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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1年04月21日 12:08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人民网
中国的“社会心态”所表现出的问题不过是社会本身所存在的问题的自然照射。总体来看，“心态”不过是镜子
人民论坛记者：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培育和引导社会心态，把培育社会心态写进五年规划，这还是首次，您认为这透露出怎样的讯息?
张玉林：这说明了执政党也深刻意识到“社会心态”的不“理性”,不“平和”,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当前，社会心态的一些方面已出现了失衡的倾向。在这种形势下，培育健康的社会心态、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重视社会心态其实也是民生保障的重要体现，只不过是将保障的领域从物质和文化的层面，延伸到了精神的层面，进一步深化了对民生内涵的认识。
人民论坛记者：您认为，我国社会心态目前演变的趋势是什么?
张玉林：大致说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心态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可以说是1987年吧)以前，社会心态总体是良好的，大部分人都感到有奔头，看到了希望，改革也基本上是“双赢”的。
第二阶段从88年开始，权力开始猖獗，“官倒”盛行，收入分配体系出现失衡。因为传统的价值观虽然已经发生颠覆性的断裂，但孕育全新价值观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完全形成，而拂面而来的改革开放之风却使相当多的人开始变得浮躁。加之随着改革的深入，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不断暴露出来，诸多新事物泥沙俱下，它们既可能使一群人兴奋，也可能使另一群人不满。比如，社会政策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而经济上的“双轨制”则为部分权势阶层先富起来创造了条件。这样，在“相对剥夺”的社会心理机制的作用下，许多人的社会心理天平失衡了。到了1980年代末期，整个社会竟形成了一种“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复杂社会心态。
第三阶段应该是1992年以后到世纪末。“南巡讲话”掀起了真正的市场经济的浪潮，而放开经济、约束政治的“一条腿走路”的改革，导致整个社会的拜金主义和集体性浮躁，其中官员和知识分子的“下海”或“半下海”成为引导。贫富差距拉大，不满情绪增强。整个社会失去了“理性”以及“平和”。其中尤其以个别地方政府的非理性、非平和为突出。
第四阶段应该是本世纪以来，一些官员存在不“科学”的发展观，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也即官员、企业家和所谓的知识分子相互勾结，赢者通吃。拉美化的社会结构明显形成。一部分弱势群体滋生了绝望的情绪，“反社会”性质的犯罪增多。
人民论坛记者：如果分人群来讲，您认为干部群体值得警惕的心态有哪些?青年群体值得警惕的心态有哪些?
张玉林：总体来看，可以认为干部群体是最大的得益群体。“公务员热”即是其最好的、最真实的反映。但相关的舆论调查结果却显示，他们中的许多人自认为是“弱势群体”。换句话说，一般的社会评价与这个群体的自我评价之间产生巨大距离。如何认识这种现象?我个人认为其中存在着三种可能性。
第一，这种过于“低调”的自我评价可能显示这个群体不太诚实，不敢承认事实，或者实际上是在说谎。不敢于承认事实可能是基于一种担忧：承认自己实际上的“强势”可能会在逻辑上违背“人民公仆”的教义，降低其合法性。这样的话，集体性做出这种回答也就显示了这个群体政治上的高度“成熟”，也可以说是世故。
第二，它也可能意味着这个群体的期望值过高，甚至说是贪婪。在一般公众看来，他们得到的已经很多。而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已经得到的还远远不够，换句话说，他们的“胃口”或者说预期实际上很大，希望得到的要远远超出他们实际得到的，也远远超出了中国的现实供给能力。当然，这与他们经常接触的参照群体有关。当一般的“公务员”与他们的重权在握的上司，与富豪、“官商”相比，他们的确可能显得有些“弱势”。
第三，如果他们的回答是真诚的，那么“社会心态”的畸形化问题就显得更加严重了。它意味着，中国社会似乎已经没有“赢家”。这就需要对改革的路径及其结果做出总体性的反思。
至于青年群体，原本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阶层，因此其心态也并不一样。他们当中既有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也有以大部分第二代农民工为主所构成的“穷二代”。前者的社会性格还不能认为已经定型，但的确较多地表现出炫耀的习性，带有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思维，甚至养成了“我是**我怕谁”的可怕习性。至于后者，因为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基本上已经定型，因此很难消除其心理上的被剥夺感。当然，归属于不同阶层的青年一代可能的确存在共同的倾向：普遍表现出更明显的浮躁。不过这种同样的气质源于不同的背景，前者是因为过于优越或金钱过多，而后者是因为过于劣势或金钱过少。
人民论坛记者：您认为，如何进一步优化社会心态?
张玉林：如果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尚未被丢弃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那么就必须承认，中国的“社会心态”所表现出的问题不过是社会本身所存在的问题的自然照射。总体来看，“心态”不过是镜子。不平和、不理性的社会心态，具有普遍性的怨气、怒气、戾气主要不是个体层面的心理调节功能失衡所致，而是社会整体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的畸形化所促成。当“贪官”已经进化到“亿元级”的层次，要想让一般公众树立起对政府和社会的平和心态，无异于痴人说梦。要真正促进心态的和谐，并不是靠提倡“科学精神”所能获致，也不是靠动员“政工师”去宣教、心理医生做义诊所能实现。关键之处可以指出三点：
一是彻底扭转全社会“一切向钱看”的核心价值观，包括国家层面的发展主义、地方政府层面的GDP主义，以及个体层面的拜金主义，其背后的逻辑都表现为将经济上的成功看作是最大的成功，而这实在是一种最为危险的、导致社会和人心不安定的隐患。
二是如何从制度上牢固地约束权力，确保那些容易受凌辱、受剥夺的人免于被凌辱和剥夺，从而获得安全感，获得做人、做一个“公民”的尊严和尊严感。虽然开明的领导者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但是如何将认识、意愿转变成现实，却异常艰难，需要巨大的动力和压力。
三是扭转收入分配进一步扩大的危险趋势。应该看到，一般公众中较为普遍的被剥夺感主要来自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虽然近十年来这一问题一直受到关注，但问题本身却一直在恶化。这说明已有的制度和政策措施并不充分，效果有限。有必要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方面进行更有力的干预，这方面的论述已经较为多见，目前较突出的问题在于如何防止地方政府直接和间接地抢劫社会财富——比如通过抬高房价掏空一般社会成员的口袋。 人民论坛记者 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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