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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1年03月01日 06:12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广州日报
胡波
章开沅
张海鹏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成功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时间如白驹过隙，很快已过100年。百年辛亥，值得回望更应纪念。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何在？对中国新世纪的前行有何借鉴？我们能从中汲取怎样的精神食粮？本报记者走访北京、武汉和中山三个城市，采访三位国内知名孙中山研究专家，让他们讲述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章开沅是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张海鹏是中国史学会会长，胡波是孙中山研究的后起之秀，注重现场写作，有独到见解。
文/记者徐静 实习生李天研
图/记者曹景荣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当年为旧历辛亥，故名辛亥革命。中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胡波告诉记者，从历史上看，辛亥革命应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开始算起，到1913年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为止。他说，武昌起义的爆发是偶然事件，但也有其必然性。从表面看，武昌起义与孙中山没有直接的关系。发生起义时，中山先生未在现场，身在美国，是几天后才从报纸上获知起义消息。有人据此认为，中山先生不在起义现场没有直接组织武昌起义，就不能说是领导了辛亥革命。胡波不同意上述说法。他认为，武昌起义能够成功，与此前的漫长准备过程息息相关，这一准备过程都是中山先生领导和参与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确实是中山先生发动和领导的，他是革命的精神领袖。
武昌起义后，先后有17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统治独立，革命党要面对的问题是谁来做领导人？当时在国内的人，黎元洪被推举，黄兴也被推举，但黄兴坚持认为应由中山先生担此重任。
1910年12月25日，孙中山经广州到上海，革命阵营内的争论随之平息。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是众望所归。作为最早成名的革命家，中山先生在海内外有重要影响，还有其理论体系。不可忽视的是，孙中山熟习日语和英语，是革命党对外交流的中介。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生涯，要追溯到1894年兴中会成立。兴中会成立时，包括孙中山在内，到会者有25人，其中16人是来自中山先生的家乡香山，可见家乡人对他革命的支持最大。
兴中会成立不久，中山先生就策划广州起义，但因提前暴露导致起义流产。需要注意的是，香港当时的报纸做了大量的宣传，暗示广州将有革命。清政府探听到这个信息，起义还未发动就已暴露。广州起义虽流产，但影响很大，报纸舆论宣传做了铺垫。自此，中山先生更知道媒体宣传的重要性，此后的革命生涯他也特别重视宣传工作。在广州起义中，陆皓东牺牲，孙中山后来称他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第一人”。
胡波告诉记者，孙中山领导的前8次起义中有6次是在南洋策划。1911年4月27日，是农历辛亥年的三月廿九，下午5点半，黄兴率领革命党先锋队160多人在广州举行起义。起义军与清兵激战一昼夜后失败，伤亡极其惨重。事后革命党人的遗体被陈尸在咨议局前的空地上，惨不忍睹。其时，潘达微先生冒着杀头的危险，收集了死难烈士遗骸72具，丛葬于东郊红花岗（现称“黄花岗”）上。
胡波说，尽管通常说法是七十二烈士，但他自己考证确认有准确姓名的烈士达86位。在这些烈士中，31位是华侨。华侨在中山先生的革命生涯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胡波介绍，中山先生自己曾说，革命成功确实是多多依赖华侨。胡波介绍，在支持革命的华侨中，以南洋华侨最为明显，特别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侨支持最大。孙中山在南洋有很多朋友，有一段时间他的生活费都由华侨支持，有华侨把自己的别墅腾出来送给同盟会做办事机构。最让人感动的是，其实很多华侨并不算富有，他们基于对中山先生的信任，对孙中山人格魅力的敬重，出资资助革命。
广州日报要海外采访，要走访几个地方，要采访什么东西，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广州日报》寻访中山先生的足迹，还原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这是一个老题目，也是一个新问题。国内很多孙中山研究的学者，现场写作不够，都是从文本到文本，因此必须要到现场采访。
胡波，武汉大学史学学士、硕士，中山大学博士，现为中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山市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孙中山研究会常务理事、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山市文化局顾问，中山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心声热线”顾问。
广州武汉上海北京
研究辛亥革命重镇
《广州日报》海外中山寻踪是一次壮举
文/图 本报特派武汉记者 石善伟
在国内史学界，谈及当代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常常会首先提到章开沅。半个世纪前，正是他的一个大胆提议，促成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性辛亥革命史学术讨论会。30年前，他们的一部《辛亥革命史》，将辛亥革命研究重镇从国外搬回了国内。“如今，广州、武汉、上海、北京四地，仍是国内研究辛亥革命的重镇。”这让老先生很欣慰。
在辛亥百年之际，85岁的章开沅在记者面前深情回忆了这份逾半个世纪的辛亥情缘。回首100年前辛亥革命风云激荡，章开沅侃侃而谈，而他投注更多思考和期待的，却是下一个百年。
和溥仪共事不喊真名
辛亥革命至今已届百年，当时身处革命风潮的核心人物早已不在人世。机缘巧合的是，因为是新中国研究辛亥革命的最早一批学者之一，章开沅有幸接触到不少与辛亥革命直接相关的关键人物，包括末代皇帝溥仪、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熊秉坤、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等，为研究辛亥革命拿到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溥仪很风趣，有幽默感，能想得开，而且很有礼貌。”章开沅回忆说，1964年前后，他被借调到北京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碰巧与溥仪分到一个组，当时常在的组员只有他俩，在桌子两边面对面共事了大半年时间。他半开玩笑地说，“溥仪字写得很好，可惜我当时没这个心思，没让他题一幅字，不然留到现在该是文物了！甚至照片都没拍一张，有点遗憾。”
因溥仪身份特殊，两人约定不在公开场合喊他的真名，以此避嫌，“在大街上，如果旁人知道他是末代皇帝，一些老北京人可能会跪下磕头喊万岁，影响非常不好。”章开沅记得，有一次妻子女儿来北京看他，一家人在北京一处小餐馆吃早餐，正巧碰上溥仪，因店里人多，两人只是对视点头，并没打招呼。等到出店走到无人街角，溥仪才追上来，和章的妻女分别握手寒暄。
上世纪60年代，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章开沅受命在北京审阅《孙中山选集》、《宋庆龄选集》和《孙中山年表》，他后来拿书稿请宋庆龄过目，“宋庆龄对几本书内容没意见，只对她与孙中山的结婚日期作了一点解释。”十几年后，时任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还欣然为《辛亥革命史》（三卷本）题写书名。后来，章开沅再次致信宋庆龄，请她为武昌起义纪念馆题字，宋庆龄再次慨然应允。
如今辛亥革命的纪念活动又呈大热之势，我们应该如何纪念？对此，章开沅说，要有平常心。“我一直强调，纪念辛亥革命不能流于形式，不能光是热烈的庆典，投入多少钱，建多少标志性的建筑。不要一阵风、一阵热，过了庆典就不谈了。通过这个庆典，我们应该反思，怎么改进自己的工作？未来100年，这条路应该怎么走？”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此次“百年辛亥——中山先生海外寻踪”大型采访活动，确实是一个壮举。我之所以接受采访，也算是给你们壮行。希望你们能够做好，将来可以写一本书，或编一部片子，真要做出来，都算得上是上乘史料。
章开沅，1926年生，著名历史学家，从事辛亥革命研究五十余年，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是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的创办人和领导人。1985年-1991年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现任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教授。章开沅论著丰厚，有《辛亥革命史》（三卷本）、《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并主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等。
朝看首义门
暮游黄花岗
新闻报道和革命题材影视剧要忠于史实
文/图 本报特派武汉记者 石善伟
还是在两年前，谈到辛亥革命100周年，他就大胆提议，希望由海峡两岸联合纪念共襄盛举。面对近代革命题材影视剧的热播，他放下学者的矜持，撰长文直指“历史剧应尊重基本史实”。为了抢救辛亥革命的民间记忆，他的研究组曾发出约2000封信，遍访革命先烈的后裔……他就是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近代史。百年辛亥来临之际，筹办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之余，张海鹏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从1961年开始，每到辛亥革命逢“十”的周年纪念，在湖北武汉都会举办一场辛亥革命国际学术讨论会（1971年除外），中国史学会是两个牵头单位之一。百年辛亥之际，会议规模将更盛于以往，身为中国史学会会长的张海鹏最近一直督办此事。
对于百年前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个人的感受和记忆注定在不断递减，但一代代后人的辛亥记忆，也在被各种形式的作品不断丰富和塑造。比如近年出现的反映辛亥革命前后近代史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以及反映革命志士保护在香港的孙中山的电影《十月围城》，以及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目前还在拍摄的电视剧、电影《辛亥革命》等，在开拍前就赚足了眼球。
作为历史学者的张海鹏，当年《走向共和》的剧本曾招致他强烈不满，他还曾专门写文，逐条列举史实对照批驳之。“历史上，孙中山从没有和李鸿章见过面，可在电视剧里，李鸿章却在家里接待孙中山，还侃侃而谈革命，不可能的事嘛！这明显就是在捏造事实。此外，孙中山剪辫、伦敦蒙难、美国筹款等情节，也都存在明显的编造，张冠李戴屡屡出现。”
时隔几年，张海鹏对此立场丝毫没变，“戏说剧”姑且不论，他建议那些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制作方，尤其是动辄自称“历史剧”、“史诗”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不是历史教科书，可也应该尊重历史的真实，大方向不能错。文艺作品为了剧情的需要和收视率，可以在某些故事情节上进行创作，在人物的个人生活上有一定虚构，但也要在尊重基本历史事实的前提下。”
国内部分城市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有的借纪念发展旅游。对此，张海鹏认为，通过纪念活动来打造文化品牌，这个毫无问题，都应该做，只要做好整体规划和开发利用。在搞纪念庆典的同时，可以设计特色旅游产品，打造精品旅游路线。比如有了武广高铁之后，广州和武汉就可以联动，游客上午在武昌看完首义门，搭上三四个小时的高铁，再到广州游黄花岗，一天之内就都解决了。此外，南京和武汉，广州和港澳地区，都可以在这方面合作。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百年辛亥——中山先生海外寻踪”大型采访活动，我觉得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我寄予很大期望。采访力量还可以再大一点，要摸准对象，认真挖掘，不能到处撒网，要把握重点。希望你们此次海外之行，能够掌握更多的史料，写出有分量的报道。
张海鹏，1939年生，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台湾史研究中心主任，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1994年-2004年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曾主编《中国近代史1840-1949》、《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等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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