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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据湖北诚达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完成的审计报告显示，东莞联络处的实际亏损并非之前审计的6100万，而是高达7900多万元，另有3000多万应收款项无法收回。
值得注意的是，东莞联络处实际经营期为2004年1月-2008年4月(东莞联络处于2007年5月注销，注销后无证经营至2008年4月)，由于东莞联络处未开立对公银行结算账户，所有经济业务以私人银行卡和东莞莞城演义糖酒经营部(该经营部为个体工商户，并在2006年3月便已注销营业执照)账户结算，“经营期间管理极其混乱，经营连年巨额亏损，财务账目缺乏真实性。四年半时间造成巨额亏损6100.55万元；另库存商品亏空192.62万元，固定资产59辆汽车、9台电脑、1部空调下落不明，现金4114.77元下落不明。”该审计报告称。
在开设东莞联络处后，三九酿酒厂为打开广东市场，前后投入了5000多万元，正当市场有起色时，马永富再把广东市场的销售权以400万元的价格租给了两个经销商。但财务记录显示，事实上经销商只付了140万元，并且这仅有的140万元也没有入三九酿酒厂的账。据三九酿酒厂财务人员计算后表示，“倘若广东市场不出租，2007、2008年近6个亿的销售额将为酒厂带来9000万元的利润，并可上缴国家税收1.2亿元。”
2005年4月三九酿酒厂筹建山东市场营销中心(未见工商注册资料)，任命由望远宾介绍的蒋文为总经理。该中心三九酿酒厂投入资金123.44万元，四川贵妃酒厂投入100万元(未见双方协议，也未承担损失)，当年6月招商，8月开始产品入市，2006年1月撤销，经营期限6个月，经审计实际亏损539.29万元。
而针对外市场的投资，自2004年末开始，在国内遍地开花，却无一例外的失败，三九酿酒厂财务人员粗略估算，此类投资亏损总额约为1.5亿 。
“老鼠仓”是怎么炼成的
2009年3月28日，湖北三九长江实业公司工作会议上充满火药味，三九长江实业公司党委书记邹远东受三九企业集团委托，对三九酿酒厂负资产进行一番梳理。最后邹远东讲了一个故事：太阳山下有很多黄金，人们上去捡金子，能捡到多少捡多少，不过一定要在太阳落山以前走，不然太阳一落山就被烧死了。可是现在就有这样的人，浑身上下都挂满了金子，腰缠万贯还不放手，非要等到太阳下来把他烧死，用襄樊话说那叫“死的看都看不见”，该是收手的时候了。
当时参与会议的员工大多明白这个故事的现实寓意：邹远东所指，毫无例外是指马永富为首的一干人等。事实上股权冻结的几年时间里，三九酿酒厂直接上级单位湖北长江实业公司对此类掏空国有资产的行为全然看在眼里，这些行为对企业发展、员工工资收入有较大影响，因此也引起了酒厂内部员工极大的愤慨。
长江实业公司不愿具名的高管透露，2008年初，有酒厂职工扬言要到北京上访，还有职工透出风声要炸办公楼以求处理马永富一行。与此同时，有群众来信向三九长江公司等举报。
“但是为什么三年时间一直动不了这群人？因为这个酿酒厂慢慢已经成了一个定时炸弹了，随时都会爆炸。”三九酿酒厂高层告诉记者，在湖北长江实业公司着手调查马永富的时候，马曾直称，“一晚上就可以让酒厂垮掉”。
在该高管看来，这并非浮夸之言。因为酒厂上下涉及财务、人事、销售几块主要命脉都在马永富掌握之中。“哪天他真不高兴人一撤了，其妻秦晴分管销售，这块也被带走的话，酒厂将很难再继续发展。”上述高层表示。
形成这种僵局的根源要追溯到1997年，当时三九长江公司以人、财、物、产、供、销、债权、债务一并接收方式将襄樊酒厂兼并，酒厂由襄樊市市属国有企业成为中央国有企业后更名为襄樊市三九酿酒厂，由三九长江实业公司承担具体管理工作，邹远东任法人代表，聘任兼并前的厂长马永富担任党委书记、厂长。
三九集团当时有着独特的“个人负责制”，即三九长江实业公司发文授予襄樊酿酒厂厂长马永富生产经营权、班子组阁权、机构设置权、人事管理权、财务管理权、收入分配权。全权处理生产过程中的日常事务，独立行使该法人实体的民事权利，并独立承担该法人实体的民事责任。
兼并后，三九酿酒厂有过短暂的黄金时期，销售飞速增长，年销售收入由兼并之前1996年的2000多万元，增长到2008年的2.1亿元。然而正当企业一路高歌的时候，相当于“一人独裁”的“个人负责制”管理模式，为三九酿酒厂在管理和财务上埋下了隐患。
“山头主义、政令不通，财务管理混乱。由于约束机制的缺失，原三九集团五级管理体系中，三级以下处于失控状态。”上述高管说，也正因此，三九酿酒厂逐渐成了“个人负责制”管理机制下马永富“一个人的企业”。“比如说开设东莞联络处，你就是党委全都反对，照样没有任何作用，而人事权在他手上，财务各个要害部门负责的都是他的人，冲账、各种腐败活动在既定范围里进行，外边的水怎么泼也泼不进。”
除了个人负责制模式带来了获利空间，马永富亦处处留心。2008年马永富因巨额国有资产流失被三九长江实业公司党委撤销其三九酿酒厂党委书记兼厂长职务。在随后的调查中，三九长江公司党委从马永富抽屉里发现一份藏匿13年之久而没落地的党组织关系属地手续。“根据央企党组织关系属地管理的规定，三九酿酒厂的党组织关系应转移至襄樊市。但是，马永富为了逃避襄樊市党组织对其的监督，将这份属地手续藏起，直接导致党组织关系13年没有落地。”上述酒厂高管称。
另外一些细节令人玩味，“朱有学（时任襄樊市轻工局局长）的女儿就被安排在三九酿酒厂‘吃空饷’，领了10多年的工资，却没有上过一天班，酒厂没有一个人认识她。”酒厂知情人士同时称，于2009年7月置换员工身份时，她还领了6万元的改制安置费。
此前，据传真正引起襄樊官场震动的则是一本流传出来的账本，该账本记录了马永富对各级官员行贿的明细，襄樊市检察院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亦证明这一点。而记录此账本的办公室人员李世敏却就此受各方压力。“账本已经被我烧掉了，什么都记不得了，连工作也丢掉了。”李世敏对于此事不愿多说。
“这也是此案长久拖延的一个原因。”三九酿酒厂高管坦言，此案历经三年，最后在三九企业集团党委高层各方推动下，方才着手办理。
“接二连三批捕了不少酒厂的管理人员，最后都将马永富供为主谋。”参与此案的检察院工作人员透露，此案庞大的腐败网，是以马永富为核心。
参与调查此次案件的工作人员对一个事件记忆犹新。当时省纪委专案组住在襄樊市名人酒店，三九酿酒厂原经销商李保国随后将车开至名人酒店正门口。“就堵在门口那里，将四个车门打开，四个人坐在位置上神情嚣张、吞云吐雾，要是有人过来跟纪委反映情况，这些人员会上前进行恐吓。”而戏剧性的是，在此案中，李保国因行贿第一个被抓捕，随后也供认名人酒店门口上演的闹剧，是马永富指使的。
接近马永富人士透露，2004年以前酒厂的经营情况较好，马永富对企业改制后由他接手也很有信心，但2005年挂牌转让使其希望落空，而随后的资产冻结又再次给了他希望。“马最初应该是想先把资产转移出去，等改制接手酒厂后再想办法转回来。”
但事态的发展显然超出了马的意料。
2007年，马从外单位调来一个女孩做出纳，独立于财务之外，马永富让销售部门把销售回款直接打到该出纳的私人银行卡中，2007－2008年初，共有1000多万元资金流入该私人账户，并先后支出。该出纳担心事发后受牵连，随后向三九长江公司举报，多年来无法介入三九酿酒厂管理的三九长江公司以此为契机，对马永富展开调查。
随着调查的深入，马永富那道固若金汤的防线开始全线崩溃。
在该高管看来，这并非浮夸之言。因为酒厂上下涉及财务、人事、销售几块主要命脉都在马永富掌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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