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时代同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1921年7月，13名中国青年加上两名共产国际代表，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座小楼里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租界的密探和巡捕，几乎无人注意到这次会议的召开。这颗共产主义的种子却从此在中国迎风而长，生根发芽，发展壮大。经过28年的血雨腥风，艰难困苦，前赴后继，矢志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在1949年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成功。

　　九十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历经战争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时也完成了一个革命党到一个执政党的转型。风雨如晦的外部世界，复杂多变的内部时局，不断给这个党带来新的课题与考验。从带领四万万同胞翻身解放，直到当今进一步推动一个十四亿人口大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大业，中国共产党克服种种困难，在蜿蜒曲折中稳步前进，其成功经验当可概括为四个金字：与时俱进。

　　世界上没有任何政党，可以固执死守一成不变的教条，以此应对纷繁变化的世界而屹立不倒。尽管求新求变总易引来争议与质疑，但无数的实践证明，改革创新是一个政党保持生命力与先进性的关键之匙。从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到如今大力推进党内民主，中共的改革和创新思路清晰可见。回顾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理想主义的旗帜一直引导者中国共产党人前进的脚步。顺应历史潮流，呼应时代和人民的心声，自我纠错、自我完善、自我突破，不仅事关执政党的兴衰，更关乎一个泱泱大国的长治久安。

　　中国共产党由理想主义而生，也必将以理想成就自己。民主法制、和谐社会的执政理想，一朝实现，将是中华民族的福祉所在。

　　九十年前的星星之火

　　为什么，这个当年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团体最终能够脱颖而出，成就旷世大业？“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里有多少偶然，又有多少历史的必然！

　　1921年7月1日，19岁的北京大学外语系学生刘仁静正在京浦线的火车上，赶往南京。此去他是要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同他一道前往的，有“少年中国学会”的负责人之一邓中夏，邓已经为这次年会做了大量筹备工作。

　　近60年后，刘仁静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次旅行。他说，他是在开完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后，在7月上旬从南京又赶往上海，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当年，“少年中国学会”的名气要比中国共产党大得多。这个青年社团早于中国共产党两年，于1919年7月1日成立。它的会员遍布国内及德、美、英、日和南洋等地，在南京、成都和巴黎设有分会，是“五四”时期人数最多、分布最广、时间最长、影响深远的一个组织。我们看一看它的成员，许多都是后来在中国政坛赫赫有名的人物：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蔡和森、赵世炎、张闻天、许德珩、卢作孚、李人、周佛海、田汉、宗白华、朱自清……当中也包括后来在中国组建名噪一时的“中国青年党”的曾琦、李璜。

　　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即现在的兴业路76号，李汉俊的兄长李书城的住宅中召开。刘仁静是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但他确实是由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出的代表。北京来的另一个代表，是张国焘，时年24岁。刘仁静回忆说，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大家公认李大钊是领袖，然而大家习惯于尊重他的意见，“在组织活动中却并不事事都去打扰他”。

　　在选举参会代表那天，李大钊没到场；大家还提名过邓中夏和罗章龙，他们都以太忙而辞谢。总之，不光是刘仁静，其他人也“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

　　参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平均年龄还不到28岁。他们中有律师、杂志主编、教师、新闻记者和在校学生。这13人，包括他们所代表的全国56名中共党员，没有一个工人或是农民，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这批热血青年们，大多还只是政治舞台上的边缘角色，尚不在当时的政治主流之中。他们热衷的是翻译国外经典，谈论各种主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还不存在从事组织社会力量推翻现政权的政治行动。

　　翻阅关于上世纪头二十年中国政治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活跃于政坛的各种政党与政治派别：从1912年民国成立后，全国竟在半年内就出现了上百个政党。这些政党，分化组合多变，骤生骤灭，有时一个人加入几个政党，甚至一个人担任几个政党的领袖。它们虽然数量众多，但就政治倾向而言，大体是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改良派的延续。同时政党这一合法斗争形式也被袁世凯等军阀势力所运用，建立了不少御用政党和团体，因而呈现政党林立的局面。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是由同盟会改组而来的国民党。

　　相比之下，数十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组成的一个小党，在1921年上海法租界的一座小楼里悄悄开会，几乎没有被人注意——除了租界中的密探与巡捕。连开会者本人也都不曾预料到，这些人，这个党，注定要在中国叱咤风云，翻天覆地，30年后在中国一统江山，将中国改变为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