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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风将息、雪将飘的夜晚，我会听到一个轻柔的女孩子的声音：“你知道这块祖国最高的土地，为什么叫阿里吗？”
“阿里的意思就是‘我的’、‘我们的’。”那女孩轻轻地回答。
这是军旅作家毕淑敏的作品《阿里》中的一段话，陈军很喜欢，他甚至可以背诵更多关于阿里的文章。
1988年，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老西藏”第二代，陈军申请来到阿里工作，并在这片我们祖国海拔最高的土地上一待就是15年。在这里，陈军的灵魂得到了净化，阿里赋予了他生命的最强音。
初上阿里的艰难岁月
1988年9月，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新藏公路上，一辆东风卡车正缓缓行驶。从远处雪山吹下来的山风，硬硬地打在卡车的帆布篷上，猎猎作响。
车内，18岁的陈军和其他28个毕业生一起，正在颠簸中感受从拉萨到阿里的漫漫旅途。陈军还沉浸在毕业场面的回忆中：因为要到西藏最偏远的地方工作，送行那天，西藏自治区财校机要干部培训班的所有老师来了，全体同学来了，他们在拥抱和热泪中为这批学生送行。
大卡车晃悠了整整7天，停在了阿里地区行署所在地狮泉河镇。这时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认不出谁来，因为每个人的脸上都落了厚厚一层黄土灰尘，整个人已经成为了灰土人。在哈哈大笑中，这群年轻人开始了在阿里地区的生活。阿里地区，被称为“万山之祖”和“百川之源”。阿里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为青藏高原之最，因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青藏高原的高原”，所以，经常有人说，不到阿里等于没有真正到西藏。阿里地区地域宽广，全区面积30多万平方公里，共辖7个县，当时人口6万余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
很快，这批学生的分配结果出来了：陈军被分配到离狮泉河镇498公里远的改则县委当机要员，而他的曾经是同班同学的女朋友留在阿里地委从事机要工作。因为没有客车通行，整整等待了15天，陈军才等来了去改则的顺路邮车，并于两天后到达改则县城。
当时的改则县城，是一个没有几户人家的小居民点，食品燃料极度短缺，生活条件极其困难。到达的当天晚上，陈军在羊粪炉上烤了几片生羊肉，喝了几口水，就酣然入梦了。
县委特地把新盖的几间办公室和宿舍分配给新来的学生居住，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县委书记是一位藏族干部，也经常问寒问暖，鼓励他们扎下根来，在改则县干一番事业。
改则地处“世界屋脊”之巅，平均海拔在4700米以上，全县面积97437平方公里，比整个浙江省还要大一万多平方公里。但改则全县总人口只有1.5万，相当于浙江一个大村子的人口。
陈军到达的当年，改则县遭遇了百年一遇的低温大雪，最低气温达到零下36度，全县上万头牲畜被冻死，抗雪救灾任务非常紧急。作为机要员，陈军他们的工作量非常大，经常要24个小时不停地值班。因为是新盖的办公室和宿舍，又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冬天一到，室内滴水成冰，那年整整一个冬天，陈军睡觉都没有脱衣服，早上起床时，被头都是冰碴子。当时的改则县，一天只供应3个小时的电，其他时间就靠蜡烛照明。那时候更没有电脑等设备，一切电文往来全靠手抄处理，几年熬夜下来，原本视力很好的陈军也戴上了厚厚的眼镜片。
在改则县的日子里，最难受的还是生活条件的恶劣。当时的取暖做饭靠燃烧羊粪，而陈军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往往是折腾半天，烟灰把眼睛熏红了，火还没有燃烧起来。后来，当地的藏族干部手把手教会了他们如何点燃羊粪，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因为燃料缺乏，陈军他们经常晚上到书记家的羊粪堆偷羊粪。一天早上，早早起床的陈军看到县委书记正背一筐羊粪悄悄地放在陈军他们的宿舍门口，这时的陈军知道，县委书记在背地里为他们解决基本生存问题。
在改则县，原本不喝酒的陈军也学会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因为在改则，除了可以吃到脱水菜外，还能吃到的就是牛羊肉。当时，县委每个冬天要分给每位干部12只羊，这些羊要自己宰杀后，挂在宿舍里，最初两个月吃鲜肉，然后吃半干肉，最后吃风干肉。做饭的时间，就削下一片羊肉，贴在羊粪炉上，烤熟后泡在米饭中，酱油一泡就是一餐。陈军清楚地记得，在改则三年，他只吃过一次新鲜青菜，那是1990年，为了迎接女朋友到来，他破天荒地托人买到了几根葱和一把芹菜。当时的改则县，汉族干部很少，主要人口是藏族同胞，休闲的时间，大家总要小饮几杯，慢慢地，陈军的酒量也大了起来，也可以和藏族老乡一起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1989年冬天，陈军的女友从狮泉河来到改则县，两人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时，因为县城没有照相馆，陈军就请县城一位有照相机的干部，为他们夫妻两个各单独拍摄一张照片，然后贴在结婚证上。就这样，结婚证上两个人的照片一大一小，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开始了他们的家庭生活。结婚后，夫妻相距近498公里，看一次爱人来回要走6天，平时只能写信联系。一次，听说妻子工作遇到了一点问题，陈军为到狮泉河探望，找到了一辆拉羊毛的大卡车，钻进羊毛堆里跟车走了3天，等到爱人办公室时，爱人一下子没有认出他来，把他往门外赶。等到认出后，夫妻两个抱头痛哭起来。
初上阿里的日子，是陈军生命中最为艰难的一段岁月。平庸繁琐的日子像一张网，铺天盖地，让人无处可逃。生命的存在有千种方式，莺飞草长、鸟语花香是存在，而在尘世的奔波努力、精神的挣扎煎熬也是更真实的存在。就是在阿里，在一日日的守望中，陈军感到了工作的意义和价值。金钱、欲望、世俗如退潮一样远去，激情、理想、价值则如喀喇昆仑山脉上升起的白云一样摄人魂魄。
陈军（中）和牧民在一起
在孔繁森身边的日子
为了解决陈军夫妻两地分居的实际困难，也因工作需要，1992年，陈军调入阿里地区噶尔县委办公室任机要员。噶尔县是西藏阿里地区行署的所在地，海拔4350米，因位于狮泉河畔而得此名，也叫“狮泉河镇”。
历史上的噶尔县，曾是一片茂密的红柳滩，但因建镇后用于解决当地干部职工的燃料问题，红柳近乎被砍光，土地开始沙化，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这里长年气温零度以下，最低温度达零下40多度，每年7至8级大风占140天以上。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使许多人都望而却步。
陈军刚到噶尔县时，因为各种原因，他有一年多时间，没有自己的办公桌，连办公也要借其他人的桌子。那时，陈军每周都要参加义务劳动，就是打扫沙子，把大风吹来涌上门的沙子清除后运到镇外。
在噶尔县工作期间，因为踏实认真，工作效率高，处理问题准确及时，陈军被借调到阿里地委工作。在这里，他认识了孔繁森书记，并在孔书记身边工作将近两年时间。短短的两年，孔繁森书记让陈军看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情怀，他的理想，他的信念，他的人格，他的情操，使陈军的心灵为之震撼，深受影响。
第一次见到孔繁森，是陈军作为机要员去送电报。孔书记接到电报后，就推出自行车，和陈军一起往地委走去。路上，孔繁森问陈军多大年龄，老家是哪里的，什么学校毕业等很家常的话题，和蔼可亲，一点领导的架子也没有，让陈军很是感动。
孔繁森一到阿里就感冒了，咳嗽不止。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在高原生活，一场严重的感冒有时也会夺去一个人的生命。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就大剂量地服药。病情重了，就一边输液，一边工作。一个多月下来，体重减轻了14公斤。看着孔书记忘我的工作状态，陈军暗下决心，自己也一定要认真工作。
认识以后，孔繁森闲暇时间就会找陈军聊聊天。一次，孔繁森老家寄来了一只板鸭，孔书记便拉陈军来家里吃饭，边喝酒边聊天。那次，陈军喝的是孔书记的白酒，孔繁森自己喝的是米酒，两个人边喝边聊，陈军心里热乎乎的。正在吃饭，一个县里的书记领导来向孔书记汇报工作，孔书记立即放下碗筷和他们一同研究，等到送走他们，饭菜都已经凉了。还有一次，陈军随孔书记到日土县考察。一上车，孔书记就掏出香烟，让大家抽烟，他把第一支烟递给陈军，笑着说：“小陈烟瘾大，抽第一支。”车上的人都笑了。就在当天，孔繁森的一个儿子来到了阿里，孔书记简单地与他谈了几句，把自己住所的钥匙给他，让他自己回家休息。很远的路途，孔繁森没有安排公家的车送行，让身边的同志很为之感动。后来，陈军还听说了孔书记更为廉洁的故事。那是1993年，孔繁森的妻子到西藏探亲，去的路费由自己筹措。由于看病，妻子将返程的路费花光，只好向孔繁森要钱，他东挪西借才勉强凑了500元，而回程机票当时是每个人800元。妻子不忍心让丈夫为难，就自己找熟人借了一些。
孔繁森在阿里的两年间，把自己一颗火热的心献给了西藏高原，献给了党的事业。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去新疆塔城考察边贸的途中，遭遇车祸不幸殉职，时年50岁。噩耗传到阿里，陈军他们最早知道消息，但谁都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在阿里举行的追悼会上，狮泉河镇几乎所有的人都来到了现场，人们站在孔繁森的遗像前泣不成声，泪如雨下。数不清的哈达敬献在他的灵前，堆得像洁白的雪山。
孔繁森逝世后，陈军一段时间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他对照孔书记，对自己的工作、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思索和认识。他曾经认真地把孔繁森喜欢的马克思的一段名言抄写在笔记本上：“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就不会被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勉励自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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