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接受媒体群访。从不缺少外部关注的南科大，现在却面临办学理念之争等重重内忧。(周游/图)

　　●朱清时曾把南科大比喻成一流别墅，这所尚在搭建的“别墅”已接纳第一批“住客”，然而，作为关键“砖头”的教师团队仍在招募

　　●在至今没有副校长、诸多行政架构缺失的情况下，朱清时不得不亲自处理许多细节事务，甚至包括敲定每一名员工的工资

　　自2011 年3 月开学开始，位于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一直处于舆论关注的中心。6 月初45名学生缺席高考，更引起社会各方的热烈讨论。

　　热议中，一件波澜不惊的事情被忽略了包括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在内的4 名协助创办南科大的香港科技大学教师，在开学前后，便已先后离开了南科大。

　　核心筹建团队成员带着失望离去

　　南科大的改革之路，该如何走?中国国情和教育的普遍规律之间，到底应该如何权衡?在改革者和改革者之间，路径和策略的争论，往往更容易决定改革的成果。

　　创校之初，南科大明确把香港科技大学作为改革的模板和方向。2010年，在港科大与南科大签订的合作协议框架下，李晓原等3 位对高教改革怀有浓重情结的教授，来到南科大协助筹建工作。

　　面对采访，几位港科大老师并不掩饰，他们是带着失望离开的。在这场悄无声息的离开背后，隐含着一场内部的激烈争论南科大的办学策略和路径，筹备工作进展的缓慢，应何时开始招生等等，都受到他们的强烈质疑。

　　朱清时曾把南科大的创建比喻成建一所世界一流的别墅，“那么从每一块砖头开始，你都要按照世界一流的标准来选择。”目前，这所尚在搭建之中的“别墅”，已经迅速接纳了第一批“住客”首届教改实验班的45 名学生。然而，作为关键的“ 砖头”的教师团队仍在招募中。目前的授课教师，仅有两人为全职聘任，其余皆为兼职。

　　而吴家玮及该校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都认为，南科大的一些做法违背教育规律。这几名从2010 年春天开始前来协助南科大办学的老师，坚持认为在正式招生、开学之前，必须将教师团队、培养方案、管理规范等全部制定完备。“你不能还没有设计图纸就开工建设什么一流别墅，更不能别墅还没建好就让‘住客’入住。”李晓原说。

　　但对于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来说，10 年的中科大校长生涯令他意识到，招生的时机稍纵即逝，而优秀的人才，则同时被内地多所大学激烈争夺。他认为，在中国内地办大学，必须采取“边开车，边铺轨”的模式，不能等待一切完备。最终，双方无法统一意见。

　　一直以来，南科大作为高教改革的探路者，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我原来以为南科大教改实验的阻力会来自外部，没想到最大的问题和争议出在内部的办学策略上。”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说。

　　多名院士南科大不见踪影

　　著名物理学家陈应天院士、葛墨林院士、雷清泉院士以及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等3位港科大教授的名字都在南科大“消失了”

　　“南科大首届教改实验班第一学期共开设微积分、线性代数、普通物理、计算机科学、英语、国学经典导读、社会学以及比较现代化8 门学科。这些课程的内容堪称完美。”这是在高考前夕广为流传的南科大学生公开信中的句子。此后，又有多名学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学校的教学管理非常满意。

　　然而，按照一位南科大老师的说法，这个班的第一学期是在“连滚带爬”中开学的。

　　2010 年12 月，朱清时发出“致报考南方科大考生、家长的一封信”，宣布开始自主招生。信中说，“我们已经做好了首期教改实验班的师资准备，聘请了若干院士和著名教授承担教改实验班的教学工作。”

　　但是，“聘请”的教师，都是兼职。当时的南科大并没有一名全职教授。

　　2011 年年初，从清华退休的张贤科教授和从华中科大退休的李元杰教授，与南科大签订了全职合同。前者担任线性代数的教学任务。

　　李元杰教授和唐叔贤院士共同教授物理课。从朱清时的公开信中可以看到，这门课的老师原定为陈应天教授。但是在开学前，由于理念分歧等原因，陈应天也淡出了南科大的工作。

　　原计划讲授微积分课的张景中院士，依然在授课教师名单中。但他事务繁忙，同时兼有广州大学计算机教育软件研究所所长以及四川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多个职务，无法每周到校讲课。因此，在临开学前，学校找来了一位来自美国、恰好正在学术休假的教授“救火”。

　　与之类似，同时兼职至少四份的陈国良院士，也依然担任了计算机课程的教学任务，但他请来了3 位教授组成“教学团队”。负责通识教育课程的丁学良教授如约开设了“比较现代化”，但南科大学生证实：丁学良并不能做到每周来上课，“他每月来一次，一学期一共上4 次课”。

　　对于这些情况，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并不满意。“根据我的教学经验，5门课就应该是5个教授，怎么能那么多老师?”

　　对照一年多以来的学校公告和媒体报道，可以发现除几位港科大老师和陈应天教授外，还有多个曾经出现过的名字最终“消失了”，其中包括葛墨林院士、雷清泉院士等等。

　　与教师团队类似，南科大的规章制度、行政架构、培养计划、学术委员会等，都未能在招生前完成，实验室也没能准备好，第一学期的课表，也是在临上课前最终敲定的。

　　在朱清时看来，去年匆忙决定招生的原因，是当时外部条件已经具备，从教育部到深圳市政府都表态支持。如此时机不容错过。他觉得，到今年的话，“就不行了”。

　　核心团队

　　李晓原：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前主任。

　　李泽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教授，自动化技术中心主任。

　　励建书：耶鲁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数学系前主任。

　　离去原因

　　鼓动学生“不参加高考”不是改革

　　根据合作协议，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被邀请为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成员，从事人才引进、学科架构与课程体系设计、薪酬体系制定、招生考试等工作。3人于2011年初先后退出，并授权南方周末发表《要改革，不要口号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人员为何退出与朱清时的合作》文章，阐明与朱清时在办学理念上的分歧，意在以南科大为样本分析中国高教改革背后的深层问题：

　　我国的高考就考试本身来讲仍然不失为是一个较为公平的衡量体系。而这对一个社会诚信体系尚没有健全的社会尤为重要。

　　在任何国家，统一的高校入学考试制度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是否应该用高考成绩作为(所有)高校的唯一或最重要的取和评价标准。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不用高考成绩作为唯一或最重要的高校录取标准的话，如何才能在这个诚信缺失的社会环境中，从机制、监管和操作上做到录取工作的公正、公平、公开和合理，以使所有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机会得到维护和保障。

　　我国高考体制由“考试”和“录取”两个重要环节组成。最根本性的弊端出在“录取(及其所用标准)”环节。用“录取”环节的弊端去否定“考试”环节的合理性，或用“考试”环节的不完善性去否定“考试”环节本身的合理性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

　　更为严肃和重要的问题是高教改革是一场“改革”而不是“文凭革命”。改革的目的是用更好的更完善的更可操作的办法和措施来代替(或逐步解决)问题丛生的现有高考(考试和录取)制度，而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文凭革命”式的否定现有考试制度和措施，而没有代之以更好更完善更可操作的办法和措施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对学生的不负责任、对高教改革的不负责任。

　　南科大负责人鼓励学生“反对参加高考”的做法，除了空洞的口号和不负责任的煽动之外，看不到有任何建设性的具体建议和做法。

　　“朱校长也非常难我很同情他”

　　在至今没有副校长、诸多行政架构缺失的情况下，朱清时不得不亲自处理许多细节事务，甚至包括敲定每一名员工的工资

　　学术团队迟迟未能组建，也给行政管理团队带来了影响。按照朱清时的想法，在这所去行政化的学校里，应该先有学术团队，然后再确定管理队伍。

　　但在至今没有副校长、诸多行政架构缺失的情况下，朱清时不得不亲自处理许多细节事务，甚至包括敲定每一名员工的工资。“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都不会由校长来直接决定每个员工包括各个部门秘书拿多少钱。”李晓原说。

　　“朱校长也非常难，我很同情他。”陈应天说。

　　事实正是如此当几位教授先后产生去意时，学校顿时陷入几乎无人可用的状态。招生复试时，励建书等教授本因为理念问题表示不参加，但眼看学校就要“出洋相”，他还是前来相助。

　　朱清时本人，也深感没有得力团队的困扰。“我在中科大时，有一个很大的团队在运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都知道自己有责任干什么事，不需要领导催促、指示，我出国一个月也没有问题，学校照样运转得很好。”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个人人脉。例如，讲授国学课程的魏承思，与他同为南怀瑾弟子。更多的资源则来自中科大请他之前的秘书来从事教务、协助招聘人才，以及请中科大教授来主管物理实验室。

　　基于在中科大当了10 年校长的经验，朱清时认为，自己为南科大选择的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中科院院士杨叔子近日也向媒体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按照香港科技大学一模一样办大学不可能，因为深圳不是香港。”但质疑者则认为，大学赖以生存的土壤之间的差别当然存在，但对于如何办学，是可以用科学理性的分析来探讨的，国外的经验、教育规律是可以借鉴的。以此衡量，南科大办学中的许多做法已经违背了常识。

　　事实上，对于南科大为中国高教改革探路的目标，几乎没有人会反对，但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已经产生了不小分歧，影响到南科大的筹建工作，并有可能会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下一步走向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