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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1年03月04日 08:11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广州日报
深度财经
总策划：关雅文
撰文：记者王飞、黄佩、张忠安、杨进
二十年间，农民工兄弟们住在漏风帐篷里却建成了高楼大厦，猫在城中村里也能生产出绫罗绸缎……他们正成长为中国最重要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在继2009年入选美国《时代》年度人物后，2010年，他们再次作为一个群体，登上美国著名财经杂志《财智》当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排行榜，被称为“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二十年后，农民工大潮逐渐退去，农民工日渐供不应求，如何应对开工率严重不足，成为绝大多数生产企业首先考虑的问题。
民工荒，是劳动密集型发展中国家的必经阶段，更是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大变革的一个缩影。深度解读民工荒背后的种种谜团，将可透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之现状；捕捉和解决民工荒背后的种种矛盾，又将有助于提升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
第一篇：适龄劳动力都去哪儿了
千万适龄劳动力上大学被“白领化”
春节过后，看到报纸、电视上铺天盖地的民工荒报道，即将大学毕业的陈希一脸雾水，“年前年后我去过北京、上海，参加了无数个招聘会，到现在连一个offer都没有！”陈希说，“有的工厂给的工资高，可我读了4年大学，总不能去当‘农民工’吧？”
与“民工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趋严峻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月份发表的《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显示，2011年大学毕业生将超过630万人！大学生毕业后不甘心做产业工人，纷纷扎堆“白领”阶层，导致“白领”严重供过于求。
大学扩招从上世纪末5%的毛入学率，到2008年则达到23%。高校扩招给农村适龄孩子更多上学机会的同时，也间接“剥夺”了他们成为产业工人的可能性。据记者统计，从1999年实行扩招至今，至少有上千万的适龄劳动力被“扩招”入大学。
《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中指出，近年来出现“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的现象，说明就业结构性矛盾已经进一步加剧。在没做好充足社会调研之前，高校盲目扩招必然会改变社会的劳动供给结构，使农民工“白领化”或闲置浪费，产业工人却严重匮乏。
区域振兴政策“四面开花”
面对民工荒，劳动力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声音此起彼伏，而实际上，这是全国劳动力的一次“大回归”。
改革开放之初，处于前沿的东部沿海地区，国家给政策、地方给钱，全国各地的劳动力蜂拥挤向这些地区，让沿海地区美美地享受了一顿“人口红利”大餐。然而，这顿大餐注定难以长久。1999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敲定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秋，中央作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决策；2004年3月，中央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纵观中国版图，除了东部沿海省份和地区外，其余几乎已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和中原崛起所涵盖。
“以往沿海地区之外的农民，除种地卖粮几乎没有其他收入，想要赚钱就只能来到沿海地区；可如今，新建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农民只需在家门口就可以赚到钱。”
数据显示，重庆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17414元，同比增长11.9%。而据中山大学的报告，沿海某经济大省，2009年外来工月均工资为1677.8元，同比仅增4.68%。这意味着，如果都在企业打工，沿海发达地区一年的收入为20133.6元，比在重庆本地仅高出2719.6元。
“沿海地区和内地之前的打工收入差距在不断缩小。这种挣钱优势的丧失，导致了不少农民工选择留在家乡或内地就业。”广州社科院研究员彭澎博士认为。
人口结构出现重大变化
从更深层次分析，民工荒出现的主要背景是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中国年轻劳动力一直持续增长，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年轻劳动力开始逐年递减。在2005年以前，中国每年新增劳动人口500万人，但是到了2009年，每年新增劳动人口只有200万~300万人。
然而，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却保持每年8%以上的增长。根据经济规律，国民生产总值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城市就业人口就会增长50万~100万人，如果低端产业增加得较多，每年就增加新就业人口1000万人。
从2008年开始，新增的劳动力人口以90后为主。这些90后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90后的父辈们都吃过外出打工的苦，”彭澎说，“显然他们不愿意子女再重复自己的老路，努力让他们上大学或者自主创业。”这意味着，新增劳动力人口中，“有效”劳动力的数量还要再打一个折扣。
人口知识结构也是导致民工短缺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上世纪80年代，农民工以小学文化水平为主，到现在，初中文化水平在农民工中已占到52%，高中文化水平也占到20%。而在未来10年，高中文化水平将成为农民工的主力。这直接导致中国人力资本上升，依靠简单技术与廉价劳动力组合的低端产业将难以为继。
第二篇：他们不愿再做“流水线”工人
子女教育难
留守儿童留住农民工外出的步伐
张艾梅（化名）是3个孩子的母亲，是农民工“重镇”安徽阜阳人，目前在广州做清洁工，丈夫则在广州开车。
“去年春节回老家，在返回广州时11岁的儿子死活都不愿意来，被我们强行押到车上后，他哭了150多公里，一刻都没消停，”提及小孩，张艾梅就想落泪，“在广州干了7年，我不想要什么户口，我只想孩子像城里其他孩子一样，能在我身边上学。”
据全国妇联的调查，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约4000万，近三成留守儿童家长外出务工年限在5年以上。长期缺失亲情，代管不力，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了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的严重关切。记者在走访河南、安徽两地时发现，不少农民工为了孩子教育问题放弃了外出打工。
生育看病难
“没病时在外工作生病了回家治”
连城里人都在抱怨“看病难”的城市医院收费，更是让农民工们“望尘莫及”，“身体健康的时候为城市作贡献，累垮了只能回到农村去治病。”这成为很多农民工的真实写照。河南人魏超在广东某服装厂打工，去年年底他突然腰疼，在广东的医院里检查了一下，医生说要治好得上万元，“我哪有那么多钱，只能回老家去看病，”魏超说，“回家养病两个多月才又回到广东。”
工资薪酬低
农民工收入仅为城镇职工一半
国家统计数据库的数据显示，农民工集中的制造业、居民服务、建筑业、住宿、餐饮业和农林牧渔业的年收入排在最后6位，收入水平只相当于金融业的1/3，也只有文化、体育、娱乐业的一半。据《工人日报》近期调查，农民工收入仅为城镇职工的近一半。而在国外，比如美国，工作环境恶劣的产业工人薪金水平已赶超企业中层白领。
“如果在10年前，每月2000多元的工资肯定能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义乌打工的河南人魏东伟说，“现在，这个工资水平对农民工根本没有任何吸引力。”
难有幸福感
薪水低“农二代”不愿外出打工
在城里打工既要面临“亲情缺失”，又很难得到尊重。在国家连续出台惠农政策后，农民工更愿在家乡寻找幸福感。
在河南农村，每家都有4~5亩良田，“农村生活现在好了，每户光种地都有四五千元的收入。”王峰说。而且随着内地经济迅速发展，很多工厂开设到了农村富裕劳动力集中的地方，“农二代”无须出远门，就能做上产业工人。
对于90后“农二代”而言，让他们每月拿着2000多元的工资而背井离乡，而且从事繁重的机械工作，显然不仅他们自己不愿意干，他们的父母也不会支持他们外出打工。
第三篇：企业，有三条路可走
定价权丧失：加工资等于直接削减利润
各大企业风风火火招人。CFP供图
“工人短缺，直接加工资来吸引足够的工人，并将增加的成本直接计入产品的成本中，通过提高产品售价来弥补工人工资的增加额。”这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一个常识。但这个常识在尚未完成产业升级的沿海地区，根本就行不通。原因很简单，沿海地区的多数加工制造企业，没有定价权，也就是说，产品出厂价是由外国采购商直接控制，生产企业根本就没有话语权，“提高工人的工资就变成了直接削减工厂的利润。”
南海盐步一家饮料厂老板高天成告诉记者，像他们这样做出口加工的企业，本身利润就很薄，连10%都没有。人力成本几乎占到了公司整体成本的10%，人工大涨将直接削减公司的利润。
谈起现在的生意，高天成觉得不太乐观。他说，全球经济回暖，他们的海外订单今年增加了不少，这是好现象，但是却让人乐不起来。“从去年开始，原材料普遍上涨，单单包装材料都涨了15%。但是订单价格却不敢轻言上涨。单单我们厂所处的工业区都有几十家的食品加工企业，这个价格你不做，马上就被别的企业抢走了。” 据高天成介绍，现在不少加工企业都在靠出口退税这点钱来过活。
春节过后，就在媒体铺天盖地地炒作民工荒时，富士康招工的照片在网上广泛流传：天上下着大雨，可前来应聘的人排成了长龙，整个厂区门口人山人海。热闹场面堪比春运。与富士康相似的是，格力电器、美的电器等家电企业并没有遭遇民工荒。在其它企业嗷嗷待哺时，富士康为何还能挑着招工？原因很简单，继去年两度调薪后，富士康在春节过后即再度启动新一波调薪行动，制定出底薪不低于1550元人民币的标准。而在广东的另一制造业大鳄——美的电器，同样没有受到民工荒的波及，原因是其工资也已普涨20%到30%。
对比招工难和招工不难的企业，很容易发现问题的症结，就是定价权的问题。格力电器有自己的品牌，而且掌握着核心科技，当然也具有定价权；美的电器同样也是如此。而作为代工企业的富士康集团，虽然在定价权上需要与采购商协商，但凭借它们的生产规模和完善的生产设备，完全具备与采购商讨价还价的余地。
虽然加工资并非就一定能解决民工荒，但不加工资就意味着将爆发民工荒。对于不具备定价权的制造加工企业而言，目前已经没有多少选择了。
途径一：肯花本钱实行产业升级转型
“现在的路好像就剩下三条可选了：要么花钱进行升级改造，减弱对人工的依赖；要么我就把工厂开到内地劳动力多的省份去，剩下一条路可能就只能关门了。”高天成说。
目前也有一些大企业已经开始了积极转型升级。
在大朗的颖琪实业有限公司行政总裁曾天仁给本报记者算了笔账：“一台数控机床跟原来传统的手拉织机相比，它的单位比是2.5倍。一个员工原来只能看一台机，现在一个人起码能看8台以上的机，我们可以算一笔账，像我们公司1000台电脑织机，可以节省5200个员工”。
途径二：没有资本实行升级转型的就关门
不少中小企业却在升级问题上艰难选择。高天成告诉记者，他的厂从1997年以来，就一直在不停地进行升级。这十多年来赚的钱差不多都贴进厂房设备里去了，但是升级的速度却总是跟不上时代的发展。现在这批设备又老化了，要搞一套新设备，可能需要几百万元的资金。而他们厂一年的利润也就一百万出头，要换套新设备谈何容易。“不升级是等死，升级是找死。”高天成笑称。
这种说法绝非危言耸听，据悉，从金融危机发生到现在，曾经是中国代工“大城”的沿海某城，正经历着惨痛，上千家制造企业关门。而在用工荒大潮席卷下，淘汰部分企业是在所难免。
途径三：转向内地市场实行产业转移
“走，去内地开厂。”如今，这句话在沿海地区相当流行。据悉，现在为了吸引东部企业到内地设厂，一些内地地方政府给出了非常好的招商条件，土地、税收等方面都给予扶持。高天成告诉记者，他的不少老板朋友最近都到内地去考察厂房，他下周也会去湖南考察一下。
人力资源专家、华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明忠表示，产业转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劳动力之外，还需要考虑到转移地的产业配套、交通便利、信息顺畅等各种综合因素。以做成衣为例，车间搬到内地很容易，但是如果纽扣、针线、布匹等都还需要跑到东莞来买，做好的货物又需要通过海路运到国外，这从内地运到沿海的交通成本、物料的采购成本等等，加起来是否划算还需要很好地算笔账。
因此企业要根据自己发展的需要制定计划，切忌盲目跟风。而在转移过程中还需要地方政府更好地进行产业规划和配套，引导企业成功转移。
不过业内专家指出，虽然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势必面临多种困难，但不要忽略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如果加工贸易企业在海外订单中受阻，不妨更多地转向内销，通过创立品牌来走向“中国创造”。
第四篇：我们，应该做什么？
应注重产业外软环境资金投入
过去，GDP曾是衡量地方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在GDP驱动下，发展经济成为各地方财政的首要工作，我国的投资占GDP比高居全球首位。如果一个国家持续多年将投资占GDP比重保持在40%的水平，必然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利润水平下降，银行坏账增加。
“沿海地区不能只看GDP，投资也应该向GDP之外的地方倾斜，如外来工子女教育、权益保障、户籍改革以及住房问题。”广东工业大学教授申格联这样认为。
产业投资是引凤筑巢的一个平台。一位专家评论说，“投资了企业之后，还要为凤凰筑巢，如果只是筑鸡窝，怎么能吸引来凤凰？”
而目前的现状恰恰就是缺乏凤凰“巢穴”，政府在外来工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户籍改革以及住房问题上，几乎都还是空白，“产业转移也好，腾笼换鸟也好，首要任务就是吸引足够的高素质人才，而这些都是基本要素。” 因此，政府不应该单纯再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还应兼顾产业外的软环境投入。
留住农民工先要留住其子女
对于很多农民工而言，工资只是他们关心的一个方面。对子女教育问题的关注甚至已经超过了工资，成为父辈一代的农民工最为关心的软环境之一。
根据记者了解，广东省登记就业的流动人员中，外省占70%。而外省在广州就业的流动人员主要来自湖南、广西、四川、湖北、河南五省，其中农民工占求职者总数的八成左右。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居民服务、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租赁和商铺服务等。“在这些外来务工人员中，估计有三到四成有子女教育需求，如果不考虑新增人员，每年大概7％到8%左右的人因子女教育而选择在家务工。”一位长期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资深人士对记者表示。
让农民工长期处于“亲子分离”，绝不是长久之计。但将孩子带在身边，仅凭农民工微薄的工资，显然不太可能，而且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解决农民工子弟上学问题难以一蹴而就。“地方政府首先要确保的是当地学籍儿童的入学问题，在有限的师资下，很难无限制地吸纳农民工子弟。”
据记者调查，农民工子女在城里上学，要么读农民工子女学校，这类学校基本上是临时备案登记，不具备法人资质，学生和教师的权益不能得到保护，而且收费并不低；要么缴纳高额的赞助费读公立学校，而动辄几万元的赞助费也不是农民工能支付得起的。
因此，解决农民工子女读书问题，必须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一些专家认为，在规范农民工学校时，企业可以考虑参与办学，诸如富士康这样的大制造企业，员工人数众多，政府可以考虑免费提供场所和教育人员，由这些企业投资硬件设施，把学校办在厂门口，解决这些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先通过小范围试点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然后再逐步推广。”
彭澎建议，除了规范农民工学校吸纳农民工子女外，公立学校也应该向农民工敞开一点。
入户政策将可解决住房、社保难题
尚无子女的农民工来到都市，并非挣钱那么简单，对他们而言，成为“城里人”是他们在城市务工的终极目标。
户籍是给予农民工居民待遇的重要保障，在无法全部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之前，给予优秀农民工入户，即可解决其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两大难题。
在当下，全国范围内都掀起了购房限购令，以及全国将新建1000万套的保障性住房。但由于户籍限制，大多数农民工被排除在城市住房的大门之外。因此，有专家就表示，从长远利益考虑，政府也应该适当调整外来人口的入户条件，以更好地“筑巢引凤”。
“东莞是个劳务输入大区，要是能在户籍上容纳更多的优秀的外来工，估计形势会好很多。”今年将近40岁的王详峰告诉记者。实际上，去年6月，广东省政府出新规，规定农民工可以通过积分制的方式拥有城市户籍。短短5个月，已有广州、中山、东莞、佛山、深圳等制定了农民工积分制入户政策。有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0月中旬，广东省已经有超过6万的农民工成功入户城镇。
“广州也有外来工积分入户政策，在文凭和工种上都有要求，但政府可以适当放宽入户条件。”彭澎表示。他对记者指出，户籍问题最终还是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和其他福利。
“说实在的，对农民工而言，你让他去买商品房都不一定能买得起。但如果能入户，虽然商品房住不了，可以买政府的保障性住房。”目前政府保障性住房还没顾及到非户籍常住人口。因此，要能留住急需工种的外来工人，“入户条件可以适当放低，门槛不应太高，不要都要求是本科文凭，只要是本地需求的工种，又有一定学历水平，连续工作五年，就应该可以买保障性住房，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这对外来人员也有很大的吸引力。”
彭澎说，“全省的十二五规划已经提出，要让农民工享受居民待遇，相信在未来五年内，广东的农民工待遇会实现一个质的飞跃。”
提高最低工资引导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在软环境建设上，西部地区的城市反而给珠三角提供了一个“样板”：春节后，重庆出台了相关政策，回重庆工作的重庆农民工不仅可以一次性领取300元的现金补贴，还可以参加三种类型的免费培训，一种类型是针对农民工的岗前培训和在岗农民工技能提升培训，一种是针对有小额创业资金的农民工给予的免费创业微培训，还有一种是针对信息产业的预备制培训等。
记者从广东省政府了解到，本月起，广东职工工资水平将再次上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欧真志透露，从今年3月1日起，广东省再次调整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和非全日制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全省平均提高18.6%，其中第一类提高18.2%，增加200元；第二类提高19.6%，增加180元；第三类、第四类分别提高17.3%、19.7%，增加140元。
调整后大部分地区的最低工资水平接近或超过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40%，第一类地区的最低工资目前为全国最高的标准。有数据也显示，今年开年企业招工的平均起薪点比2010年也有11.03%的增长，其中高级技工工资为3460元，增长13.18%。
专家认为，过去珠三角地区以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不可能走得更远，而且极容易在一夜之间被更为廉价的劳动力所取代（目前东南亚加工制造业日渐兴起取代了珠三角部分工厂就是很好的例证）。
在推动产业升级时，不仅仅是企业设备的更新换代，劳动力素质也绝不容忽视。“对于有一定工作年限的农民工，可以考虑对他们进行系统培训，提高这些农民工的技能水平。这些劳动者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企业的单位成本就会下降，这些下降的成本正好可以用于增加农民工的工资，让广东的企业对于农民工而言更具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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