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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1年05月09日 04:55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新京报
张申府老家只剩下一块其父手写的族碑。本报记者 吴伟 摄
73年前手稿
张申府本名张崧年，申府是古时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官，因向往之遂改名，后投身革命。插图/金锐 王金花
寻访录
张申府老家在河北献县，他出生在小垛庄村，一个不是很出名的地方。
村子很小，掩藏在一大片茫茫的枣树林中，十来间民宅或瓷砖包裹，或裸露着水泥外墙，一眼就能看到边，没有任何老宅子的痕迹。
遇到两名妇女，说不认识张申府。一辆破旧面包车驶来，一名妇女拦下车，对我说：“他是村主任，也姓张，他可能知道。”
他叫张道元，59岁。其曾祖父和张申府的父亲同辈，一个是张家老二，一个是张家老七。
张道元从家里翻出一本族谱，七成新，用褐色书皮包装，他说，这是张申府的弟弟中国著名哲学家张岱年牵头，在前几年修订的。
目前村里有248口人，其中张家族裔有五六十口人。
据沧州市委党史研究办主任刘德峰介绍，晚清时张家经济条件相当好，围绕张宅，居住了为数不少的长工、佃户，到后来形成了个自然村，才叫小垛庄村。
张道元记得，张家以前的老宅子叫作“翰林院”，有正房5间、东西厢房各3间、南厢房4间，门外夹道还有5间房。
张申府在10岁左右外出，便不曾返乡。
解放时期，打土豪、分田地，张家是当地唯一的“地主”。张家的“翰林院”都分给了以前的长工、佃户居住。
张道元1952年出生后，便和父母住在以前长工住的房子里。
“文革”时，“翰林院”被作为“四旧”扒了。
如今，只剩一块20公分见方的汉白玉石碑，裸露在野地里风吹雨淋。那是张申府父亲手书的族碑。张道元想找地方把它埋了，但一直没动手。
张申府的女儿张燕妮一直没回过老家，她电话里说，祖宅都没了，那边已没有什么值得回去看的。
张申府在北京居住的王府仓胡同，如今已变成了金融街。
张燕妮说，她曾希望张家在北京的宅子，能以文物名义保护下来，但在2002年左右，还是被拆了。
张申府：革命洪流 一点孤芳
“1920年8月间，陈独秀来信对我说，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你可以谈建党的事。当时北京的党员，就是李大钊和我两个人。陈独秀还来信商议，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没有定。后来，维经斯基（共产国际代表）说，还是叫共产党。我们同意了。”
这是张申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接待中共党史编撰者时的回忆。
张申府，中共早期创建人之一。他介绍了周恩来、朱德等加入共产主义运动。
他是中国罗素研究的第一人，他是黄埔军校教官中的中共第一人，他是一二九运动的幕后总指挥，他是新青年杂志的编委，他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他是《每周评论》的创办人，他是活得最久的中国共产党创党元老之一。
一个本该为社会熟知的人，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历史忽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有学者开始研究张申府。他们从中国革命历史的边缘处，找回张申府的一生。
逻辑学救国
张申府家人有他很多照片，从青年到老年，从北京到巴黎，每一个“张申府”都会把头发梳得整齐光洁。
1919年，26岁的张申府站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的一块岩石上。他穿一件白丝长棉袍，戴西式眼镜，斜斜向着镜头，中分长发，神采飞扬，傲气逼人。
他比其他几位同伴站得都高，他的同伴是梁漱溟、李大钊和雷国能。
这是张申府在北大尤为风光的时刻。
两年前，还未完成学业的他，已被校长蔡元培破格录用，教授逻辑学。他已能读懂英法德的文字，同时在自修日俄波兰文。
并且，他的新思想，也被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所注意。
张申府虽然出生在传统乡绅家庭，其父亦是个严厉的“独裁者”，但张申府曾在回忆录中说，他在高等学堂时期，就已有了最初的民主意识。他曾在一篇学生习作中提出，“欲图天下太平，其惟人人为天子乎！”
1919年5月3日，天安门广场，山东学生刺腕写血书，抗议巴黎和会，随后被警察抓捕。张申府正和李大钊在办公室里聊天。学生领袖罗家伦突然闯入，“他衣服破乱不堪，头发蓬乱，眼睛睁得大大的。”
五四运动就发生在张申府眼前。当罗家伦带领队伍，冲破路障，闯入使馆时，张申府则用笔支持学生运动。
他忙于和陈独秀出版新杂志《每周评论》。该杂志宣传了很多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
张申府认为，学生运动应以自我解放为目的，而不是通过政治推动制度的改变。政治运动不能替代批判性思考。
陈独秀虽然是五四运动坚决的支持者，但他也发表文章竭力反对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张申府6个月后在杂志上翻译罗素的《国家》。他劝告学生，不要因过分的爱国热情，走上歧途。
张申府一生痴爱罗素。因为他，张爱上了逻辑学。
“谬论像谎话一样，只是推理错误的结果，倘若查出了错误假设的所在，就有了希望。”张申府认为，传统婚姻制度正是这样一种错误假设的所在。
张申府也是以这个方式，来分析国家和民族衰弱的因由，并试图找到拯救国家的症结。
在李大钊影响下，他又开始转向共产主义，译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
1919年7月，张申府加入李大钊等人发起的文化统一战线团体少年中国学会，并担任《少年中国》刊物的编辑。
在这些刊物上，他曾用“赤”、“赤子”、“赫”等笔名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此后，他又与李大钊、陈独秀一起加入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在此期间，他还认识了天津觉悟社的刘清扬、周恩来等进步青年。
1920年初，他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筹备活动；在“南陈北李”间奔走串联。同年10月，与李大钊创建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并将张国焘发展进来。
日日逐新
1920年底，张申府来到上海。在游学法国之前，他和陈独秀见了一面。
将去巴黎的张申府，表面上是蔡元培私人秘书，去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授逻辑学。实则，他在上海接受一项新任务：在欧洲招募中国留学生，加入新生共产组织。
邮轮“歌狄娜号”，在海面上，一路向西。一个多月的航行中，张申府常会在甲板上和秀丽的天津姑娘刘清扬聊天，向她讲述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性质。
1921年1月，张申府介绍刘清扬入党，两人并结为伴侣。
同年2月，张申府将好友周恩来介绍入党。中共巴黎小组由此成立。
“当时入党手续很简单，先和周恩来谈话，然后写信向陈独秀报告。”张申府生前回忆说。
张申府曾对一位来访者说，早期的中共是一个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的组合。
1921年，法国一些勤工俭学生为争取读书权，向当局示威，后一批人被遣送出境。张要求当时的中国方负责人吴稚晖，帮助学生，被拒绝，便提请辞职。
失去每月800法郎的收入后，张申府和刘清扬、周恩来，搭夜车到柏林，那里物价便宜。
1922年底，张申府和周恩来一起吸收了朱德入党，柏林小组的党员日益扩大，张亦成为了中共旅欧通讯员。
张申府在欧洲期间，从未放弃过思考。他先迷上弗洛伊德，用精神病理学重新阐释婚姻自由；随后又迷上爱因斯坦，在柏林时，他靠给中国杂志翻译“相对论”糊口。而且张申府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演讲，在柏林很受欢迎。
张申府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哥廷根大学镇。他在回忆录中说，“那里就是我的世外桃源，到处都是思想高超的人物，跟我在柏林工人区住宅所见的不同。”
张申府在总结自己的人生时说，他就是爱新事物。他在不停满足自身好奇的同时，也希望他人能受益。他认为思想革命必须要和社会革命同步并进。他在1921年一期的《新青年》上说，“人心不改造，社会无希望。”
1923年2月，张申府受到攻击。在欧洲的少年中国共产党投票，驱逐张出党。
郑超麟是少共成员，他回忆，“有些学生觉得张躲在幕后做指挥，一手指挥周恩来，另一手指挥赵世炎，再由此指挥整个组织。”
而后不久，共产国际为张平反，恢复了张申府中共旅欧通讯员的地位。
宁折不弯
1924年回国后，张申府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并担任了蒋介石的德文翻译，是中共从事早期军事工作的党员之一。
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张申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当时中共在黄埔军校最高的任职，张还负责黄埔第一期学生的口试、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第一期录取揭榜时，后来的“黄埔三杰”之首共产党员蒋先云名列第一。可以说黄埔一期都是张申府的学生。
张申府在回忆录中，形容自己的性格是，“宁折不弯”。
1925年的中共四大，张申府因为这个性格，因为反对国共合作，选择退党。因为他相信，中国的工人阶级有足够力量完成它的任务。
张申府日后对中共党史编撰者回忆说，“后来到北京，大钊、世炎等劝我不要脱党，我脾气坏，我说，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我可以在党外帮助干，我就这样脱党了。”
张申府开始更多地研究哲学。在政治上，他帮共产党做了许多外围工作。
1935年冬，张申府与刘清扬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的“一二·九”学潮，游行总指挥。
1936年2月，张申府刘清扬同时被捕，关在安定门内的陆军监狱。两个月后，由冯玉祥保释出狱。
1941年，他代表救国会加入民主政团同盟（后来的民主同盟）。在1945年的国共和谈中，他是民盟9代表之一。
解放后，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他来到北京图书馆做了一名工作人员。
1986年6月20日，张申府在北大医院逝世，享年93岁，死亡原因是“肺功能衰退”。
早期党员郑超麟曾接受张申府女儿张燕妮的访问。他说，他感谢张申府引领他走上知识革命的道路，是因为看了张申府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他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但郑超麟说，张申府是一个理论家，一个有操守的知识分子，但不是搞革命的人。
纪念馆
73年前手稿
手稿《哲学的必要》是一篇写于1938年的文章，后发表于《战时文化》创刊号上。张申府在文章中一以贯之他对罗素哲学观点的拥护：他号召追求理性，解放思想。文中写道：“有了理性，人乃能开通，乃能开明，乃能开发，乃能开展，乃能走到自有的路上去。”
【人物志】
张申府
本名张崧年，河北献县人，生于1893年，卒于1986年，北京党小组创始人之一，1920年10月，在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共产党小组，遂成为党员。
在革命洪流中，他用理性的声音告诉世人，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必须伴以思想的革命；作为中共早期创始人之一的他，先后介绍周恩来、朱德等加入共产主义运动；懂得数国文字的他，更是一位哲学家，先后将罗素、马克思、黑格尔、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思想引入中国。
党史记
三大激辩国共合作
1923年6月12日，广州，中共三大在一幢设有骑楼的旧式民居里秘密召开。
为了安全和保密起见，代表着全国420名党员的30多名党代表，分批出发，尽量不乘同一趟车，不坐同一条船，从全国汇集于此。大会主要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就在一年前的8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回到中国，带来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指示。
1922年6月，孙中山倚重的军阀陈炯明在广州叛变。脱险后，孙中山于8月回到上海，深受打击的他不得不重新思索革命的出路，寻求新的同盟者。
随后，李大钊、陈独秀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一席交谈过后，孙中山感叹：“国民党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并邀请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不久，中共也经历了一番血的教训。1923年，“二七”大罢工，遭北洋军阀残酷镇压，共产党人认识到，光靠工人阶级的力量势单力薄，需建立统一战线。
会场上，代表们对“国共合作”进行激烈争论。如今保留在荷兰的马林的笔记档案记载：当时的争论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陈独秀和马林认为，全体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并提出所谓“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对此，张国焘、蔡和森等反对，认为这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
经过几天热烈讨论，大会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文件，确立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6月20日，大会闭幕，选出了由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14人组成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成员，毛泽东首次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栏目主持：全昌连
本报记者 孔璞 吴伟 北京、河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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