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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它的名字一样，要办成一本高瞻远瞩、具有深刻观察力的刊物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董瑞丰
历史彻底翻过“文革”一页前，1980年底，时任新华通讯社副社长的穆青决定创办一本新刊物。
其时方值百废待兴。总结新中国建国以来功过是非的历史决议，正在高层讨论修改。两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已为中国的改革吹响了启航号角。但航船究竟驶向何方，十亿国人延颈鹄望。
几经酝酿，新刊被寄予更高的期望。1981年1月，新华社党组再度报文中共中央宣传部，“我们经过一再研究，并争取各方意见，为了丰富该刊的内容和扩大发行范围，决定将《记者与生活》改名为《瞭望》月刊”。
“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是一本高瞻远瞩、具有深刻观察力的刊物。”主要创刊人之一、《瞭望》原副总编辑刘野回忆当年确定的办刊路线。
穆青为这份刊物立下了座右铭。“我为人民鼓与呼”，这位老新闻人在题为《时代的声音历史的记录》的发刊词中写道。
1981年4月2日，新华社播发电讯：由新华社记者主办的社会性综合刊物《瞭望》月刊将于本月二十日问世。“这个政治性、新闻性、思想性月刊，将充分利用记者的第一手材料，对祖国四化大业和国际事态中的重大事件和思想动向，做出报道、分析或评论。”
18天后，新刊出版。
“新华社应当创办这样一份周刊”
最早提出创办新刊，是因为穆青认为当时百业待举，新华社记者手头掌握大量新闻资源，却被浪费在采访本上，应当找一个“出口”，充分发挥作用。
穆青，当代著名新闻记者，1937年参加八路军，1942年加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1959年任新华社副社长，“文革”后期复出，1982年出任新华社社长，同年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
当时刚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的刘野，受穆青之命拉了几个人，组成一个简陋的编辑部。草创未就，编辑部诸位同仁发现，一本简单的《记者与生活》，已不足以适应当时的社会需求。
刘野的意见，是逐步创办一本新闻周刊，利用这样一个平台，来刊发一批有高度、有深度、有分析、有见解的新闻报道和述评，来阐述党的方针政策，帮助广大读者了解新形势下的新任务。
“当时从新闻战线看，我们的党和政府急需一种强大的舆论支撑，”三十年后刘野回忆，“急需有一本权威性的刊物在党和人民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急需有一种崭新的新闻工具来鼓舞人民群众的斗志和信心。”
“我们一再强调，要把《瞭望》办成一本大型的政论性的新闻周刊，它不是一般的杂志，不是学术性刊物，更不是文艺性的刊物。”刘野说，在当时努力冲破束缚和阻碍的氛围下，新刊要成为新华社充分发挥舆论作用的一支生力军。
这个想法得到穆青的大力支持。这名中国新闻战线的老兵深知，新闻周刊在欧美国家早已是主流媒体，国内也曾有过邹韬奋主办的《生活》《新生》等知名周刊。但新中国成立后，报刊品种比较单一，新华社一时没有足够条件创办新闻周刊，于是决定先以月刊的过渡形式，积累经验、聚集力量（1984年1月1日《瞭望》转为周刊）。
1981年3月20日、21日，穆青接连两天主持召开《瞭望》编辑工作座谈会，参与者除了当时本刊编辑部的8人之外，还有新华社总社各部门及七个分社的资深记者编辑。
“座谈会一致认为，《瞭望》月刊应当逐步办成时事性较强的周刊。”1981年4月新华社党组转发全社的会议纪要记录，“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还没有一份向国内外发行的具有权威性的新闻周刊，新华社应当创办而且有条件创办这样一份周刊。”
刘野回忆，时值“文革”结束不久，党的权威在十年动乱中受到极大损害，当时的形势下，人们不清楚新的中央能干什么，不确信新的中央能不能领导大家走上正确光明的道路。“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破除禁区，把新一届党中央的面貌展现出来。”
因此，在创刊号上，“中南海纪事”栏目中刊登了《中南海的春天》一文。这篇经过邓小平同志审阅和中央多位领导同志修改的文章，以大量事实，报道了党中央书记处成立后一年的工作。配合这篇文章，还发表了三幅中南海的照片和一篇关于中南海的资料文章。
《瞭望》编辑部保留了一份1981年的新华社文件，作为这段采编过程的官方记录：1981年3月初，《瞭望》杂志正在筹备创刊事宜时，新华社拟采写一篇通讯，介绍中央领导同志如何为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幸福日夜操劳，用生动的事实来具体地宣传党中央如何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贯彻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以教育、激励全国人民更加同心同德地干四化。
值得一提的是，受命采写这篇文章的冯健、曾建徽在中南海采访了10天，共参加了7次座谈会，收集、记录的资料达数万字，其内容之丰富，一篇通讯难以尽纳。于是，编辑部决定开辟一个“中南海纪事”的专栏。时年3月25日，穆青将《中南海的春天》一文连同拟将“中南海纪事”专栏长期办下去的计划，一并送到邓小平办公室。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邓小平年谱》记录，1981年3月26日，邓小平“阅穆青来信，同意新华社在《瞭望》杂志上开辟《中南海纪事》专栏”，“审阅并同意《中南海纪事》之一《中南海的春天》”。
见证中央领导体制的改革
“九尽东去。春天，又来到了中南海。”《中南海的春天》，用充满细节的特写，及时传递了“没有节假日的中央书记处”一年以来的工作情况，把外界甚为好奇的中国领导机构的神秘面纱掀开了一角。
香港大公报随后撰文称：四月中旬，北京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南海中共中央书记处动态的文章，使新创刊的《瞭望》杂志，给人以一鸣惊人的感觉。文章将《瞭望》与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并列，并称为“在北京这个中国政治中心，能报道党和政府总枢纽的动态，阐述、分析和评论重大政策和政治思想动向的”为数并不多的刊物。
“外界一度猜测《瞭望》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办的刊物”，现年80岁的刘野回忆，“世界各大通讯社都对《瞭望》的创刊进行了评论，有的外国驻京记者要求访问编辑部的负责人。”
《中南海的春天》刊发十多年后，已经卸任新华社社长职务的穆青，在与时任《瞭望》负责人的谈话中回忆，当时“没有完全料到”报道产生的强烈反响。“不过，我们对开办这个专栏，作这方面的报道，是很有信心的。”
其时，面对着“文革”后堆积如山的问题，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正在着力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随着中共中央对中央组织机构的深层次调整，逐步开始探索。
新生的《瞭望》担负起及时传递党和国家改革动向的重责。在这篇备受关注的稿件中写道，“中央书记处是经过政治局几位常委多次酝酿，由政治局讨论后，于去年春天（注：1982年2月）举行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的。它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日常工作机构，负责处理党中央大量的重要工作，中央书记处的成立，是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的一项重大措施，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梳理，从组织关系上讲，中央政治局是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机关，中央书记处是日常工作的执行机关。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央书记处的实际地位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会，既是最高决策机构，又是日常执行机关，成为党的各项工作的中心。这种体制强化了党的一元化领导，适应于革命战争环境。中共八大后，中央的决策和执行机关开始分离，由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承担决策职能，书记处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但实际工作中，中央书记处的职权相当广泛，许多重大决策都是经书记处酝酿决定的，决策与执行并未完全厘清。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常委与书记处组成人员也还没有明确要分离。
“文革”结束后，改革中央领导制度首先就是恢复八大体制。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规定：中央书记处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对中央书记处的地位作了新的调整：中央书记处不再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而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名，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中央书记处作为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办事机构，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主持工作。除总书记外，政治局常委会与书记处组成人员不再重叠。至此，中央决策机关与执行机关有了较为合理的分工和分离。
对于将中央的决策与执行区分的好处，《中南海的春天》一文中引用叶剑英的话，“可以使政治局和常委同志集中精力，研究国际国内大事，更好地解决国内外的重大问题，使中央工作更加主动，更加有预见性。”
陈云也曾指出，“这可以使中央常委摆脱日常小事，更集中精力于国家大事”，但更重要意义在于防止中央权力集中于一人。所以，邓小平说：“五中全会成立书记处，中央已经迈出第一步”，也就是将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起点。
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中央领导机关的改革集中在两大制度建设上：一是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与中央书记处分离，实现决策与执行分工；二是以总书记取代中央委员会主席，强调集体领导。
在书记处成立之初，邓小平提出：“我希望，从重新建立书记处开始，中央和国务院要带头搞集体办公制度，不要再光画圈圈了”，陈云也说书记处要采取办公会议的方式，都指明了中央领导机关工作方式制度化的方向。
这一变化已在《中南海的春天》一文里得到了印证：“一九八一年春节前夕，书记处讨论一个省的工作问题，把省委的主要领导同志都请到了中南海。一月三十一日下午，书记处听取了省委的汇报，并和省委的同志们一起讨论怎样进一步团结广大干部，同心协力搞四化的问题。第二天是星期天，上午继续讨论，下午起草会议纪要。第三天，继续讨论纪要，会议开了整整一个下午。晚上九点钟，纪要印出清样。紧接着，书记处领导同志连夜审定，并在午夜一点钟把纪要印成了文件。第四天一大早，省委的同志们就带着纪要坐飞机回省里传达贯彻去了。”
“书记处成立一年来，开了近百次例会，制定了一系列文件，处理了大量的党和国家的大事”。《瞭望》记者通过近距离采访观察，得出这样的判断：“书记处成立以来，就是根据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要求，按照老一辈领导人的希望工作的。书记处建立了每周两次例会的制度，实行集体领导，集体办公，分工负责。重大问题，书记处集体研究后，提请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最后作出决定。”
在大转折时代的起点上
相比《中南海的春天》采用一种描述的方式，展现中共中央如何拨乱反正、调转中国航船的方向，同期刊物中的评论员文章更为直截了当。
“八十年代的第二个春天到来了。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像春天一样生机勃勃的中兴时期。”这篇题为《多难兴邦》的社论开门见山写道，“我们在前进中正面临着调整国民经济的巨大任务。”
需要介绍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自“文革”结束、国民经济从崩溃边缘止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仍相当严重。
1978年，工业主要产品的质量、消耗和产值利润率等有一半以上没有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由于钢铁等重工业发展过快，基本建设规模安排过大等原因，农业、轻工业和日用品生产没有相应提高，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得到应有改善。
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然而接连两年里，从中央到地方对调整的认识并不统一，贯彻执行不力。为此，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再次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后来的党史研究者认为，这次会议比较彻底地清理了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对于实行经济调整方针的紧迫性、必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
“应当怎样观察我国当前的这种形势呢？应当怎样正确对待我们面临的这些困难呢？”1981年4月《瞭望》创刊号的社论，以雄辩的口吻写道，“中国有句古语：‘多难兴邦’。现在，很可以用这句古人的话来回答今天人们的怀疑和问题。”
多年以后，执笔人刘野解释社论的用意，就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过去的苦难中走出来，满怀信心地跟着新的中央向前奔”。这也是《瞭望》当初创刊取名的含义之一。
这份刊物被寄予如此多的期望，以至于第一期中多数文章都与那个时代息息相关，即便三十年后读来，亦可以见微知著。从来自采访一线的《长江截流胜利后的报告》《大寨新党支部的诞生》，到“瞭望哨”短评的《肥料布袋的启示》《善听逆耳之言》，甚至附于刊尾的几篇小札，也无不借古喻今、针砭时弊。
“远看其‘势’，近看其‘质’，敏感地洞察一切新事物，从一个新的高度上去认识一切新事物。”刘野说，这是《瞭望》取名含义之二。
含义之三，则是“开眼看世界”。无论是创刊号上对“一件轰动日本的中国公民财权案”的报道，对英国拍卖《泰晤士报》的观察，还是专设的“世界见闻”栏目，以及刊于封底的“世界风光”人文摄影，都试图启蒙一种开放和改革的意识。
讨论刊物的第二期选题时，穆青作出安排，要专访广东、福建两省省委书记，反映改革开放前沿的真实情况。是年年底，编辑部邀请杜导正、冯健、李峰等新华社主持国内新闻报道的负责人，对全年国内形势作一“鸟瞰”，题为《我们的事业大有希望》。
穆青多次对《瞭望》办刊的同志说，一定要更新观念，突破旧框框的束缚，“要有权威性，要纵论世界风云，阐述大政方针，预测形势走向，为人民鼓与呼”。
《瞭望》创刊的第二年，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次大会的报告宣布，党中央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
“在一个新时代的起点上，在一种新形势下，诞生了《瞭望》。”刘野说，“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
在大转折时代的起点上诞生，如今已三十而立的《瞭望》，一直在探索着“新闻性、权威性、思想性、可读性高度统一”的特色，“集一周于一日”，将主要精力放在深入、详尽地将有关事件和新闻背景与来龙去脉告诉读者，进行分析、解释和评论，进而对其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并对这种趋势所体现的更深更广的意义和影响进行估计、判断。
持续深度解析中国发展脉动
从“中南海纪事”专栏开始，《瞭望》以首先传递来自中央高层的第一手独家新闻引起国内外读者的高度关注。党的重大决策是如何形成的、重大事项是怎样制定的、重要人事任命是如何决定的，30年来，《瞭望》的报道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逐步破除“神秘”色彩，增强决策和工作过程的公开与透明的历程。
不同于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首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准体制改革的突破环节。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信息，邓小平说：“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邓小平提出的这个问题，始终是思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首要回答的问题。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邓小平在众多讲话中给予了阐述。他反复提到的官僚主义、家长作风、党政不分、权力集中、机构臃肿等等都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对于“从哪里入手”，邓小平在1980年首先提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1982年的机构精简采取先中央后地方的步骤，1987年十三大报告则给予了明确的答案：“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要从中央做起。”十三大报告明确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着手处，这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胆略与远见。
而从中央高层着手，例如追踪中央领导机关、监督机关、工作机关的设置构架与工作方式改革，一直是《瞭望》持续关注的报道选题。
如，围绕党的民主保障机关——中纪委，从中共十一大决定设立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到十二大中纪委被确立为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性机关；再到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批准中纪委、监察部合署，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的体制，《瞭望》始终保持报道上的高关注度，透过对其演化轨迹的追踪报道，解析中央如何完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如何构建党的民主保障制度。
再如，围绕改革开放以来的机构改革历程，中央一直是党、政并提，将之视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两翼。邓小平无论谈精简机构，还是谈领导体制，都包括了党和国家两个方面。《瞭望》既持续关注国务院各部委机构改革的进展，同时，也对始于中共十三大之后的中共中央工作机构调整保持着敏锐的追踪。
进入21世纪，全媒体时代的挑战迎面而来。面对变化，如何摒弃不思进取的思维惰性，摒弃抱残守缺的自我满足，摒弃“驾轻就熟”的路径依赖，成为了新时期新阶段《瞭望》必须应对的挑战。
2006年《瞭望》从黑白刊改作彩刊，更加注重挖掘重大的独家新闻和组织重大主题报道，注重对中国和世界重大事件的权威性深度报道，注重对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现象和发展趋势的准确性和前瞻性剖析。而当年的“中南海纪事”已变作每期刊出的“高层决策背景”栏目，继续“独家发布来自高层的第一手资讯”，及时解读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这种权威深度解读，始终是体现《瞭望》报道高端和权威性的重要方面，也是形成其自身独特气质和占位优势的领域。
坚持至今的“高层决策背景”栏目，以加强高端新闻信息源建设为依托，对高关注度的重大决策和高层部署，或提前介入，主动设置议题，作出准确预判，在保证报道高端和权威性特色的前提下，凸显导向；或选择权威信息的核心内容，组织高端访谈，并突破以单一专业视角阐释、解读公共政策的局限，提高解读报道的专业化、综合化水平。近5年来，“高层决策背景”栏目中刊发了200多篇报道，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的政策制定、决策过程、部署实施等，成为了众多媒体转载的重点，转载率达百分之百。
在4月11日出版的今年第15期《瞭望》“高层决策背景”栏目，刊发了《事业单位改革全面开闸》一文，受到多方关注，并被上百家媒体转载及评论。这是《瞭望》编辑部获得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动向的权威信息后，第一时间快速反应，通过采访权威专家深入分析改革的核心内容和价值取向，并解读梳理出改革的主要思路及对策；再度展示自创刊以来传承的内容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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