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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崛起:世界地图上的新坐标

发布时间:2011年06月30日 18:04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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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北京6月30日电(记者 李云路 王建华 蔡敏 许晓青)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1889-1975)曾说:“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说这番话时是在中共执掌政权之后。但如果他看到1949年以前中国的情形,也许会有另外的感想。

  十九世纪末,很多生存维艰的中国人到海外谋生。据《美国华人史》记载,他们中许多通不过移民官挑剔刻薄的盘诘,被关押在旧金山天使岛的候审木屋,走投无路而自杀。一些人写下遗诗刻在板壁上,有数百首之多。

  一首写道:“国弱被人多辱慢,俨然畜类任摧残。”

  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一座石库门房子内秘密成立。它提出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改变这个国家人民的悲惨命运。

  出席中共一大的有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他们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而那时大多数中国人对此并不乐观。

  90年后,中共党员人数发展到8000多万,相当于德国的全国人口。他们领导的国家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掌握着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还拥有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石油和电信企业,甚至将可能成为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

  今年利比亚发生动荡时,中国派出海陆空力量,12天内接回3万多在利中国公民,保障了他们的人身安全。

  而在1949年前,中国中央政府甚至不能在自己的国土上完全行使主权,很多决定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强加的。现在,中共把一个五千年文明古国重新带回了世界中心舞台。

  但同时,这个崛起中的大国仍有它不尽如人意的一面。比如,台湾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使中国还没有实现完全统一;人均GDP还排在世界百位左右;因收入分配不公等导致的民生问题比较突出;它在现代还没有做出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科技发现和发明;腐败现象正在一些地方蔓延,损害了党群关系。

  从温饱到小康

  与西方一些国家在崛起过程中都要对外扩张不同,中国共产党没有派遣一兵一卒到国外去占领过别人一寸领土。

  很多人认为,中共最大的成功之一,是解决了国内庞大人口挨饿的问题,并以此获得人民长期的支持。

  63岁的严宏昌是安徽省小岗村的一名村民。他听父辈们说,上世纪二十年代,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水利设施缺失、淮河连年水灾,很多村民要外出讨饭。解放战争时期,小岗位于国统区内,村民们听说共产党要给农民分田分地,能吃饱饭,都很兴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小岗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进行了土改,每家每户第一次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证。加上没有了战乱,村民生产积极性很高,每家生活明显改善,还有了余粮上交国家。但在“文革”时期,“大锅饭”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热情,粮食产量显著下降。

  严宏昌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里人到处挖野菜,煮出来的野菜稀饭,先给老人、孩子吃,剩下的给干活的男人吃,主妇摸摸锅里,没有了就不吃了。所以,经常出现妇女饿昏、饿死的事情。严宏昌带着子女跑遍了邻近几个省,为了要到一口饭,放下了所有尊严。对于性格要强的老严来说“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折磨”。

  1978年8月,“文革”已经结束,时为生产队副队长的严宏昌,和其他17人一起,带头摁手印实行“大包干”,也就是把田地重新承包给农户,搞自主经营。次年,严宏昌家就解决了吃饭问题。1983年,一家七口30多亩地,一年收粮食2万多斤,温饱不再愁。当时冒风险摁手印的,有4个人后来成了中共党员。

  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普遍推广。1978年,中国农村仍有2.5亿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极端贫困人口。2010年,按照年人均纯收入1274元的扶贫标准,全国贫困人口已减至2688万人。

  而在全球范围内,9.25亿人正承受着饥饿的折磨。世界银行2008年公布的贫困人口测算数据显示,在1981年至2005年间,东亚以1.25美元贫困线衡量的贫困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重从近80%下降到18%,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过去25年,全球减贫事业成就的70%左右来自中国。

  中国几千年来,历代统治者都没有根本解决人民的饥饿问题,这成为政权不断更替和持续动荡的导火索,明末的战乱和灾荒就造成几千万人死亡。

  然而,解决温饱问题后,中共仍然面临巨大挑战,那就是如何使人民过上全面小康生活,实现共同富裕。

  28岁的家庭主妇胡爱华最近才在认真考虑买一台电视机。她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月薪3000多元。她的丈夫王鑫是驻京某部队的初级军官,月薪4000多元。这样的收入在消费水平日趋上升的北京难言宽裕。

  胡爱华和王鑫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宿舍里,屋子里除了一张床、一副可折叠衣架、一台电冰箱、两张桌子,几乎没有别的家用大件。两人都来自农村,和众多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一样,他们不仅要从头积攒城市生活的物质基础——用于住房、教育、医疗、生儿育女等大项开支,还要把部分工资寄回老家。

  今年3月,胡爱华看到一条新闻: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人李肇星宣布,中国国防费预算要增长12.7%,相当一部分将用于养兵过日子。“如果丈夫能涨工资,我们就可以买一台电视,”胡爱华说,“同样的钱,对富人和穷人来说是不一样的。”

  中共对自己的发展保持谨慎乐观。大多数中共官员认为中国仍处于相对落后状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持续一百年。

  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写道,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保持经济增长,绝不允许经济发展这一目标受到任何干扰。

  从革命到改革

  “革命”是中国人最常听到的词汇之一。中共长时间忙于解决革命和战争问题。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首广为流传的诗歌是《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描述中国军队攻入美国白宫,解放全世界的受压迫者。

  但让人惊诧的,也正是这时,毛泽东却提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40年后,人们讨论这件事时认为,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差异”,尝试了“使中国提前20年走出冷战”。

  “街上满是两轮、三轮脚踏车和手拉车,市中心一家商店窗户上贴着‘全世界人民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标语。”这是参加“乒乓外交”的美国兵乓球队员康尼·斯威里当年对北京的印象。

  到了1979年,北京街头首次出现了美国商业广告——“可口可乐添欢笑”。曾在朝鲜战场交锋的中国与美国建交了。这时,“文革”已结束3年。西方媒体把中共干部称作“务实的共产主义者”。

  中共把“革命党”的身份转换成了“执政党”,但国内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只是,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中共称改革开放也是一场“革命”,甚至是一场“战斗”——特别是正在进行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一轮改革,被称为“攻坚战”。

责任编辑:张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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