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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早春，全国两会会场内外，几乎每个人都感觉到了，一项难度不亚于当年农村改革和国企改革的重大举措——收入分配改革，大幕正在拉开。
“这既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当前的紧迫工作。”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
“基尼系数”词条在我国应该重写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每次和媒体谈起基尼系数和马太效应，都会回想起，1986年他参与撰写《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增补卷）》时曾写过这两个条目——“马太效应”和“基尼系数”。当时写“基尼系数”，是为了说明我国是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必须改革以平均主义大锅饭为主要特征的分配制度，调动企业和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而在“马太效应”这一条目中，他写的是培养人才问题，根本没有涉及财富分配方面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问题。
他说，现在这两个条目都应与时俱进地重写。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宋晓梧委员关注的问题也从平均主义大锅饭转向了收入分配不公。
最近几年参加两会，宋晓梧委员的发言和提案大多与收入分配改革相关。他认为，收入分配不公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过去一段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摊的改革成本，过多地由所谓“弱势群体”承载；本应由全社会合理分享的经济成果，过多地被所谓“精英团体”瓜分，现在到了必须下决心调整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事实上，收入分配改革一直是近年两会上代表委员们最关切的话题之一。去年3月9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世平就把这样一组数字带到了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他在大会发言中披露：2008年20个行业门类收入差距为4.77倍，有的高达10倍。据上市公司年报分析，208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从2006年6.72倍扩至2008年17.95倍。在一般企业中，干部与普通职工、城镇职工与农民工、正式工与劳务派遣工之间，也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收入差距，特别是劳务派遣工，工资收入仅为同岗位正式工的一半左右。
张世平委员指出，1997年至2007年，在GDP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劳动者报酬却从53.4%降至39.74%。2002年至2009年，我国GDP年递增幅度10.13%，职工工资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8.18%。23.4%的职工5年间未增加工资。近年物价房价上涨，造成部分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下降。
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绍兴尝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识到，收入分配关乎全局，关乎各方利益关系的调整，所以它的阻力相当大。而且不仅有短期的问题，更有中长期的问题，像财政税收、城乡关系、收入分配再分配等。
宋晓梧委员也说，改革必定要触及部分既得利益群体，这就需要政府的执政智慧，并且需要政府转变职能，在再次分配方面，更多地承担直接责任，提供有效公共产品，建立和完善覆盖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税收等手段加大社会共济，平抑分配差距。
而在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绍兴市市委书记张金如看来，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关键是，地方官是不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想问题。考核下级的官员，不能光看GDP的增速，更要看居民收入的增速有没有与GDP增速同步。在他看来，GDP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善群众的生活，“GDP，老百姓又看不见”。
新昌县是绍兴下辖6个县市中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一个地区，由于农村的经济基础不是很好，县里的干部对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畏难情绪。有一次，张金如去新昌调研工作，县里的官员又在讲农村的难处，张金如听了之后，不客气地说：“你们要是在缩小城乡收入方面没有作为的话，今后在你们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不要再写‘高度重视三农工作’这样的话了。”
这样的对话也曾发生在当地一家很大的企业。当企业的老板兴致勃勃地向张金如介绍说，自己的利润每年增加30%时，张金如问：“那员工工资的增长是多少？”企业回答说是15%，张金如指出：“那么，你的员工工资增长的幅度低于你的利润。”
尽管政府没有权力去规定企业工资的涨幅，但张金如认为，政府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比如可以减免或暂停一些行政事业和服务性收费，让利给企业，但企业要让职工共享企业发展的成果。
在这样的治理思路下，张金如代表的政绩单与别处有些不同。2010年，绍兴GDP增速11%，但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速却分别达到12.2%和13.5%；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为2.2倍，低于全国3.3倍的平均水平。
尽管新昌县目前在绍兴全市各县级区域中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是最大的，但差距也已经在缩小。
这组与众不同的数字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张金如代表介绍，近年来，绍兴市推动“创业富民，创新强市”，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进城乡居民的就业、创业，做好就业帮扶、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等，努力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
张金如非常看重这个“两创”。他说，创新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企业利润提高。企业利润提高了，创造的社会财富也就增加了，老百姓拿到手里的钱也就增加了，生活也就提高了。张金如说，他研究过，一个地方创业者越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越高。老百姓富裕了，更多的钱通过税收集中到财政，政府也就能更好地去建设，这也是一个良性循环。
他说，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另一个关键是要让城乡群众充分就业，包括农村居民也获得充分就业的机会。一方面，政府可以找出一些岗位，定向提供给这部分人群，并且加大培训力度；另一方面，对那些能够安排大量就业的中小企业，政府应该给予支持，比如减免税收。
全国人大代表、绍兴市人大常委副主任车晓瑞说，绍兴经济的特点就是以第二产业为主，民营企业多。在她看来，近年来政府做的最有效的工作之一，就是帮助企业向高端转型，大力培训城乡居民，提高居民的素质，使当地的老百姓能适应企业的升级。
公共服务的公平是个大难题
在一些专家看来，除了工资水平、社会保障制度外，收入分配改革的难点还在于改革政府的财政体制，削减一般性财政支出，提高公共服务支出。他们认为，获得公共服务的机会不均等，加剧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政府资金分配，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偏向于城市，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偏向于大城市。从能享受到公共服务的人这个角度来看，可能收入高的人享受到的更多，低收入的人享受得更少。
作为实践者，张金如代表认为，政府要通过改善公共服务，处理好再次分配的公平问题。譬如，面对连大城市都发愁的儿童“入园难”问题，绍兴农村是通过这样的举措来缓解的：农村幼儿园“公建、民营、公助”。张金如代表说，因为幼儿园不是政府埋单的义务教育，所以政府不能包办，但幼儿园的建设可以由政府投入，而且为了让农村孩子都上得起高质量的幼儿园，政府还对幼儿园聘用的高学历的幼师进行补助。这样办幼儿园，政府不会背上很重的包袱，农村孩子也能上得起平价幼儿园。
收入分配改革难归难，从绍兴的实践看，只要执政者的执政理念真正转过来，树立起科学发展观，有心并且努力去干，情况就会很快有所改善——至少，不再让差距继续拉大，还是可能的。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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