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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1年05月23日 04:28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新京报
昨晚，簋街，一名“代驾公司”的司机在车边打电话。新规实施后，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不少。
5月11日，工体西路，一辆车顶着“酒后代驾”的招牌在酒吧门口揽活。类似代驾无资质无保险。
昨晚，簋街，众多食客喝酒聊天，他们都是代驾的潜在客户。
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醉驾入刑”新规实施以来，5月1日至15日，北京共查处酒后驾驶505起，较去年同期下降了82.2%。
多家北京代驾公司负责人表示，大半月来，京城各大代驾公司的业务量少则上涨20%，多则翻倍。但记者调查发现，代驾行业是“无主管单位、无准入门槛、无统一标准”的“三无”行业。代驾乱局亟待规范。
东直门簋街，深夜12点。
“先生，要代驾吗？”一拨客人吃喝完毕出门，几名举着“酒后代驾”牌子的年轻男子立即凑上前询问。
工体酒吧街，凌晨5点。
“代驾到洋桥，140元。”一家代驾公司的152号代驾员等到了预约的客人，他拿出收费表给对方看。
“太贵了。”客人满口酒气，大声喊道。
此时，路边一辆面包车里出来一名男子，“我们也是代驾，100元走不走？”
“成。”客人晃晃悠悠地掏出车钥匙递给这名男子。
“这是个没人管的行业。”152号代驾员看着被抢走的生意，无奈摇头。
新规下
“代驾公司”收入翻倍
152号每天跟喝酒的人打交道，有的意识清醒，有的烂醉如泥。
5月11日晚9点半，朝外一KTV门口，等了一个半小时的152号见到了自己的客人，对方被搀出KTV。
整了整西服，赶紧迎上去，满面堆笑。“您好，我是××代驾公司152号代驾员，非常荣幸为您服务……”念完公司要求的规范用语后，152号双手并拢捧过对方递来的车钥匙，跟着摇摇晃晃的客人，来到一辆宝马745i车前。
这个车型152号并不陌生，“开过好几回了。”入行4个月的他，平均每月接100单，代驾最多的是奥迪，其次是现代、别克、奔驰、宝马，“85%都是自动挡，都20万以上。”
随后，双方在“代驾服务确认单”上，填写了车型、车号、车况，以及出发地，目的地等信息后，152号轻踩油门，宝马车驶向顺义后沙峪某别墅区。
到达目的地后，根据里程，152号收取了140元代驾费。
据悉，北京登记在册的“代驾类”公司目前约为500家。代驾大致流程为，客人电话向“代驾公司”预约，定好地点、时间；见面后，客人与代驾员需填写“代驾服务确认单”，确认车况、车险情况、出发时间、路线等；到达目的地后，根据里程，收取相应的代驾费。
北京畅饮无忧汽车技术服务公司总经理柳静称，2009年时公司每天代驾业务顶多30单，去年增加到每天60单，“今年新规实施后，每天100多单不成问题。”
152号感受到的变化，除了收入增长外，5月1日之后，找代驾的低端车多起来了，“桑塔纳也找代驾。”
“黑代驾”
无资质无协议无保险
代驾生意火了，也催生了各种形式的“黑代驾”。
5月15日晚11点，工体西路的酒吧街，招揽“酒后代驾”生意的就有10余个。
他们有举着“酒后代驾”牌子询问的，也有坐在面包车里等活儿的，车身上都印有“酒后代驾”。
记者事先喝了两瓶啤酒，找人代驾捷达去望京。
“100块”，一番砍价后，“最少80了，现在查得多严啊，您要是坐牢了可不止花这80块钱。”
一位20岁出头的男子揽下生意，驾驶本上他的驾龄不到2年。
“不用签协议吗？”
“不用，您就把我当您朋友，朋友之间，口头约定一下就行，现在都这样。”
“要是出了事怎么办？”
“放心吧，不可能出事。”该男子说着发动车，开上了路。
路上聊起，该男子以前是卖打口碟的，五一之后，朋友说做代驾赚钱，他们四五个人便合伙做代驾。
一路开得飞快，三环路上一度开到八九十公里/时，记者多次提醒才减速。
到达目的地后，男子拿着车钥匙说：“您还得再多给我20块打车费，您总不能让我走路回去吧。”他说这是“行业规矩”，记者只能支付100元。
记者调查，一些酒店、餐厅也提供代驾服务，他们的代驾员就是店内会开车的服务员兼职。还有一种被业内称为“粘活儿”的代驾方式：在交警查酒驾的路口附近拦车，只开50米，开过交警的路口，以避过交警检查，一般每趟收费50元。
上述“黑代驾”数量在北京难以统计。多位北京“代驾公司”的负责人估计，“黑代驾”的数量比正规代驾公司数量“只多不少”，新规实施后，数量增长更为迅速。
无资质、不签合同、服务水平低、收费随意等，成为黑代驾的普遍特点。“黑代驾要是出了车祸，人一跑，你找都找不到。”多名从事代驾服务的负责人说。
乱象多
各公司起步价差两倍
事实上，登记在册的“代驾公司”，乱象也不少。
记者通过各“代驾公司”的网站调查，收费标准上，仅标注的10公里内起步收费价格，就从40元到120元不等，有的公司除代驾费之外，还以种种借口收取额外的服务费。
人员要求上，有的公司要求代驾司机必须是北京户口，有5年以上驾龄；但有的公司则无此标准，驾龄半年即可。
服务标准上，有的公司要求代驾员统一服装、服务流程，有的公司并不要求。
此外，公司与代驾员的分配方式也有不同，有的公司收取30元的固定费用，有的则按照比例，从“三七”到“五五”不等。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从事代驾服务的公司，名字都注册成“××汽车技术服务公司”、“××汽车俱乐部”、“××汽车租赁服务公司”、“××汽车咨询服务公司”等，没有一家真正叫做“××汽车代驾服务公司”。
“我们也想直接叫代驾公司，但从工商局申请不了。”北京畅饮无忧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柳静说。
在北京工商局网站，记者以“汽车代驾服务公司”为名，进行企业名称申请，未获通过。驳回的理由是：“汽车代驾”不规范，请根据主营业务，规范行业用语。
国家统计局归纳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无“代驾服务”这一行业。《中国职业分类大典》里，亦没有“代驾”这一职业。
这种情况下，最少只需花3万元便可注册相关公司，无需任何其他部门审批，即可从事“代驾”业务。
一位“代驾公司”的老总介绍，公司成本主要由注册成本、人员开支、呼叫平台的维护费用、办公地点租赁费用等四方面组成。“一个50位司机规模的公司，二三十万就能运作。”一个有着50位司机的公司，按照平均每个司机每晚跑2单，每单100元，与公司“五五分成”的话，一个月公司便能收回15万元。
相比于注册公司，个人“黑代驾”利润更高。
记者在工体西路的酒吧街找的那位“代驾司机”说，“干代驾没什么成本，每天从晚上9点等到早上5点，平均每天开四趟，也不花自己的油，一月赚个万把块没问题。”
缺监管
巨大市场“三无”行业
一位业内人士算了一笔账：按北京500万辆车算，仅10%每月有一次代驾需求，一次花费100元，一年全市代驾收入将达6亿元。“是个巨大的市场”。
多名北京“代驾公司”负责人坦言，虽然市场广阔，但“无主管单位、无准入门槛、无统一标准”是目前代驾行业的现状。
全国最大的“代驾公司”———“北京奔奥安达汽车驾驶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进显抱怨，该公司从2003年营业代驾服务，“到现在也不知道主管单位是谁。”
记者就此先后致电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交管局的相关部门，对方均表示，规范代驾行业不在其职能范围之内。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流通秩序处一位负责人称，代驾行业作为一种新兴的服务行业，现在还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目前商务委员会并没有管理代驾行业的职责，但具体归谁管也说不好。”
北京市发改委法规处的工作人员称，由于在行业目录里没有代驾这一行业，所以代驾市场的规范，以及价格标准的确定，也不由发改委负责。
北京市交管局相关人员则说，交管部门主管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如果说有代驾出了车祸，那我们会管，别的不归我们负责。”
由于缺少监管，加之作为新兴行业，“连个正规的名分都没有，其准入门槛几乎为零。”北京畅饮无忧汽车技术服务公司总经理柳静说。
鱼龙混杂，“统一标准”更是无从谈起。
谋出路
“代驾服务联盟”自律
调研韩国代驾行业近十年的“咱们家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魏静航介绍，韩国代驾行业起步早相对成熟，共有五大代驾协会，每个协会有3000多位司机。
每位司机都有专门的“代驾险”，一旦出了事故，直接从“代驾险”中支付。考虑到代驾员的返程花费，以及对醉酒客人需要更高的服务素质，韩国代驾行业的收费标准，一般以出租车相应公里数行驶价格的3倍为参考值。
保险和价格也是北京代驾行业面临的首要问题。
由于国内目前还没有“代驾险”这一险种，一旦出了事故，需要走车主的保险流程，不够的部分，才由“代驾公司”填补。而个人的“黑代驾”往往是“出事就跑”。
对于价格，多名北京“代驾公司”负责人表示，“目前北京的代驾费在出租车的2到4倍不等，加上大量‘黑代驾’存在，价格比较混乱。”他们担心目前的乱局得不到有效控制，将导致整个行业的灾难。
“没人管我们，我们就自己管自己。”今年年初，北京畅饮无忧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咱们家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四家代驾公司，共同成立了“代驾服务联盟”，将四家公司的近300多名司机资源整合到一起。
“代驾服务联盟”统一了着装、价格、培训方式、服务规范等。代价费为相同距离打车费的2.5倍，还规定对每位代驾司机每单只收取30元费用，其余大部分归司机所得，以调动司机的积极性。
“韩国在七年前代驾市场也很混乱，后来一个黑代驾司机发生了严重事故，车毁人亡，司机幸免之后逃离现场，有关部门无从查起，自这件事之后，韩国便开始规范代驾市场。”魏静航反问，“难道我们也在等待这样的契机？”
“代驾”流程
1 通过电话，提前30分钟至1小时，向“代驾公司”预约。
2 电话中，客人告知“代驾公司”约定的时间、地点、车型等。
3 公司指定代驾员，代驾员将直接同客人联系，报出自己的工号。
4 填写“代驾服务确认单”，确认车险情况、出发时间、路线等。
5 到达目的地后，根据里程表等，收取相应的代驾费。
6 次日，公司将对客户电话回访，询问服务满意度及费用金额。
A10-A11版采写 本报记者 易方兴 A10-A11版摄影 本报记者 薛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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