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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党在百姓心中”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图为报告会上，全场观众一起高声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本报记者 贾同军摄
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市委讲师团举办了“北京市纪念建党90周年百姓宣讲活动”。活动以“党在百姓心中”为主题，自今年2月以来，活动自下而上层层开展，共征集宣讲线索10000多条，层层宣讲了2500多个爱党故事，最终遴选出200多个故事，组建22支区县、工委宣讲团，直接参加宣讲的群众达1万多人，各级宣讲970多场次，受众达300多万人次。北京市百姓宣讲团的9个分团、90名宣讲员，在全市集中宣讲90多场次。
百姓宣讲所有的故事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人真事，可查、可触、可闻。百姓宣讲讲述的是老百姓心中的党、心中的党员、心中的事迹。一个个故事，真人真事，典型生动，朴实感人，以小见大，通过小故事反映大主题，见证了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无限深情。
百姓宣讲团所到之处，掌声不断、感动的泪水不断。从党和群众之间具体而微的情感纽带入手，在心灵的交汇中体现党和百姓的血肉联系，体现党和群众情深似海、生死与共的浓烈感情。这些故事荡漾在百姓心中，触摸着人们柔软的心灵，在展示党群关系的同时，体现了人类最美好的情感、最高尚的情操。
1、回家，一个也不能少
宣讲员：夏书仁，59岁，197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建工集团2009年4月赴利比亚项目部任党委书记。
宣讲员与宣讲故事关系：主人公
2011年3月5日，当机舱门打开的一刹那，我忍不住流下热泪，“我们终于回家了！”
我来自北京建工集团，是利比亚项目部的党委书记。
2月17日，利比亚出现骚乱，有的工地随后被抢，几百名工人被武装分子赶出来。危急的情况下，党委决定，组织700人的护场队。
此时，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通知我，立即组织工人撤离。集团党委书记打来电话：“老夏，看到你们的撤离方案了，你是书记，一定要保证安全撤离，一个人都不能少，盼望着你们早日回到祖国。”
眼看着局势越来越危急，工人们心慌了。我站出来对大家说：“慌什么，有党和政府呢，我们已经做好了撤离安排，希望大家听从指挥，随时准备出发。”我们随即费尽周折地从当地联系了180多辆客车。
我们在车窗上贴上了五星红旗，一路上国旗成了我们最好的护身符，帮助我们闯过了51道关卡。不管是政府军还是反政府武装，一看到车上的五星红旗就放行。晚上十点多，我们终于到了突尼斯边境。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把我们安排到了星级酒店，有的农民工兄弟还住进了总统套房。
第二天，我们陆续登上了回国的包机。看到座椅上插满了五星红旗，就像小时候在外面受了委屈见到母亲一样，忍不住流下眼泪。我为有这样一个伟大的祖国而自豪！
2、两个世纪一样情
宣讲员：尉红英，35岁，中共党员，密云山区人，市委讲师团机关干部。
宣讲员与宣讲故事关系：故事的亲闻者
我的家住在司马台长城脚下，几辈子都是地地道道的山里人。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山里有位邓玉芬妈妈，家里养了7个儿子，穷得揭不开锅。这时，山里来了八路军，帮着搞土改，一家子终于吃上饭了。邓妈妈打听到，这些人还能打鬼子，这支队伍的头头儿叫“共产党”。
邓妈妈两口子商量：“他爹，这共产党的队伍真好啊，你就带着咱4个儿子跟着他们打鬼子去吧！”
1942年，日本鬼子疯狂向密云山区扫荡。邓妈妈带着家里的伤员、扯着几个儿子跟乡亲们一起躲进了山洞。高烧的小七儿哭闹着要回家。邓妈妈扯下了一把棉花套子，一狠心塞进了小七儿的嘴里，使尽全身的劲儿把孩子捂在怀里……
鬼子走远了，孩子已经浑身冰凉。
1945年9月，抗战胜利的喜讯传进了山里，邓妈妈也得知了爷儿五个牺牲的消息。坚强的邓妈妈心一横，把惟一的儿子小六儿也送上了部队，让他继续跟着共产党。一年后，小六儿也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
21世纪，我们山里又出了一位李连芝妈妈。2002年秋天，李妈妈领着惟一的儿子张虎报名参军。李妈妈说：“咱山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国家每月还给咱山区的老百姓发补贴，儿子养这么大了不去当兵，对得起咱国家吗？”
2003年11月3日，湖南衡阳大火，18岁的张虎在转移群众、抢救财物时，大厦突然倒塌，张虎和其他武警消防官兵一起淹没在了火海之中……
张虎的骨灰盒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运回北京。县领导问李妈妈有什么要求“您就让我闺女去接她哥哥的班儿吧……”
3、我为村民致富忙
宣讲员：李书国，55岁，中共党员，大兴区榆垡镇刘家铺村党支部书记，荣获2010年北京市“群众心目中的好党员”。
宣讲员与宣讲故事关系：主人公
刘家铺村位于北京的最南边，再迈一步就到河北省固安了。别看我们离北京城里远，我们可是远近闻名的果树专业村。
2001年，政府出台了补贴政策，把品种不好的梨树全部嫁接换成了丰水梨和黄金梨，让我们村搭上了致富快车。
以村党支部为主体，我们组建了刘家铺村果树协会，大伙推选我当会长。协会帮助村民购买生产资料、请专家教技术、联系销售渠道，为村民提供一条龙服务。
2003年，嫁接的丰水梨和黄金梨开始结梨了，一斤卖到了一块三四，大伙儿甭提多高兴了。
转过年来，果农们提出，套梨用的果袋太贵。我们村每年需要大小果袋1000多万个，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儿！我们几个一合计，去山东，争取厂价直销。村里没钱，我就求一个朋友开他自己的车拉我们去了山东。谈判成功，一年下来就为全村果农节省了20多万。
嫁接后的果树要人工授粉，我坐了6个小时的长途车到河北青县，为大伙儿买回了80台授粉机。回到村里一报账，会计问：“就住20块钱一宿的小旅馆，您也不怕招一身虱子？”
现在，我们村的黄金梨最高亩产值达到了9000元，收入超过10万元的果农有20多户。我们村成了榆垡镇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村民富，村委会可不富。我们几个人还是骑着自己的电动自行车。有人开玩笑说：什么时代了，还骑个破电动自行车，丢不丢人？我说：只要老百姓认可，只要乡亲们能富，就是骑驴也不丢人！
4、天山儿女的心紧连共产党
宣讲员：努尔比耶·克里木（维吾尔族），20岁，中共党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学生。2006年至2010年就读于昌平二中内地新疆高中班，被评为“昌平区优秀团员标兵”、“优秀内高班学生”等。
宣讲员与宣讲故事关系：主人公
我是一个维吾尔族姑娘，现在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大一学生。
2006年，我从新疆库尔勒来到昌平二中。那天，走进校园时已是深夜，没想到，桌上早就摆好了可口的饭菜，班主任老师叫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
我的好朋友阿依先古丽，家在农村。她跟我说：要不是上了新疆班，她可能已经嫁人了。到北京上学不久，她妈妈进入尿毒症晚期，后来就去世了，听到噩耗，阿依先古丽几次哭晕了过去。
料理完母亲的后事，父亲把阿依先古丽送回学校。班主任和我们几个好朋友早早地等在校门口迎接。班主任流着泪连声答应她父亲：“您就放心吧！我们都是她的亲人，这里就是她的家。”从那以后，班主任每月都从工资中拿出一部分钱来资助阿依先古丽，还常利用业余时间给她补课。后来，阿依先古丽终于考上了重点大学。
新疆班学生基础参差不齐，有的人连英语ABC都不会写。教英语的赵老师就一对一地为我们补课，一年后，我们预科班的学生在全年级英语考试中取得了第一名。
我知道那些给我帮助、让我感动的老师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共产党员。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2010年3月16日，在我年满18岁的时候，我和12名新疆班的同学一起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我们这些天山儿女的心和党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5、让出生之希望的白衣天使
宣讲员：于晓姝，30岁，中共党员，市卫生局党校职工。
宣讲员与宣讲故事关系：故事的亲闻者
2006年6月24日，为纪念在抗击“非典”中牺牲的白衣烈士，“救死扶伤”纪念坛在北京市卫生局党校的半山坡上落成了。一次特殊的讲解，让我永生难忘。
那一天，当我气喘吁吁地登上纪念坛的时候，一位中年男子正面对着烈士雕像呆呆地看着。当我讲到武警北京总队医院的主治医师李晓红事迹的时候，他泪流满面。我停下来，给他递了张纸巾。
“没事儿，你刚刚讲的李晓红是我的妻子。”这位男子是李晓红的爱人，他向我讲述了李晓红的故事。
李晓红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是那年牺牲的9位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年仅28岁。申请休假的报告已经批准，当听说分管的病人有可能被病毒感染，怀有身孕的她立刻坚持上班了。“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当逃兵呢！”再三劝她休假，她却说：“我和这个病人已经密切接触了，还是让其他同志回避，让我留下来吧！”
就这样，她一直战斗在临床一线，由于过于疲劳，不幸被病毒感染了。
“我年轻，能挺住。先把重症病人转走吧！”就这样，她先后三次把转院治疗的名额让给了其他患者。
病情渐渐恶化后，已经说不出话的李晓红，在纸上留言给医生，请求在她身上试验新药。生命离去的前一天，她强撑着写下了上千字自己关于病情的体验和分析。这个珍贵的治疗方案，为挽救患者的生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的心在颤抖，很疼很疼。我知道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信仰，是为了祖国和人民可以牺牲一切、甚至是生命的信仰！
此刻，我想对天上的晓红说：你不会孤单，因为我们会延续你的大爱和坚强，会传承你“救死扶伤”的执着和理想！
6、从逃荒孩子到“中关村第一代”
宣讲员：纪世瀛，69岁，62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与陈春先等人共同创办了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北京市应用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企业管理学院院长。
宣讲员与宣讲故事关系：主人公
31年来我一直坚持在中关村创业，是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如今，我已经快70岁了，回顾自己的一生，可谓历尽磨难，但每一次都是党帮我闯过了难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解放前，我出生在北京昌平九里山下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庭，四岁随父母逃荒到了张家口。1949年，共产党解放了我的家乡，我才回到了北京老家。1962年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如果没有共产党，一个差点饿死的逃荒孩子，怎么可能登上中国最高的科学殿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大幕。1980年10月，我和陈春先等人创办了中关村第一家民办科技机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民办民营”这个新生事物很快遭到了质疑和非难，又是党把我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中央肯定了服务部的大方向完全正确，我们激动得在心底一遍遍呼喊：“英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党的十六大开幕的当天夜里，听说民营企业家也可以入党了，我一夜没睡，写了一份长达25页的入党申请书。62岁那年，我终于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时候，我心里一直重复着这样一句话：一辈子坚定不移跟党走。
可是就在2006年7月，我被诊断为“胰头癌”，医生判断最多只能活八个月。病危期间，党和政府特派了专家组为我会诊治疗。我终于战胜了病魔，从黄泉路口回来了！五年了，我不但没有倒下，还创办了北京企业管理学院，至今战斗在中关村的第一线。
7、师生三代无悔回国报效
宣讲员：梅品超，43岁，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宣讲员与宣讲故事关系：故事的亲闻者、主人公
3年前，我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回到了祖国。我的老师、我老师的老师，他们当年都做过同样的选择。
我老师叫沈岩，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医学分子遗传学家。老师的老师叫吴冠芸，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中国开创产前基因诊断的第一人。
抗日战争时期，13岁的吴教授在杭州的难民所躲过一劫。少年时的记忆，让她幼小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我要为国家富强而奋斗。18岁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她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人，很快就成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上海解放前夕，许多同学都出国了，她和丈夫留在了祖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80年代，吴冠芸教授的实验室里来了一位28岁的刷试管工人我的老师沈岩。1990年，沈岩去法国深造。“你到国外多学点知识，学完一定要回来。”临走前吴老师嘱咐他。
3年后，沈岩准备回国了。导师孟德尔博士挽留他：“在这里你的薪水可以买别墅、买雪铁龙。”
“不，您说的不对！北京有我的父母妻儿，有我的老师，有我的研究所。我爱我的祖国！只有在那儿，才有我的舞台！”沈岩说。
2007年，我在阔别祖国7年后第一次回来探亲。一下飞机，我就被北京巨大的变化震惊了，是我走过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曾有过的感觉：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根在这里，我的心也在这里。
我没什么可犹豫的，返回美国以后我立即递交了辞呈，带着满满的思乡情、报国志，我回家了!
8、一心一意跟党走
宣讲员：曾昭日（香港籍），49岁，北京日昌麟记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1986年从香港来京从事餐饮行业管理工作，1996年开始在京创业，至今开办了5家连锁餐饮企业。
宣讲员与宣讲故事关系：主人公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大家别看我今天在北京做老板，过去在香港，我就是个二等公民。别的不说，香港人要是在国外遇到什么困难，英国政府从来就没管过我们。北京，却从来没把我当外人。
1986年，我来北京之前，很多朋友都不支持，担心会出事。可当我一下飞机，办理入境手续的海关人员一句话，就让我放心了：“您是香港回来的？欢迎来北京！”多亲切的话，这是我在香港生活20多年从来没有感受过的温暖！
1997年7月1日，我在北京观看了香港回归的现场直播。一个北京朋友抱着我说：“欢迎回家啊!”那一刻我眼睛湿润了。我有家了！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了！
我在北京生活已经20多年了，从一个香港的西餐厨子到拥有5家连锁企业、几百员工的老板，还当了北京的姑爷，处处享受着北京的关照。
记得第三家分店即将开业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了拆迁通知。我好不容易把开业手续全办齐，又花了好几个月装修和招工，眼看就要开业。先别说投资，几十个已经跟我签了合同的员工怎么办？绝望时，区负责人听说了我的困难，主动找到我，同意再安排一个更合适的地方让我继续经营：“你是香港同胞，祖国欢迎你们回来创业。放心吧，有党，有政府呢！”平安大街上的这个新店址，如今已是我的旗舰店。
来北京那么多年，我从一个普通的打工仔，到拥有自己的事业。今后，我会更加努力把企业搞好，并一心一意地爱祖国、跟党走！
9、 用爱为下一代传递希望
宣讲员：袁天天，27岁，中共党员，北京市电气工程学校团委书记。
宣讲员与宣讲故事关系：故事的亲闻者
我们学校有这样一位老师：调皮贪玩的孩子经过她的教诲都能变得彬彬有礼，基础差、自信弱的学生在她的班里都能够成长进步。她，就是共产党员权福苗。
权老师有一张特制的图表，表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每个学生的性格特点、在校表现、学习知识技能等情况。学生张龙的表上是这样写的：“张龙，性格内向，但是动手能力较好，稳重踏实。目前为其定位适合的岗位是某部机关楼宇管理员。培养目标：高一上学期担任专业课代表；高一下学期在区技能大赛上获奖，高二在市级技能大赛上获奖……”
张龙是一个来自延庆山区的孩子，腼腆内向，连在走廊里向老师问声好，都会害羞地盯着自己的鞋尖，这样的学生能够达到权老师的培养目标吗？
今年4月，我在走廊遇到了张龙，他很大方地跟我打招呼：“老师您好！您回来了，在外学习一切都好吧？”这几句话让我愣了半天。我问他：“你现在怎么样，学习忙吗？”他兴奋地说：“老师，我现在可忙了，要准备参加全国技能大赛了。”他的话再次让我愣住了。
从张龙的博客上，我找到了答案。
张龙入学后，权老师让他担任了电子课代表，从小到大第一次当班干部，张龙上进心更强了。张龙家在山区，来回一趟路费就要50多块，权老师帮助他申请了周末在校住宿，还鼓励他参加校电子技术竞赛，结果张龙拿了第一名！紧接着，在区级电子技术竞赛中，他又获得了一等奖！
权老师常说：“老师对学生的爱就是责任，就是不抛弃、不放弃！”
10、山窝窝飞出不朽的歌
宣讲员：李洋，28岁，房山区堂上村村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词曲创作地纪念馆义务讲解员。
宣讲员与宣讲故事关系：故事的亲闻者
我爷爷是当年最早学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的儿童团员，也是这首歌曲诞生的历史见证人。
1943年9月，晋察冀边区剧社到平西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宣传抗日，19岁的曹火星被派到了房山区的堂上村，白天搞宣传，晚上忙创作。
一天，曹火星让我爷爷召集村里所有的儿童团员，说要教唱他新创作的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哎？怎么这么耳熟啊，那曲子不就是当地民歌“霸王鞭”吗！我爷爷觉得歌词写得特别好：“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这些都是根据地老百姓的心里话呀！
打那以后，儿童团员站岗放哨，劈柴放羊，嘴里老是哼哼这首歌。一传十、十传百，这首歌一下子在平西就传开了。后来，毛主席还亲自给它加了个字，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94年，曹火星回到堂上村。他和我爷爷老哥俩一见面，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曹火星说：“当年写歌的地方，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我爷爷呢，一直跟在他的身旁，嘴里边不停唠叨着村里这些年的变化：“火星啊，你知道吗？当年你那家的房东，家里的孩子都到国外留学去了。解放前，村儿里出不了一个大学生，现在可好啦，都出 "洋学生"了。那时候，十几岁的孩子穷得没衣服穿，可你瞧瞧，我们现在吃的、穿的、住的，啥都不缺了。真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呀！”
2001年6月27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词曲创作地纪念雕塑揭幕。现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词曲创作地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了，我爷爷啊，也当上了义务讲解员啦。
11、千里送款：一分钱不少，一个人不落
宣讲员：唐晶，24岁，中共党员，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宣讲员与宣讲故事关系：故事的亲闻者，主人公的同事
这是一个法院为22位四川籍农民工追讨血汗钱的故事。
几年前，门头沟一家煤矿因为污染严重被责令关闭。在那里打工的22名四川籍农民工一看没拿到工钱，顿时就急了，一纸诉状告到法院。皱巴巴的起诉书上，歪歪扭扭地写着：“青天大老爷，一定得给我们做主啊！”
不久，案子判了，农民工赢了，可煤矿因财产不足，工资款只能先给一部分。22名农民工的心里很不痛快。他们找到女执行法官王淑霞：“王法官，我们决定回老家了，知道法院尽力了，我们认了。”望着他们带着遗憾离去的背影，王法官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把煤矿欠农民工的工资给追回来！”
转眼到了2009年，经过法院的不懈努力，案款终于要回来了，但如何发款又成了一个新难题。按照司法规定，当事人需要在卷宗上签字，可22位农民工的工资款最多的一笔三千多块钱，最少的才三百多块钱，如果让远在四川的农民工来京领款，有的连往返路费都不够。而且绝大多数人的电话都变了，根本联系不上。
院党组决定：送款，22个农民工一个也不能落！
从北京到成都两个多小时的空中飞行，从成都到射洪6个多小时的崎岖山路，再从重庆到奉节26个小时的水路，王法官带着书记员和法警拖着装满22本卷宗的箱子跋山涉水，连续赶路，几天几夜都没合眼。那段时间他们光是联系派出所、村委会的电话就打了上百个。
经过三千多公里的艰难跋涉，王法官他们终于找到了分散在四川、重庆6个县11个村的22名农民工，并把钱亲手送到了他们每一个人的手中。
12、重新扬起生命的风帆
宣讲员：汪涓，35岁，中共党员，北京市残疾人体育训练职业培训中心职工。共获得国际、国内残疾人体育比赛金牌31枚、银牌12枚、铜牌8枚，曾九次打破世界纪录。
宣讲员与宣讲故事关系：主人公
老人们总说，像我这样只有一条腿的人，如果是在旧社会，能活下来就不容易，生活更是非常非常地艰难。可是现在的我，不仅上了大学，而且在机关工作，还参加了40多次国际、国内残疾人体育比赛，共获得30多枚金牌，9次打破世界纪录，为国家、为北京赢得了荣誉。
1988年10月15日，一场车祸改变了我的命运。那年，我刚满13岁。进入残疾人职业高中后，我走出生活的阴影，变得坚强起来。
1994年，第六届远南残疾人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国家组建参赛队伍，我被选入轮椅击剑队参训，那时距离开赛只有40多天。虽然我从不知道击剑是什么，可是我决心用我最大的努力回报国家给我的机遇。那一年的夏天出奇的热，训练时需要穿上击剑服和厚厚的防护服。60多岁的老教练为了指导我，也要穿上翻毛牛皮教练服。一堂训练课下来，我们两人，都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在第六届远南残疾人运动会上，我获得了女子重剑冠军、花剑亚军的好成绩。
备战2008年北京残奥会前夕，由于跳远训练时，长时间用假肢起跳，我腿部残端出现坏死，每次起跳都钻心的疼。医生警告我，如果再用假肢起跳，很可能被再次截肢！我的教练多次劝我放弃。可我想，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是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盛事，我决不能放弃，为了不辜负国家多年的培养，我毅然回到训练场，咬紧牙关，继续训练。
在残奥会跳远比赛中，我忍着剧痛，拼尽全力，以5厘米之差，获得了第四名，这已经是我最好的成绩。在百米比赛中，获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
13、政府埋单：大杂院变身“幸福小院”
宣讲员：孙华，55岁，东城区东四街道社区居民。
宣讲员与宣讲故事关系：故事的亲闻者
“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这是形容老北京四合院里“住家儿”的生活情景。我家就住在东四四条一个四合院，亲眼见证小院从破败不堪到修缮一新。是危改，让这个四合院又“活了”起来；是党和政府的关怀，让我们有了温暖的新家！
早些年，随着北京城的人口越来越多，四合院越来越窄，加上搭小厨房的、搭煤棚子的，挺宽敞的院子就变成了长长一条儿，要是两个人走个对脸，那都得侧着身儿过，感觉就一个字，挤！
压根儿没想到的是，2008年初，房管所几个人在院子里进行了一番勘察政府要对这一片的危房进行改造。老房子要翻修，钱得花海了去了！人家六个字就打消了我们的担心：不花钱，国家掏！
嗨，这天上馅饼就真掉我们头上了。
修房师傅对照着图纸，精心测量。那架势，嘿，靠谱！房子修完，还是老北京四合院的味儿。
三个月后，我再进院子，差点都不认识了。和我住了几十年的老街坊李姐跟我说：“我结婚的时候都没住上新房，没想到老了倒住上新房了！”
后来我才知道，政府这次危改花了大力气了。东四平房保护区是北京市确定的第一批平房保护区。2003年“煤改电”， 417间民房按照明清房屋的规格进行了修缮，一水儿的青砖青瓦呀；2007年后，130个小院、800多户的平房得到了修缮。现在住平房，跟住楼房没什么两样了。
清晨，笼子里的鸟儿叽叽喳喳，海棠花飘着清香，小院儿可是真美。我最想说：“衷心的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幸福生活！”
文字整理：童曙泉 侯莎莎 贾晓燕 骆倩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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