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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恐友”一半想自杀 青少年期多发常被误诊

发布时间:2011年04月11日 09:47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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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了一种病,看不见、摸不着,家人不理解,我自己也不理解:碰到人我为什么害怕?为什么只有我害怕?为什么我整天连门都不敢出,半夜三更躲在屋里写这些……”

  李萌(化名)看到这段话,流下了眼泪:“有人和我一样!”她已经和这种“怪病”纠缠了10年。记得,发病是在读小学的时候,第一次走上讲台念作文,她紧张得手直抖,最后连作文本都拿不住,同学们哄笑……从此她惧怕讲台。后来,惧怕蔓延,从惧怕“一堆陌生人”,到3个人以上的“众人”。她如今的大学生活,经常是窝在宿舍,窝在电脑前,有时会敲下一行字:“我孤独得要死了。”

  李萌的“怪病”,叫社交焦虑障碍症,也叫社交恐惧症、社交恐怖症,是一种对任何社交和公众场合都恐惧、焦虑的精神疾病。世界上约有7%的人患有这种病;美国的调查是13%,日本是15%;在中国,尚无全国性的调查数据,但医生估计,患病率为10%,也有人说高达30%。

“恐友”

  看过美剧《生活大爆炸》的人,一定记得那个面对女性就没法说话的印度小伙子兰具。他正是患了社交恐惧症的一种——“异性恐惧”。李萌经常光顾百度“社交恐怖吧”,其中汇集了800多名“恐友”(社交恐惧症患者的互称),他们有不同的症状:脸红、视线躲避、一见异性马上失态……

  这些人不同程度地“活在恐惧中”,有人能正常工作,只是,“单位里和我最熟的是门房间的狗”;严重的只能退到社会边缘,退学、辞职。

  严格来说,他们并非都患了社交恐惧症,但都有明显的社交障碍。遗憾的是,中国对此还没有做过全国性的流行病学调查,唯一的正式数据是2010年12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公布的一个调查结果:成都地区大中学生中的患病率为8.15%。

  对于8.15%,心理医生并不惊讶。上世纪80年代,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张新凯就接触到了社交恐惧症患者。第一个病人在实验室工作,她的痛苦,是受不了领导看着她工作——因为条件有限,大家挤在一个房间里,她拿滴管的手就不停发抖……

  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首次把社交恐惧症写入《心理障碍的诊断与数据手册》第3版。美国学者发现,不少明星也有社交恐惧。1967年,芭芭拉·史翠珊在纽约中央公园音乐会上突然忘词,此后30年,这个完美主义者“无法在人前表演”;帕瓦罗蒂歌唱时总挥舞一块白手帕,他告诉别人,这不是“幸运手帕”,是为了消除自己的紧张。

  “现在人们的交际机会更多,工作和生活对交际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了,患病者会不断浮出水面。”根据10多年的观察积累,张新凯估计中国的社交障碍者在人群中占10%到30%。他强调,搞准统计数字并不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对这个人群很难调查统计——重病患者连医生都不想见;设法帮助患者“重返社会”,才是当务之急。

误诊

  对于心理和精神疾病,往往不能像内科、外科疾病那样找到确切病因,医生更多利用一些理论来推导、推测。心理学界为社交恐惧分析的原因,包括遗传因素、成长过程中的“出丑”经历等,还有一个叫“无原因发病”。心理医生总结,来找他们的患者有个共同点——“有机会”:“他们有升迁等等的个人发展机会,必须走到人前、面对公众,所以求医。”

  尴尬的是,国内对社交恐惧的研究还很少、很弱,大部分临床医生无法判断,以致频频误诊——这对青少年患者的伤害尤其大。

  “青少年时期是生理发育和自我意识觉醒的时期,有些孩子会变得很敏感,比如突然长个子的男孩怕被别人看作‘傻大个儿’,就不愿答理人,甚至不愿上学、出门。”新华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儿童与青少年保健科主任张劲松和张新凯意见一致:社交恐惧症多发于青少年时期,而误诊可能会贻误孩子终身。

  张劲松曾接诊一个病例:这个男孩步入青春期后,走路不敢抬头,怕人,渐渐严重到连在家吃饭都用手遮着脸。父母觉得他“神经兮兮”,到医院诊治,被判定为“精神分裂症”。后来辗转来到新华医院,医生发现,这孩子不过是因为长了青春痘,怕出丑。当然,“退缩、孤僻之类的表现,确实让精神分裂症和社交恐惧症有相像之处。”

  2000年左右,我国在临床上认定了社交焦虑障碍症,但误诊依然有。张新凯对这方面的临床诊治有“5阶段”的总结:第一阶段,患者求医多次,精神科医生查不出病因,只反复告知“不要紧张”;第二阶段,医生知道了社交恐惧,但没有治疗办法;第三阶段,能识别了,但只能开些不对路的药,好比为阑尾炎引起的发热病人开降温药,对阑尾炎却束手无策;第四阶段,开始意识到要做心理和药物的系统治疗;第五阶段,结合行为治疗做“系统脱敏”——帮助患者摆脱在社交中容易引起敏感乃至恐惧的困扰因素。

“脱敏”

  做“脱敏训练”,张新凯曾有疯狂之举。他带着一群社交恐惧症患者,到人流密集的徐家汇商圈大喊大叫。“肯定有人会说我们是疯子!”“恐友”们惴惴不安。“别人不会关心你,他们只关心自己!他们最多看你一眼,转身就把你忘了!”说罢,张新凯示范“嘶喊”。慢慢地,有人跟着喊起来。喊了一上午,“恐友”们个个大汗淋漓,终于有人说,“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真好!”

  张新凯说,社交恐惧症患者就是“怕出丑”。当然,这个“丑”是他们自己以为的,别人可不一定这么想。要打破魔障,就得逼着他们面对人群“出丑”,通过持续不断的行为训练“脱敏”。

  行为训练是国际公认的相对有效的治疗方法,但它很费时间,对医生的要求也高。我国专门研究和治疗社交恐惧症的医生数量十分有限,因此明显“供不应求”。与此同时,各种民间疗法汹涌而来,李萌称为“黑疗法”。

  单单针对“脸红”,就有诸般“疗法”。戴大框眼镜、留胡子、披头发、化“艺伎妆”……总之是尽可能遮住脸,让“显示”脸红的“屏幕”面积缩小。这是比较温和的做法。如今更流行“脸红手术”——“切断控制面部皮下毛细血管的交感神经分支,从此不脸红!”网上不时有人贴出“术后体验”。曾有人提醒“不要上当”,但马上被淹没在口水中,“你怎能理解我们的痛苦?脸红让我都想自杀了。如果手术有用,我一定会去试。”

  张新凯理解患者的痛苦,在他多年累积的病例中,一半人企图自杀,20%的人曾尝试自杀。“这群人其实连我们医生都怕见。治疗的话,必须第一次就明显有效,让他们感觉‘立竿见影’,否则他们恐怕再也不会来了。所以,加强治疗方法的研究,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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