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去年，全国共有851353名领导干部报告了住房情况，606813名领导干部报告了投资情况。中纪委官员昨日重申，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良好运行尚缺少两个条件。

　　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昨日在中央外宣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再次直面官员财产申报和财产公示的问题，他表示任何一项好的制度，要想行得通、办得到，一定要有配套措施和水到渠成的环境。对于财产申报制度，他认为尚缺乏社会的诚信体系和信息统计体系两个条件，他直言，“没有这两个体系的建立，我想这项制度实行起来是比较难的。”

　　吴玉良认为，作为许多国家通行的反腐败制度，财产公示是有效的、管用的，中纪委对此也一直抱着积极的态度。

　　他举例说，《2008年-2012年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实施纲要》中规定了要对这项制度抓紧研究和论证，去年重新修订和颁布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也作了一些规定，包括要申报个人的收入、子女配偶的从业、房产、投资等情况，可以说在积极稳步地推进。

　　2010年，全国共有1672902名领导干部报告了个人有关事项。其中报告住房情况851353人，报告投资情况606813人，报告配偶子女从业情况805269人，对1581名领导干部相关问题进行了纠正。

　　此外，吴玉良还发布，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9621件，结案139482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46517人，涉罪被移送司法机关5373人。另一方面还针对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领域和环节大力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努力从源头防治腐败。

　　对话

　　“财产申报可新人新办法”

　　任建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对话人

　　新京报：社会诚信体系和信息统计体系对于财产申报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任建明：可能有方方面面的因素制约这个制度效果的发挥，我认为不应孤立地去说怎么推行这个制度、怎么让它有效，而是要有一个战略的考虑，把财产申报作为这个战略的组成部分。

　　国外以及香港都搞了财产申报，过去把它的作用夸大了，认为一推行这个制度就万事大吉，其实没有那么神奇。因为即使在国外，光靠财产申报发现问题也很难，没有人傻到把问题财产申报出来。这个制度可以作为一个阶段性的基本手段。

　　新京报：如果这些条件具备了，制度的效果能否比较好的发挥？

　　任建明：单从推行财产申报制度而言，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渐进的策略，比如在地方试点新人新办法，新选的干部要申报财产。

　　比如，某地班子换届，领导都要申报财产，审查确认其合法财产；下一个班子成立后，给六个月申报期，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就处理，这样在短期内把历史问题纠正，然后翻过历史一页，走上一个成功的反腐轨道。这种情况下，财产申报制度使用一次就可以了，六个月之后就是将来的问题了，之前则是历史问题。

　　新京报：这种新旧区别，对于已经违法犯罪的官员是不是开了口子？

　　任建明：历史问题从宽处理，不是无原则地捞了就捞了，有严重后果的，除了财产充公，还应有重罚。

　　香港当时就遇到过这种问题，廉署成立后誓言要把所有腐败分子挖出来，查到1976年后就导致警察闹事，酿成社会动乱，港督被迫宣布特赦。要吸取他们这个教训，但历史也不能简单翻过去，捞了不能白捞，要吐出来。

　　新京报：如果说财产申报只是阶段性的手段，那反腐还要经历多长时间？

　　任建明：我们常讲反腐败的长期性、艰巨性，但我认为长期性是值得商榷的，尽管腐败是个很难彻底铲除的问题，但从反面讲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时间久了就会从量变到质变，动摇执政地位，我很同意温总理曾说的，目前我们最大的危险是腐败。

　　我们具体的制度，像财产申报，是为一个更大的战略服务的，不能只看到树木，而不见森林。

　　部署

　　中纪委今年重点治理公车

　　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介绍，今年中纪委专项治理工作的重点是小金库专项治理和公车专项治理。

　　今年初，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开展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4月25日，中央又专门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进行动员部署。吴玉良表示，中央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已做出工作安排，对公务用车逐辆登记自查，摸清车辆底数，对发现和认定的违规问题进行纠正和处理。同时，要明确新的编制和配备标准，重新核定车辆编制总数，严格控制公务车总量。

　　此外，严格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经费预算管理，加强公务用车集中管理和统一调度，避免公车私用，降低使用和维修保养成本。目前该项工作已到清理纠正阶段，下一步将开展重点检查，按工作计划稳步推进。

　　公车问题被公众称为“车轮上的腐败”，国务院今年将向全国人大报告去年中央部门的“三公”支出，其中包括公务车的支出。

　　焦点

　　1 刘志军案仍在进行调查

　　今年2月，中纪委对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涉嫌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查，对于调查进展情况，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表示，目前仍处于调查阶段，调查结束后会向社会公开。

　　吴玉良表示，党历来高度重视对各级党政领导班子“一把手”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比如，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央和各省（区、市）党委成立巡视机构，对各地区和部分中央金融机构及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开展巡视；中纪委对中央国家机关派驻机构实行统一管理；去年，中央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和《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进一步完善了领导干部监督和制约机制。

　　他认为，刘志军被查处，恰恰说明党和政府反对腐败的坚定决心，说明反腐败的工作力度正在不断加大。

　　2 逐步建立官员防逃网络

　　针对贪官外逃问题，吴玉良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大力开展境外追逃和追赃工作。近几年已经通过引渡、遣返和司法协助、警务合作等国际执法合作的方式，将一批逃往国外的腐败分子缉拿归案。

　　同时，也在逐步建立防逃网络，特别是针对近年来出现的腐败分子利用外国投资移民政策获取身份、转移赃款等问题加强了防范工作。

　　吴玉良介绍，1月开始，全国实施《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有关部门已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意见。

　　此外，还通过建立健全国家工作人员出入境登记备案和证件集中保管的制度，加强资金监测，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防止贪官外逃，同时加强国际执法合作。

　　3 回应“我贿赂了”反腐网

　　针对近期出现的“我贿赂了”等反腐败网站，吴玉良表示，中央纪委监察部门高度重视互联网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中的重要作用，把它作为反映社情民意的窗口，并注意核查从新闻媒体和网络舆情反映出来的案件线索，重视发挥包括网民在内的广大民众的监督作用。

　　不过，他亦提出，有关部门也要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依法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要引导网民合法合理地表达诉求，也使网上反映的案件线索提高真实性和可靠性。

　　4 三招防范“权力期权化”

　　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将来的利益做交易被称为“权力期权化”，吴玉良表示，已经注意到个别领导干部的“权力期权化”问题，对此的工作部署涉及三个方面。

　　在完善相关制度规定方面，去年3月中共中央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明确规定不得在“离职或者退休后三年内，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