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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1年05月26日 16:41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新华网
《党史知识大讲堂》第二讲：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
主讲人：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 刘宝东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很多，但最基本一条是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关于这条革命道路，小平同志在1984年接见日本外宾时曾作过非常经典的概括。他说“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他又说“中国共产党人……走自己的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怎么理解小平同志的这两个概括？他讲的是一条道路，还是两条道路呢？其实，小平同志这两个概括讲的都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不过一个讲的是广义的革命道路，即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它包括革命的总战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以及实现总战略的方法(三大法宝)和途径(农村包围城市)；第二个讲的是狭义的革命道路，即专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今天我与大家探讨的是后者，专门谈谈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如何开辟出来的。我今天讲三个问题：一是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历史背景；二是党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曲折历程；三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内容及意义。
一、党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历史背景，从大的方面讲就是大革命的失败。下面我就简要地梳理一下大革命时期党探索革命规律的情况。
1962年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时对党探索革命规律的情况作了总结，他说：“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个阶段才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由此可见，党在成立之初，对革命形势判断的并不十分精准、对革命规律的认识也并不十分清晰，而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来看，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中进行的，所以在革命初期党也自然地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并且很快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但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为标志，第一次工运高潮很快又跌入谷底，在共产国际的促动下，党的三大决定与国民党合作。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党际合作实现后，党主要干什么呢？事实上，党将主要的精力投向了开展民众运动。在城市中领导了广州沙面工人罢工、五卅运动等一系列规模浩大的工人运动，将大革命推向了高潮。关于农民问题，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也是比较重视，但是有个问题，国民党虽在政策上比较重视，但却是只有政策而无行动，因为没有人愿意深入基层。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随后他积极参与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他看到了国民党浮于上层、少于深入基层的现实，1924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了十项提案，其中四项是毛泽东提出的，他在议案中提出了加强党员作用、重视基层群众工作等建议，如他说：“地方党务方在开始，中央及执行部事务必不甚多”，“宜以全力发展下级党部，不宜将党里人才尽聚在最高党部”，可惜毛泽东的建议不是“留案备核”，就是束之高阁。
其实对于国民党不能深入基层的原因，孙中山本人看的很清楚，也解释的很清楚，如他说：“迄今为止我和国民党还没有与农民进行接触。在国民运动中出现这一大的疏忽主要是由我的拥护者们的社会身份造成的。”“我本人是资产阶级出身，我的大部分拥护者属于大学生阶层、城市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商界。由此，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在那里扎根。”也即国民党缺乏吃苦耐劳、深入基层、扎实工作的农运人才。毛泽东曾说：“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就来找我们共产党，而国民党的弱项正是我们共产党的强项，如早期农民运动重要领袖阮啸仙所说：“不要和国民党争无谓的风头和用不着的权力，吃苦的工作我们自己争来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让给他们。”这导致了什么后果呢？据中共广东区委1926年6月的统计：“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的特派员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我们同志。”
这样大革命时期党虽然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但是毛泽东、彭湃等人不畏艰险、深入乡村、开展农运，为日后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积累了经验。1925至1927年间，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就是这一时期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开篇就提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还号召要立刻下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到乡村中去。这些认识为他日后创造性地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不过客观的讲，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农民运动的了解还是“异常肤浅的”。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在与参加中共八大的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时讲到：当时“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在这个时期，我研究过农村，办过几期农民运动讲习所，虽然有些马克思主义，但是看得不深入。”对于如何发动农民、如何深入农村、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仍然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由于国民党人大多不愿意从事吃苦的下层民众运动，这方面工作就由中共党员承担。由此一来，国共两党的合作形态，就逐渐呈现了国民党主要做上层工作、共产党主要做下层工作的分工。不仅如此，党在推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如194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七大预备会上讲：“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一九二四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这个忙帮的可不小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崭新的理念、清新的形象、务实的作风等区别于其它旧式政党的先进性，非常有魅力，非常有凝聚力，非常有吸引力，甚至于吸引了一些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这个变化可非同小可，它标志着国共合作初期共产党员单向加入国民党的党际合作模式被打破了，而是变成了双向互动。这种党际合作形态的变化，可是非同小可，引起了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对国共合作的方式产生了疑虑。国民党一方面对自身组织的松懈而忧虑，另一方面又因为共产党组织的严密而感到恐惧，这种忧虑和恐惧就逐步地衍化成了“分共”和“反共”的主张和行动，而这种倾向在北伐之前就已很强烈地表现出来了，通过这个时期蒋介石的思想变化，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变化。比如1926年3月蒋介石的两条日记就很能说明当时他对共产党的态度。3月10日，他在日记写到：“近来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是何异佛入地狱耶！”是什么原因使他这么难受呢？就像佛祖被扔到地狱中经受煎熬。3月17日，他在日记中给出了答案：“共产党自以为阴谋之毒，不知其狡计皆为人利用。鲍氏之肉，尚足食乎。”哦，原来是共产党的阴谋毒计，背后还有个共产国际，此时蒋介石痛恨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已经达到了想吃人肉的地步啦！
那么我们中共党内对国民党、尤其是对蒋介石的动向就一点警觉都没有吗？答案是有的。比如，就在蒋介石记这个日记的次日，也就是3月18日，毛泽东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为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作了个演讲，谈了应该从巴黎公社失败中吸取两大教训：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指挥”，二是“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演讲中，毛泽东还说了句大家都熟悉的名言，那就是“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
非常不幸，毛泽东的判断是非常有预见性的。两天之后，即3月20日，蒋介石就发动了“中山舰事件”，两个月后，即5月20日，他又提出了排斥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翻过年来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给了我们党一个致命打击，中国革命经历了胜利的大喜，转而又遭受了失败的大悲。
可以说，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一个关注上层，一个关注下层；一个重视军事，一个重视民众，一个注重枪杆，一个注重笔杆；一个擅长武斗，一个擅长文斗。当两党互相合作时，无疑是一对优势互补的搭档。当合作破裂时，共产党就吃大亏了。就像毛泽东在七大的一次讲话中说的：我们“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子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在共产党员由六万锐减到一万人的情况下，在白色恐怖血雨腥风中，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奋起，开始了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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