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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1年02月09日 17:24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北京日报
核心提示：单就形式而言，彩票在中国似乎可谓古已有之。早在元代，一些寺院就曾使用“拈阄射利”的抽奖票，出售一些物品。清朝乾嘉时期，广东一带民间从放鸽会中演生出一种“白鸽票”，由众人先行醵资，抓阄猜射。
单就形式而言，彩票在中国似乎可谓古已有之。早在元代，一些寺院就曾使用“拈阄射利”的抽奖票，出售一些物品。清朝乾嘉时期，广东一带民间从放鸽会中演生出一种“白鸽票”，由众人先行醵资，抓阄猜射。道光以后，同样在广东流行过一种“闱姓”博弈，即当科举考试之际，亦由众人自行集资，押猜当年中举士子，中者可获大利。虽然这些手法已约略具有现代彩票的影子，但是其距现代彩票的商业性经营还有很大距离。
我国彩票发展史上影响较大的“吕宋票”
大约在19世纪50、60年代，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开始行销一种彩票，时人通常称之为“吕宋票”，因其原发地乃是当时名为“吕宋”的菲律宾。这种彩票的发行方，其实是菲律宾的宗主国西班牙。这是一种已处在近代商业资本经营模式之下的大型彩票，实力雄厚，运作手法完善，故在中国独领风骚近40年。仅在上海一地，吕宋票正常年份的营销额大概就在50万银元左右。
吕宋票在中国获得丰厚利润的状况，使国人中出现了仿办活动。但在通常情况下，这类活动既不能公开，也不能成功。其原因在于，自清代前期以来，官方对于赌博有厉行禁止之律例。包括“白鸽票”和“闱姓”在内的抽奖形式，始终就被当作赌博行为而屡遭查禁。例如，光绪六年(1880)，上海县官府还出示禁止仿办吕宋票，并处理了两批托寄洋商名下私制彩票之人。
事实上，就在上海县官府查禁彩票行动之前一年，恰恰也是在上海，却有一次公开仿效吕宋票的售彩活动顺利进行，并且没有受到官方的任何干预。更重要的是，正是以这次活动为起点，拉开了彩票在中国发展成一项正式行业的序幕。这就不能不提到当时颇具声势的民间慈善公益事业晚清义赈。
清代“白鸽票”已约略具有现代彩票的影子
晚清义赈这一新事物的出现，为彩票的公开经营提供了契机
晚清义赈是中国近代赈灾活动中发展出来的一个新鲜现象。以1876至1879年爆发于华北地区的大规模旱灾即“丁戊奇荒”为契机，民间社会自发兴起了一种“民捐民办”的义赈形式，即由民间自行组织的赈灾活动。与当时弊端丛生的官方赈灾机制相比，它具有较大的优越性，因此很快就赢得了广泛的社会信任，迅速成长为一项具有巨大社会影响的慈善公益事业。
在募捐活动中，除了大量捐款外，义赈组织还收到了许多从价值不菲到略可变价的物品。由于灾情火急，加上助赈物品愈积愈多，如何将之尽快转为赈款就成了一个迫切待解的问题。而率先设法解决这一问题并找到一条便利途径的，则是上海的义赈人士。作为当时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亦是吕宋票最集中的销售地，故而当地义赈人士想到仿效吕宋票来处理助赈物品。光绪五年八月初八日(1879年9月23日)，上海义赈组织仿照吕宋票之法，制作彩票二千张，向社会公开销售。此次赈彩销售颇为顺利，一月之间，二千号彩票便基本售出，并如期举行了开彩活动。而在上海的启发下，扬州的义赈人士如法炮制，在同年十一月也成功处理了一批助赈物品。
受光绪五年售彩活动的鼓舞，到光绪八年(1882)，义赈人士甚至开始尝试将售彩助赈发展为一种募捐手法。是年，有义赈人士趁当年举行乡试之时，设立了“元魁夺彩会”，稍后的类似手法还有所谓“元魁得意会”和 “元魁夺标会”，其做法都是以押彩中举士子来售彩筹赈。尽管这些手法试图结合“闱姓”票和吕宋票来另创一种新的博彩方法，但制度设计十分呆板，结果十分失败。而这些手法的失败，更令义赈人士认识了吕宋票形式的优越性。光绪九年(1883)后，义赈人士处理助赈物品时，模仿吕宋票成为一种常用手法。
光绪中期，商人打着“筹赈”名义，绕过官方禁令，开办了明显属于经营范围的彩票
在义赈人士成功运用赈彩手法之后，彩票终于在中国得到了打开缺口的机会。光绪中期，一批商人借鉴义赈的先例，并打着“筹赈”的名义，从而绕过官方的禁令，开办了明显属于经营范围的彩票。虽然这批彩票的彩项都是实物而非现金，但是这些实物的商品价值相当不菲。况且，这批彩票不仅在发行量上大大超过了义赈发行赈彩的规模，而且都是以定期发售、长期发行的形象问世，这就与义赈临时举办赈彩的情形拉开了距离。
有趣的是，这批彩票的创办者皆为在上海的书局，其所设彩物也都是书籍，故而它们又被称为“书彩筹赈票”。首家书彩筹赈票由翰宝阁书坊于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发行，计划售票一万张，头彩可得《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不过，这家彩票很可能是投机行为，所以仅开彩一次便再无下文。同年底，森宝书局发行了规模更大的书彩筹赈票，其第二次彩票发行量竟达四万张。
尽管绝大多数书彩筹赈票结局不佳，但正是随着它们一度蔚然成风，国人自办彩票的问题开始引起社会上的注意，甚至出现了有利于彩票业的社会舆论。当然，这种状况仍然离不开以义赈为依托。从光绪十四年(1888)十月到十五年(1889)初，《申报》刊发了数篇建议仿照吕宋票专设长期发行的彩票以助赈，并由义赈人士办理的文章。显然，此类舆论无异于对国人自办彩票的合法辩护。与此同时，以“筹赈”为旗号的彩票不但继续发行，还从彩物阶段过渡到了彩金阶段。森宝书彩票从光绪十五年(1889)起，将彩头换成了彩金，成为国内首家与西方彩票完全接轨的彩票。而在森宝票成功转型后，其他一些公开经营的筹赈彩票亦畅行无阻。
虽然森宝等彩票后来无疾而终，但它们终究意味着中国近代彩票破冰之旅的完成。正是前面的铺垫，光绪二十五年(1899)初，华商广济公司在上海发行“江南义赈彩票”，从官府得到6年专营权，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意外反响。并且，该彩票甚至一直到清亡时还在以“江南赈捐票”的名义发行，成为中国近代首家实现长期经营的彩票。而在江南票的鼓舞下，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又涌现出了三家打着义赈旗号且都声称得到官方批准的彩票。不幸的是，中国近代彩票泛滥的序幕亦就此拉开，此后更多的彩票连义赈旗号都不再需要了。而这种泛滥态势，也不是义赈所能负责的了。(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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