入“越贷越累”的境地。
“影子银行”融资中小企业引争议
相关资料显示，在2007年的美联储年度会议上最早使用了“影子银行体系”的概念，被用来形容那些“无银行之名、有银行之实”的种类繁杂的机构，如银信合作体系等。
而记者在浙闽一带的调研中，发现“影子银行”被更广泛地理解成非银行贷款的民间融资渠道，其机构包括了各类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和寄卖行，以及地下钱庄，等等。
“现在的问题是，非金融性金融企业把资金成本提高了，加上不阳光的操作，好比让企业背着石头过河。”福建省石狮市经济局副局长林金场说。石狮市是我国著名的服装生产基地，这里汇聚着上万家各类服装加工制造企业。
此间的磐石银港投资咨询公司董事长王佩钦也认为，在银行信贷紧张的背景下，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而在各地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有的至少把资金的价格炒高了一倍，而有的不正规的担保公司也介入了民间集资和借贷，使整个资金市场都出现水涨船高的局面。
但乐清市正泰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刘阳则指出，正规的小额贷款公司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存在必要。“很显然，小额贷款做的是‘三不’业务，即银行不能做、不愿做、不敢做的业务，对小企业、微小企业和个体户融资有着明显帮助。”
刘阳反倒认为政府应进一步增加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扶持，帮助解决融资瓶颈和纳税过高的问题，并允许自然人参股，在此基础上收编大量的“资金游击队”，把地下资金阳光化。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温州有36万家中小企业，很多规模以下中小企业能从正规金融机构取得贷款的占比可能不到10%，如何将传闻中的“6000亿元到8000亿元温州民间资本”引入对实业的正常投资，仍然颇费思量。
银行贷款难催生“体外循环”
上半年以来，素有“民企风向标”之称的浙江温州，出现了几家在当地颇有名气的企业停产倒闭、老板出逃的事件，如波特曼、江南皮革、天石电子等公司。
7月初，记者在温州乐清新光工业区看到，传言倒闭的浙江天石电子有限公司，现在连值钱一点的金属窗框、楼梯扶手都被债主们拆了。这家创建于1994年、主营电子线路板等产品的企业，在6月初因贷款到期后未能按时还贷，银行才知道天石公司的老板叶建乐跑了。在更早前，温州当地颇具知名度的波特曼、江南皮革也因财务危机宣告倒闭。
怎样的“财务危机”让民企遭遇如此不堪？记者从温州银监局获悉，主要是两方面，一是银行贷款渠道收窄，企业长期“等贷”不得；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向社会渠道融资，甚至借了高利贷。
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郑晨爱、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等企业家和研究者反映，当前温州民间利率颇高，3个月到1年期的借款普遍达到3分到5分（即月息3%-5%），超过月息6分的民间借贷有是有，但都是1周到1个月之内的极短期融资，有临时资金周转或者存心卷款潜逃的两类企业家会借这样的钱。
“按月息4分计算，年利率就达到48%，现在做实业的普遍年利润才15%到25%左右，这个资金缺口几乎无法弥补。”乐清市电子工业协会秘书长王珠林说，比如有企业就因为临时还银行到期贷款而借了高利贷，结果原本还进银行1000万元，打算再贷出来时遇到困难了，要么等好几个月，要么就只能贷出来500万元，结果这几个月的“过桥”借款利息成本太高，而新的银行贷款又没有足额到位，致使企业一下子就被高利贷缠上了。
浙江银监局副局长傅平江指出，必须正视的是，过去说的在社会个体和家庭之间存在的“高利贷”，现在已经进入了生产领域，并且已经常态化，“形成了固定的牟利机制”。
不少专家还表示，在沿海一些发达城市非常活跃的寄售行、典当行等，“体外循环”现象仍不少见，甚至银行从业人员也涉足其中，违规参与地下融资。
标本兼治防“影子银行”风险
在今年5月中旬上海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在论坛上表示，“‘影子银行’在2010年的存量贷款是20万亿元，占全球GDP的1/3。”他亦在数个公开场合警示，脱离政府监管的“影子银行”一旦问题暴露，后果将特别严重。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天量的“影子银行”资金不但绕开了信贷规模控制，使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受限，还逃避了房地产调控政策，使整个宏观调控效果受到冲击。而最终一旦风险爆发，又只有政府来背“包袱”，实际上就是纳税人买单。
近期，福建省厦门市、石狮、漳州、龙岩等地陆续发生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事件，正引起企业界和金融界的共同反思。
浙江银监局副局长傅平江认为，从“标本兼治”的角度看，首先要建立健全民间借贷监测与监管机制。他建议，有关部门联合建立民间借贷监测制度。此外，应明确落实相关部门对民间借贷活动的监管职责，齐抓共管。另一方面，加强对金融从业人员的要求，现在一些规定是行业公约，没有法律禁止性规定，导致一些银行业内人员、公务员去违规放贷，但处理起来最多就是辞退，没有更大的法律震慑效应。最后，规范担保、寄售等中介机构的经营活动，加强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管理，对经营不规范的中介机构予以理清整顿，对借担保、投资、咨询、寄售等名义从事非法金融行为予以打击。
新华社记者 黄深钢 项开来 张遥
(新华社杭州7月21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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