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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1年02月25日 07:55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经济参考报
资料图：2月23日，沈阳市一街道旁摆了几块招工信息板。据辽宁省沈阳市鲁园劳动力市场工作人员介绍，春节后到劳动力市场找工作的农民工比往年减少了一至两成，招工单位持续出现用工紧张。新华社发（李雨泽 摄）
随着元宵节结束，农民工迎来又一波返工潮。
记者在广东、重庆、江西等地采访了不少农民工，他们中有的刚出家门不久，有的仅有一两年外出打工经验；有的打工时间超过十年。他们目睹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参与全球博弈，也见证了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大规模转移带来的酸甜苦辣。他们的心路历程，既标记过去，也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
盼“工作稳定”
面对用工单位对劳动力资源的渴求，不少农民工表现得较为冷静和理性。
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丁庄村农民工张树超告诉记者，农民工不怕工资低、待遇差，怕的是工作不稳定，在各地到处流动。张树超2004年外出打工，7年时间里先后换过12个工作，大部分工作时间都不超过一年。“农民工本来工资就低、加上频繁找工作所需的时间和花费，耗费就更大。”张树超说。
重庆汇能劳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唐朴是永川区最大的劳务经纪人，平均每年经手劳务输出在1.2万人左右。唐朴说“今年各地都在争抢劳动力，农民工就业话语权增加，在同等薪资水平下，那些愿意为农民工提供3年以上稳定工作合同的企业更受农民工青睐。”
就业去向“随大流”
在重庆市永川区大安镇、铜梁县石鱼镇和开县汉丰街道等地，记者先后和20多名农民工进行座谈，发现他们之所以选择东部，原因大体可以归结为：第一，与东部相比，中西部就业机会还是太少，工资水平总体而言还是比较低的；第二，中西部劳务市场仍不发达，就业信息不畅，即便有工作岗位，大家也没有渠道获知；第三，农民工打工主要还靠同乡、亲属关系网络，“惯性”使他们首选沿海。
在渝西地区，有“只要一个大包工头，就能带空半个村”的说法，说的便是农民工就业更依靠亲戚、朋友等传统关系网络，而非劳务市场或招聘会。
江津区慈云镇一水村是个劳务大村，全村3800多人，有近2000人在外务工。村民傅思翔2005年在浙江绍兴开设了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其后5年多时间，先后招收270多名本村村民到绍兴打工。
从2007年开始，一水村2组村民刘士贵就在傅思翔公司当搬运工，每月工资有3000多元。他告诉记者，之所以愿意长期跟着傅思翔干，原因就在于大家都是一个村出来的，大都知根知底，平时有事可以互相帮忙，春节也不怕老板拖欠工资。
老资格农民工不慌
曾几何时，到沿海地区去打工是内地多少农民的心愿。但僧多粥少，大家一开始都遭到了一些白眼。直到后来资本大潮席卷沿海，世界工厂对劳动力的无尽索求，农民工兄弟们终于翻了身。
记者20日在东莞长安镇智通人才市场见到谢军时，他正在认真研究墙上张贴的培训课程。26岁的他来自湖南邵阳，16岁时因为不愿继承家里的耕田，跑出来找工作。谢军还清晰记得如何找到第一份工作。为了挤进惠州一家五金厂，他第一次去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在惠州转悠游玩了一个月。第二次依靠姑姑的推荐，还偷偷塞给保安一包烟，才顺利进入工厂。
“现在要找就轻松很多了。简历投出去，回复率有50%-60%。很多时候，工厂还会打电话催你去面试。”转换过多份工作的谢军说。
从农民工找工难到工厂招工难，来自湖北恩施的李清平同样经历了这个历史性转折。今年32岁的他在12年前找第一份工时，还是靠老乡求情。去年，他辞职后重新找工作，简历投出后，居然收到了五六十份面试约请。今年春节，他在老家待了一个月才重新回来，对着各种招聘启事笑着评点。
来自河南的何芳今年四十岁了，在一群年轻求职者中颇显醒目。她不愿守着田地，到东莞打工已经有14年。“种田哪能赚到什么钱哦，也就是每年七八月收割后卖一两千元。打工起码每个月还能有工资赚。”何芳说。
但刚开始也不容易。不少工作限定只招男性，对女性则有不少限制。何芳辗转才找到虎门一份织布的工作。“但你看看现在。”何芳指着墙上的招聘启事，“除了保安，大部分工作都要女的。现在的女孩子可比我们那时候幸运多了。”
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也反映在农民工们对工资的态度上。记者采访的这三名农民工，每人在这十多年间都换过至少五六份工作，最短的一份工作不过做了一个月，对待遇和环境的不满意是频繁换工的主要原因。与初入工厂时相比，农民工们希望能有更体现尊严的报酬。
李清平属于技工，每月能有3000元，但他一与其他工人比，心里有些不平衡。“听说虎门南坊工业区有个电子厂，普工都能做到4000元-5000元。”
类似李清平这样的老资格农民工，不再将劳动所得与做农活时相比，而是与其他产业工人相比，这对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无疑提出考验。
不甘再做低端劳动力
从本世纪初起，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呼唤未曾停止。是继续在低端劳动力市场徘徊，领取微薄的薪水，还是奋勇向上游？农民工群体在思索、犹豫。其中一部分通过培训、自学，重新规划职业道路。
谢军在辞去惠州五金厂的工作后，又辗转来到东莞一家首饰加工厂，随后又前往广西从事农田建设的管理。尽管工资从惠州时的每月400元上涨到1500元，但谢军已经本能感到危机，“这个时代，不提高就会被淘汰的。”在广西期间，他在工作之余进修机电维修，在一位老师傅指点下，从完全摸不着头脑到掌握窍门，只花了十天时间。后来谢军考取了电工资格证书。
为了提高电工技能，谢军在中山一间照明厂找到工作。“其实工资只有1200元，比在广西时候还低，但我把它当做一个实习的机会，因为我喜欢机电。”目前，谢军在东莞联冠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做电工，工资每月2000元。
在智通人才市场，谢军着重看的是编程控制器(PLC)工程师培训的项目，准备报一个初级班，从一名电工升级为货真价实的电气工程师。他告诉记者，在业余时间最喜欢做的事情，也是逛逛书店，给自己充电。
相对而言，李清平早早选好了方向。他从1999年开始在几家深圳的台资电子厂辗转，从作业员做到科长，工资也从最初的每月700元上涨到3000元。随着近几年深圳电子厂转移到惠州和东莞，他也随之到东莞找工“我在电子行业已经做了12年，市场上有我这样经验的工人不多。”言谈间，李清平颇显自信。
但以李清平这样熟练的技工，去年也已从组长升至科长，却辞去了科长一职，本次找工作，更直言只想做个“技术员”。为何？“做我们这一行，压力太大，有一位同事36岁，看起来却像60岁的老头，现在只想喘口气，找个轻松点的工作。”李清平说。
何芳则属于另一类农民工。谈及通过培训提高技术能力，她一脸难色：“就我们这一把年纪了，想学也学不来啊。”何芳在虎门已经换过几份织布工作，工资徘徊在1000元-2000元之间。
记者发现，十年之间，农民工这个群体对职业前景的规划已颇见分歧。他们在此方面的整体面貌，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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