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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6月30日电（记者 李云路 王建华 蔡敏 许晓青）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1889－1975）曾说：“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说这番话时是在中共执掌政权之后。但如果他看到1949年以前中国的情形，也许会有另外的感想。
十九世纪末，很多生存维艰的中国人到海外谋生。据《美国华人史》记载，他们中许多通不过移民官挑剔刻薄的盘诘，被关押在旧金山天使岛的候审木屋，走投无路而自杀。一些人写下遗诗刻在板壁上，有数百首之多。
一首写道：“国弱被人多辱慢，俨然畜类任摧残。”
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一座石库门房子内秘密成立。它提出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改变这个国家人民的悲惨命运。
出席中共一大的有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他们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而那时大多数中国人对此并不乐观。
90年后，中共党员人数发展到8000多万，相当于德国的全国人口。他们领导的国家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掌握着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还拥有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石油和电信企业，甚至将可能成为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
今年利比亚发生动荡时，中国派出海陆空力量，12天内接回3万多在利中国公民，保障了他们的人身安全。
而在1949年前，中国中央政府甚至不能在自己的国土上完全行使主权，很多决定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强加的。现在，中共把一个五千年文明古国重新带回了世界中心舞台。
但同时，这个崛起中的大国仍有它不尽如人意的一面。比如，台湾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使中国还没有实现完全统一；人均GDP还排在世界百位左右；因收入分配不公等导致的民生问题比较突出；它在现代还没有做出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科技发现和发明；腐败现象正在一些地方蔓延，损害了党群关系。
从温饱到小康
与西方一些国家在崛起过程中都要对外扩张不同，中国共产党没有派遣一兵一卒到国外去占领过别人一寸领土。
很多人认为，中共最大的成功之一，是解决了国内庞大人口挨饿的问题，并以此获得人民长期的支持。
63岁的严宏昌是安徽省小岗村的一名村民。他听父辈们说，上世纪二十年代，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水利设施缺失、淮河连年水灾，很多村民要外出讨饭。解放战争时期，小岗位于国统区内，村民们听说共产党要给农民分田分地，能吃饱饭，都很兴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小岗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进行了土改，每家每户第一次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证。加上没有了战乱，村民生产积极性很高，每家生活明显改善，还有了余粮上交国家。但在“文革”时期，“大锅饭”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热情，粮食产量显著下降。
严宏昌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里人到处挖野菜，煮出来的野菜稀饭，先给老人、孩子吃，剩下的给干活的男人吃，主妇摸摸锅里，没有了就不吃了。所以，经常出现妇女饿昏、饿死的事情。严宏昌带着子女跑遍了邻近几个省，为了要到一口饭，放下了所有尊严。对于性格要强的老严来说“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折磨”。
1978年8月，“文革”已经结束，时为生产队副队长的严宏昌，和其他17人一起，带头摁手印实行“大包干”，也就是把田地重新承包给农户，搞自主经营。次年，严宏昌家就解决了吃饭问题。1983年，一家七口30多亩地，一年收粮食2万多斤，温饱不再愁。当时冒风险摁手印的，有4个人后来成了中共党员。
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普遍推广。1978年，中国农村仍有2．5亿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极端贫困人口。2010年，按照年人均纯收入1274元的扶贫标准，全国贫困人口已减至2688万人。
而在全球范围内，9．25亿人正承受着饥饿的折磨。世界银行2008年公布的贫困人口测算数据显示，在1981年至2005年间，东亚以1．25美元贫困线衡量的贫困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重从近80％下降到18％，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过去25年，全球减贫事业成就的70％左右来自中国。
中国几千年来，历代统治者都没有根本解决人民的饥饿问题，这成为政权不断更替和持续动荡的导火索，明末的战乱和灾荒就造成几千万人死亡。
然而，解决温饱问题后，中共仍然面临巨大挑战，那就是如何使人民过上全面小康生活，实现共同富裕。
28岁的家庭主妇胡爱华最近才在认真考虑买一台电视机。她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月薪3000多元。她的丈夫王鑫是驻京某部队的初级军官，月薪4000多元。这样的收入在消费水平日趋上升的北京难言宽裕。
胡爱华和王鑫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宿舍里，屋子里除了一张床、一副可折叠衣架、一台电冰箱、两张桌子，几乎没有别的家用大件。两人都来自农村，和众多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一样，他们不仅要从头积攒城市生活的物质基础——用于住房、教育、医疗、生儿育女等大项开支，还要把部分工资寄回老家。
今年3月，胡爱华看到一条新闻：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人李肇星宣布，中国国防费预算要增长12．7％，相当一部分将用于养兵过日子。“如果丈夫能涨工资，我们就可以买一台电视，”胡爱华说，“同样的钱，对富人和穷人来说是不一样的。”
中共对自己的发展保持谨慎乐观。大多数中共官员认为中国仍处于相对落后状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持续一百年。
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写道，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保持经济增长，绝不允许经济发展这一目标受到任何干扰。
从革命到改革
“革命”是中国人最常听到的词汇之一。中共长时间忙于解决革命和战争问题。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首广为流传的诗歌是《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描述中国军队攻入美国白宫，解放全世界的受压迫者。
但让人惊诧的，也正是这时，毛泽东却提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40年后，人们讨论这件事时认为，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差异”，尝试了“使中国提前20年走出冷战”。
“街上满是两轮、三轮脚踏车和手拉车，市中心一家商店窗户上贴着‘全世界人民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标语。”这是参加“乒乓外交”的美国兵乓球队员康尼·斯威里当年对北京的印象。
到了1979年，北京街头首次出现了美国商业广告——“可口可乐添欢笑”。曾在朝鲜战场交锋的中国与美国建交了。这时，“文革”已结束3年。西方媒体把中共干部称作“务实的共产主义者”。
中共把“革命党”的身份转换成了“执政党”，但国内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只是，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中共称改革开放也是一场“革命”，甚至是一场“战斗”——特别是正在进行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一轮改革，被称为“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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