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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像重现“三大”开会时的情形。
广州恤孤院路3号，中共三大会址。
广州除保存建党初期毛泽东的足迹外 还有许多老房子留下周恩来的印记
蜡像还原“三大”开会场景
文/ 记者廖靖文、文远竹
图/ 记者邱伟荣
今天我们在广州新河浦恤孤院路3号的中共“三大”会址遗址上重建的纪念馆，通过一尊尊栩栩如生的蜡像，我们仿佛亲临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三大”在广州召开的情景。这次会上，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全部到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修正章程，毛泽东也首次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在今日的广州，除了保存着建党初期毛泽东的许多足迹外，还有许多老房子留下周恩来的印记。
进入纪念馆展厅，最突出的就是代表们开会的场景。这些蜡像按照历史真实复原，代表们围着桌子开会，陈独秀正在激昂地讲话，毛泽东手握毛笔在做记录。
“三大”在修改党章，规定增加中央领导机关人员数量的同时，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中央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使职权，由执行委员会选出委员长、秘书及会计三人。”“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在“三大”上，毛泽东被选入了5人组成的中央局，并担任秘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共的领导核心层。根据该组织法的规定，中共的所有函件，都要由委员长陈独秀和秘书毛泽东两人签字才能生效，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开始通过制定党内法规，约束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制度建设史上的一大进步。当时的一块区域图显示，党的“三大”召开时，广东有党员183人（共中广州45人），占全国党员的44%。
广州文明路194~200号，一连四间的文具用品商铺，平日大门紧闭。即便是每日经过的街坊，若非特别留意也很难发现这四间老房子有何特别之处。静静镶挂在东侧外墙上的黑色大理石碑透露着这四幢房子的不凡身世：中共广东区委旧址。1924年9月，周恩来从法国回国，被党组织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抵达广州后即到文明路。
“当年这里被党内同志称为‘管东渠’，出自粤语‘广东区’的谐音”。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著名文博专家黎显衡告诉记者，当年党的机关没有公开，就使用“管东渠”的化名在警察局登记，后来“管东渠”就成了广东区委的代号。
在广东省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走进了这幢老房子。一楼是空荡荡的商铺格局，可踏着木制的旧式楼梯走上二楼，便是另一番景象：砖木结构的框架、褐色的木梁柱、古旧的红色吸水地砖，原汁原味的广式老房子。
“广东区委很多重大问题都是在这里讨论研究的”，墙上的说明介绍，由周恩来负责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初期就在这间会议室内办公。毛泽东也曾到这里参加会议研究工作。
三楼有个一平方米大小的密写室尤为特别，内设一个带锁的柜子和一对桌椅，仅容得下一个人。“一些密件就在这里进行技术处理”。
周恩来邓颖超文德楼新婚
距离“管东渠”300余米的文德东路上，有一处颇具规模的老房子，历经沧桑的外墙也掩盖不住昔日精致的容貌。这里就是鼎鼎大名的文德楼——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新婚居所，这对革命伴侣从这里携手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相濡以沫的人生路。
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于1919年“五四”运动。后来，周恩来赴法国留学，二人鸿雁往来，书信定情。在组织的关怀下，1925年8月初，邓颖超只身从上海来到广州，与周恩来相聚。然而，当时广东区委正全力组织省港大罢工，周恩来只好委托陈赓拿着她的照片去接。可陈赓始终没见到邓颖超，当他内疚地返回周恩来住处不久，却看见一个姑娘笑吟吟地走了进来，原来聪明的邓颖超还是根据地址找到了住处。
经历这个小小的波折，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正式结婚。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张申府在太平馆请这对新人及一众好友吃饭，祝贺他们新婚之喜。周恩来邓颖超新婚的居所，就在文德东路上的文德楼3号二楼。他们的好友李富春、蔡畅夫妇就住在隔壁的1号。
黎显衡告诉记者，周恩来和李富春夫妇等广东党委主要同志都居住在文德楼，首先这里离文明路广东区委和万福路广东军委都只有几步之遥；文德楼的环境比较安静，巷口原来还有一座更楼，比一般民居更具安全性。黎显衡分析，周恩来、李富春等人租住文德楼是自己掏腰包的。
时隔80多年，近日记者走进大隐于闹市的文德楼。尽管部分外墙已经脱落，这里仍保留着几分当年的意韵，记者在这里巧遇移居国外多年的总理旧居业主陈玉桃婆婆。“当年我爸爸购买这幢房子时，根本不知道是周恩来住过的地方”。如今，陈婆婆的家族基本都定居海外，陈婆婆和老伴也移居美国多年，这次不顾儿女反对，陈婆婆夫妇决定落叶归根。
为北伐培养军事政治人才
在广州工作的后期，周恩来还与大佛寺结缘，在此开办“高级政治训练班”，这段故事一直鲜为人知。
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黄穗生告诉记者，“中山舰事件”发生后，1926年5月下旬，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的周恩来，率200多名革命青年军人走进大佛寺，利用大佛寺大殿后东西二廊的佛殿式平房，举办“高级政治训练班”。他们都是被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强迫命令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
周恩来亲自担任班主任，将这批共产党员青年军人集中训练，为即将开始的北伐军培养军事政治人才。“开班这一天，周恩来首先宣布本班纪律，明令不得损坏寺庙的物件”。当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誓师北伐，“这批年轻军事政治人员，正好有了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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