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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和司法判断，谁来裁决？
精神障碍患者的收治，有其特殊性，让医生同时肩负着伦理判断和司法判断，必然会出问题
黄雪涛专门在微博里写了两个请精神科医生回答的问题：1、什么样的精神病人无行为能力？ 2、“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是什么意思？
记者拿着这两个问题，问了广州数名精神科医生。
对于第一个问题，医生们都很谨慎，坚持说这不是他们研究的范畴，得问法律界人士。
而对于第二个问题，医生们从意识障碍、认知障碍等角度，解说了一大通，但大部分医生承认“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医生之间都可能存在分歧，适合由精神病司法鉴定机构来出具结论”。
《草案》第29条就授权精神病司法鉴定机构行使对强制收治不服的最后裁决权。
而黄雪涛用了一句比较极端的话来形容：这就是草案最严重的不足———我们将接受精神科医生的统治，而不是法治。
到底谁才能握有“飞越疯人院”的最终裁量权？
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法学教研室副主任王岳认为，当前法案对非自愿住院医疗的判断主要依赖的仍然是医生的诊断、复诊以及精神卫生司法鉴定，这些都不足以保护公民权利不受到侵害。
中国司法精神病学泰斗、川大华西医院教授刘协和是法案最初起草人，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坚定指出，目前的规定不能彻底解决现有的精神障碍患者的收治问题。“除法律以外，任何人或者组织都无权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精神科医生不能僭越法律，成为决定一个人有无行为能力的主体。精神障碍患者的收治，有其特殊性，让医生同时肩负着伦理判断和司法判断，必然会出问题”。
刘协和认为，理想状态是“划清诊断和收治的权限”，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障碍，应该由医生从专业的医学角度进行诊断，而非自愿接受治疗的患者，是否收治入院，则由法律裁定。
但这一点，在精神科医生那里有不同观点。
立法参与者、北京市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说，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一个人出现疑似精神病患者的行为，如危害社会公共安全行为时，医生认为这是其缺少“自制力”，严重者即应住院治疗。而法律界则认为，这是其“行为能力”问题，应该进行法学判断，但法学对疾病的考虑又比较少。如果按照法学界的说法，凡是出现危害社会治安、肇事肇祸等疑似精神病患者的人，都应先经司法鉴定才能确诊，但司法鉴定一是要等，时间久，二是病人的病情刻不容缓。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精神科医生表示，这确实是两难，“武疯子”送了过来，医生已经判断要住院了，等法院裁决的话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危害了社会首当其冲被怪责的往往是医生。“说实话，我们也不愿意呀，划清诊断和收治对医生来说更轻松”。
深圳衡平机构的志愿者则认为是医疗界理解不到位：如果治疗刻不容缓，在收治过程中引入司法程序有困难，患者应有权在住院期间获得第三方机构的审裁，这样并不会延误治疗，甚至有助于治疗。有苦无处说、有冤无处诉的病人，才不愿意配合医生治疗。
精神病收治制度有八大缺陷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9年统计显示，我国有各类精神病人一亿以上。有研究数据表明，重性精神病患人数也已超过1600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精神病发病率已占我国所有疾病发病率总数的20%，而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为10%。
去年10月10日，第十六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当天，《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发布，这是我国首部从法律视角对精神病收治制度进行分析的民间报告，当时寄送给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以期为正在进行中的精神卫生立法提供参考。
在这份报告里，我们可以看到，与高发病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经费投入过少。国外精神卫生投入占卫生总投入的比例约为20%，而我国仅有1%。这有限的投入却要负担起占所有疾病20%的精神疾病。财政投入严重不足使我国目前仍有70%左右的精神病患者没有接受有效治疗。
以经济相对发达的广东省为例，广东仍有七个地级市没有地市级精神病院。从广东省局部地区的数字来看：广州市有80%的重症患者得不到治疗；清远市有90%的患者得不到治疗；茂名地区虽有大约两万名重症患者，但目前只有500多人得到收治。广东省作为经济总量全国第一的省份，财政投入尚不能满足基本的精神卫生治疗需求，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精神障碍患者的治疗率很低。
该报告还总结了目前精神病收治制度的八大缺陷：强制收治没有门槛；强制收治没有程序规范；否认个人拒绝住院的权利；不经法定程序推定监护人；出院遵循“谁送来、谁接走”的规则；住院期间没有纠错机制，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司法救济失灵；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非常低。
而这一次的《草案》，显然对报告里的八大制度缺陷基本上都作出了积极的回应。“草案有了非自愿住院的实体标准和程序要求，其中提到不能随便将人送到医院做精神病检查，这一点很好。”黄雪涛还是很肯定《草案》的进步。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邱鹭风还特别赞赏草案将部分“非自愿”的法律责任提高到刑责的高度，“这将极大地保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对近年来备受社会质疑的一些个人、机构为了自己的利益，使人‘被精神病’的丑恶现象，也将是一次重大打击”。
链接
《精神卫生法(草案)》被指存在诸多不足
6月23日，两个民间公益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和“衡平机构”致信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直指精神卫生法草案在精神病非自愿诊断和收治的实体标准、防止滥用监护权侵权及患者司法救济权利等方面存在制度漏洞，并不能杜绝备受诟病的“被精神病”现象发生。在建议信中，公益组织重点提出了六点修改意见。
———删除将“扰乱公共秩序”作为非自愿诊断和收治的标准。
———将“知情同意”替代“非自愿”，作为精神障碍诊断的基本原则。
———保障非自愿住院人员的特定委托代理权限。
———监护人资格应在紧急收治之后经法院确认。
———重罪犯罪嫌疑人须进行“强制精神障碍诊断”。
———无监护人、近亲属的疑似精神病人非自愿住院由民政行政部门首长批准决定，以临时监护人身份对流浪精神病患者行使监护权。 (法制日报)
他山之石
《台湾精神卫生法》(2007年修订)第四十二条
住院患者或其保护人，均有权向法院声请裁定紧急安置或强制住院；经主管机关认可的公益团体，也可在一定条件下向法院声请停止住院。
《香港精神健康条例》(与英美基本相同)
精神障碍者无论入院、出院，均由法院聆讯后裁定；如不服，可向上级法院上诉。如接受特别治疗，例如电震荡，须经本人书面授权同意，不得由监护人决定。
意大利《精神卫生法》(1978年)
“市长+监护法官”双重同意，方可实施非自愿健康措施；住院患者如有异议，可接受监护法官聆讯。（记者 林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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