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右一）与水利工程师跋山涉水到山区调研水利建设工作，途中在山边小憩。

父亲(右一)和同事们一起在田间与农民讨论小麦的种植技术和预期的收成。

父亲（右二）与水利建设的专家们一起研究水电建设新规划。

1971年3月，珠江电影制片厂来揭西拍摄小麦丰收纪录片。

父亲（左一）向上级领导汇报良田河水利资源梯级开发方案。

父亲（右二）与农民兄弟们在田间商量种植番薯的新技术。

　　父亲（右一）和同事们一起下乡到生产大队和村民们一起畅谈如何科学搞好农业生产，进一步提高小麦产量。

　　父亲（左二）陪同上级部门领导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一起研究解决农业抗旱工作。

父亲和母亲1952年在长堤（广州沿江路）留影，背景是塔影楼。

　　父亲和母亲1968年1月到广州烈士陵园游玩时的留影。当时母亲胸前还戴着毛主席像章。

父亲和母亲1948年的结婚照。

1952年，我（妈妈身前的那个小女孩）和父母、姐姐一起照的全家福。

　　父亲和母亲1979年在大德路100号的家门口留影。父亲右边是新庆街口，上世纪80年代旧屋改建，新庆街从此没了，100号一带成了螺丝批发商铺。

　　常说，父爱是一座山，高大威严；父爱是一汪水，深藏不露；父爱更是一双手，抚摸着我们走过春夏秋冬……父爱无声，悄悄播撒在儿女平凡的生活中。

　　父亲10岁时，我的爷爷走了，父亲没钱读小学。因为没有地，奶奶带着父亲靠挑运东西为生。父亲从十岁开始打石头谋生，每天换取半竹桶到一个竹桶的米来生活。新中国成立前，作为全村最穷的小孩，父亲自食其力读完了初中。之后，在驻村军代表的推荐下，父亲到粤东某干校学习会计，毕业后到公社任会计辅导员，负责培训各生产队的财会人员。这两三年的培训工作，极大地锻炼了父亲的口才。父亲由此调到公社财贸办协管经济等工作，后又因工作出色调到五华县组织部，再被抽调到揭阳县五经富公社工作。1965年，成立揭西县，这之后直到离休，他先后担任五经富公社书记、副县长、揭西县委书记、省建筑材料工业局副局长、省环境保护局纪检组长，直属机关党委书记等职。

　　父亲工作不怕吃苦，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与人为善，深深影响着我。从这些老照片中，我可以看到父亲在过去年代艰苦奋斗的情形，作为他的子女，倍感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觉得现代人不但不能够抛弃传统的孝道，更应赋予孝道以新的内涵，加以发扬光大。

　　广州西古

　　父亲胡伟良（人称牛叔）是个五金工艺雕刻工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广州屈指可数能在银器、铜器上刻字刻花的艺人。他刻出来的龙凤、花鸟栩栩如生，用铝片刻做出来的果碟更令人爱不释手。父亲能写一手好书法，能画山水风景和各种人像。他还是个音乐爱好者，中西乐器都会玩得几件，如黑管、萨克斯风、大小号、秦琴、扬琴、横箫等。空闲时，他会抱琴弹一曲广东音乐，自弹自乐。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加入长江锁厂，当时飞鹰牌珠锁的锁模、锁匙模都是出自父亲之手。

　　但父亲未读过书，琴、棋、书、画、刻样样精通皆是通过自学成才的。父亲用勤劳的双手养育了我们六姐弟妹。今年三月初五，93岁的父亲离开了我们，今逢父亲节勾起我们对父亲的思念，愿父亲在天堂上同母亲相聚快乐。

　　广州胡琼芝

　　我的父亲名叫黄土振（又名：黄文启），1997年在广州市粮食局退休，现年74岁。父亲是农民出身，生日是农历五月十八日，今年的生日（农历五月十八日）是公历6月19日（6月份第三个星期日），正好就是“父亲节”。

　　父亲1937年出生在粤西南的化县（现化州市）合江禾堂岭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生活十分贫困，自幼就靠拾牛粪卖来帮补家用，十几岁了也没钱上学。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成为乡政府的通信员，14岁时就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成为乡里仅有的两名共青团员之一。父亲15岁才读小学，是先入团后入学，读到小学三年级，已经18岁，适逢征兵，他与他八哥一起同时被挑选中，但奶奶不同意两个劳动力同时去当兵，于是伯父主动放弃，成全了我父亲的参军心愿。

　　父亲在年轻时照了很多照片，由于多次搬家，老照片大多丢失了。我还记得他有一张穿军装的相片，头戴“船型军帽”。我出生在“文革”期间，小时候看的电影大部分是战斗片，认为戴这种“歪帽子”（船型军帽）的都是“坏蛋”。小时候我对老爸的这张照片十分不满意，如今这张珍贵的照片不知在何时何地给弄丢了，心里有些遗憾。

　　广州黄佳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