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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民富优先”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发布时间:2011年01月01日 03:53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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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组织了《发展方式转变背景下的“十二五”改革选择———2010年中国改革问卷调查》,其目的是客观评估“十一五”改革进程,预测和判断“十二五”改革形势。据了解,尽管受调查人群数目不大,但人群结构值得关注,其中,中央及地方党政机关专家占26.83%,高校及研究机构专家占64.63%,其他方面专家(包括企业和媒体)专家占8.54%。

  这份受众相对高端的调查报告,带给我们哪些信息和启示?

  大部制改革有进展,但在落实行政范围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协调、相互制约方面,没有实质性突破,距离目标还很远。 

  大家之所以对群体性事件保持高度关切,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经济风险方面我们还有一定的处理能力,而在社会风险的处理上还缺少成熟的经验。 

  各级政府都在提“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其实这是全社会的事情,是企业的事情,政府要聚精会神改善民生,搞公共服务。

  1

  收入分配改革:最滞后,也最可能突破

  您认为,与预期相比,“十一五”改革相对滞后的是(请选三项):

  选项 频数 比重

  A、收入分配改革 205 85.42%

  B、行政体制改革 150 62.50%

  C、社会体制改革 102 42.50%

  您认为,“十二五”改革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是(请选三项):

  选项 频数 比重

  A、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156 65.00%

  B、资源性产品等要素市场改革 119 49.58%

  C、财税体制改革 107 44.58%

  【权威解读】

  新京报:这两组数据放在一起很耐人寻味,与预期相比,认为“十一五”改革相对滞后的领域分别是收入分配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而认为“十二五”改革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领域分别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资源性产品等要素市场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两次排名都是第一,您怎么看?

  迟福林:一方面,这说明大家反映“十一五”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并且普遍认为“十一五”时期收入分配改革没有取得实质进展,这是一个基本的评价,这也应该成为“十二五”一开头就必须要解决的事情,也很可能成为“十二五”改革开局之年的重头戏。年初,这项改革方案会推出来。

  新京报:行政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仅次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为什么?

  迟福林:“十一五”期间,大家对行政体制改革寄予很大期望。“十一五”推出了以大部制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这个改革有进展,但是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比如说有些部门合并了,但是合并以后的大部制本来是要按照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要建立行政体制范围内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也就是我们要进行行政范围内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分”改革。

  可是,实际上只搞了大部制,在落实行政范围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协调、相互制约方面,没有实质性突破,甚至还没有真正破题,距离中央提出的目标还相差很远。

  新京报:62.50%的专家认为“行政体制改革”滞后,可是只有15.42%的专家认为“行政体制改革”最有可能取得突破,问题在哪?

  迟福林:这涉及到一个利益调整,现在的情况是GDP优先的发展理念根深蒂固,这种根深蒂固的发展理念又与地方、部门的利益直接结合在一起。如果禁止地方政府搞土地批租,他会说我地方财政怎么保障。

  所以,如果行政体制改革没有一个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没有干部选拔机制和财税体制改革作为两个基本前提,行政体制改革很难突破。

  2

  半数认为收入改革“基本没进展”

  您对“十一五”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展的判断是:

  选项 频数 比重

  A.有重大突破 1 0.42%

  B.有所进展 50 21.1%

  C.基本没有进展 134 56.54%

  D.有所倒退 50 21.1%

  E.不好判断 2 0.84%

  【权威解读】

  新京报:我们围绕最为关注的“收入分配改革”谈谈吧,调查问卷中,56.54%的人对“十一五”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展的判断是“基本没有进展”,甚至还有21.1%的人认为“有所倒退”,您怎么看待这个判断?

  迟福林:一方面,大家认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可能会在期盼中出台,另一方面大家又认为在现在以财税体制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没有突破的前提下,收入分配方案即使会出台,可能步子也不会太大。

  比如这组数据,高达62.76%的专家认为“十一五”时期的行政体制改革在“很多方面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还有20.50%的人认为“预期目标基本落空”。而行政体制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是紧密联系的。

  新京报:这么高的比例关注“收入分配改革”,并且表示担忧的人也占这么高的比例,您怎么理解?

  迟福林:这个数字反映了专家们的一种期望值,期望它能尽快出台,但同时期望相应的结构性改革能够跟上来,只有财税体制、行政体制这些相应社会政策同时出台,才能实现收入分配有一个较大的突破。

  所以,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基本上没有大的进展,并不是大家不希望进展,而是说大家盼望收入分配改革不要仅仅是一般性的,这个改革不要流于形式,如果这项改革在“十二五”开局之年没有很大突破的话,那么很多事情,尤其是经济转型就很困难。

  新京报:如何影响到经济转型?

  迟福林:因为老百姓的收入是跟消费水平和消费预期直接联系的,而消费水平和消费预期又跟能不能初步形成或者促进形成消费主导的经济发展倾向直接联系,如果这样一个趋势没有形成的话,那么经济转型就不可能真正破题。

  经济转型的核心任务是投资出口拉动、消费拉动,尤其消费拉动。消费靠什么,靠中低收入群体,而中低收入群体第一要解决收入水平,第二要解决消费预期,就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加快,第三要解决好消费环境,如果社会总是通胀,实现这些就很难。

  新京报:看到这个数据,很容易让人理解为信心不足。

  迟福林:这不是说大家没有信心,相反从一个侧面看,大家认为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要推动以财税体制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这样收入分配改革才会有大的进展,否则收入分配改革很难有实质性的突破。

  3

  “群体性事件”成最不可预见风险

  您认为,“十二五”我国面临的不可预见风险主要有(请选三项):

  选项 频数 比重

  A、群体性事件突发 172 72.27%

  B、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动荡 170 71.43%

  C、能源危机 117 49.16%

  【权威解读】

  新京报:在“十二五”期间我国面临的不可预见风险中,72.27%的人认为是“群体性事件突发”,71.43%的人认为是“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动荡”。这个判断准确吗?

  迟福林:大家谈不可预见的风险,不可预见是什么?从国内来讲,一些专家最担心的就是由于贫富差距问题、由于利益的诉求表达机制问题,导致一些矛盾在一定条件下,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形成或大或小的地区或局部的群体性事件,这样一种判断反映出专家高度的警惕性和高度的关切度。

  新京报:“群体性事件突发”的风险系数会有这么高吗?

  迟福林:经济风险确实存在,比如通胀的压力,尤其是外部环境的变化,还是压力比较大的,但是大家更关切社会风险对于经济发展造成的这种影响。我们应该避免的是社会风险。我理解,专家的基本判断是社会风险大于经济风险。

  新京报:避免这个风险,也应该是和收入分配改革挂钩的,对吧?

  迟福林:专家们这样一个高度判断,希望能通过收入分配改革,通过社会组织的发育,通过劳动报酬协商体制的建立,最大限度避免各类群体事件的发生,而群体事件的发生,不管是局部的还是区域性的,都有可能引起连锁性的反应。

  其实,从调查看,大家认为最不可预见的风险,一个来自国内,一个来自国际,就是整个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所产生的外部压力。

  新京报:从目前看,应对“群体性事件突发”这个最不可预见的风险方面,我们准备得怎么样?

  迟福林:我认为,大家之所以对群体性事件的问题保持高度的关切度和高度的警惕性,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经济风险方面,我们还有一定的处理能力,而在社会风险的处理上,包括在理念、机制、对策上,还都缺少比较成熟的经验。现在地方政府一方面是担心,另一方面确实没有积极的、主动的来化解,一定程度上缺少理念、缺少机制、缺少对策。

  4

  警惕“中等收入陷阱”

  有专家提出,我国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有可能集中爆发,将导致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即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您认为“十二五”这一风险有多大?(认为风险完全不存在为0分,完全确定会出现为5分)

  选项 频数 比重

  A、0分 8 3.35%

  B、1分 28 11.72%

  C、2分 56 23.43%

  D、3分 90 37.66%

  E、4分 48 15.90%

  F、5分 19 7.95%

  【权威解读】

  新京报:我注意到您最近的言论中,多次谈到“中等收入陷阱”。有专家提出,我国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有可能集中爆发,将导致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即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并且,在此次调查问卷中,还专门设置了这个问题。(认为风险完全不存在为0分,完全确定会出现为5分),选择3分以上的调查对象达到61.51%。这个数据是不是说明了现在的情况是接近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

  迟福林:这样的一些数据,反映了大家对发展前景的担忧,一方面因为提出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的改革转型路线,大家认为路线选择是对的。另一方面,今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开始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可是,对有可能引起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做多方面分析后,我们发现能够形成跌入中等陷阱的风险诱因是存在的,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是存在的,并且某些方面的风险还有增大的趋势,因为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在人均GDP达到4000—10000美元的时候,因发展方式选择不当,导致经济增长长期的低迷或者停滞。

  新京报:都有哪些风险诱因?

  迟福林:第一,贫富差距,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不是在缩小,还是有逐步增大的趋势;第二,居民消费力,尽管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居民消费力并不乐观,目前居民消费力是处于低水平,35%左右,历史上我们都达到50%以上。第三,公共产品,尽管这些年加大了投入,但是总体上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这个矛盾还是存在的。第四,国民收入分配失衡,资源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中过度的向政府倾斜,甚至某些方面是严重失衡。第五,社会风险和社会矛盾有不断增大的趋势。

  因为中国有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共同的特点又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总的来说,这五个问题解决得不好,或者这五个直面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没有解决好,应该说都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应当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

  新京报:有学者称,“十二五”转型和发展,中国首当其冲的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迟福林:关键是看我们下一步的选择,究竟是继续坚持GDP总量为改革导向,还是以“民富优先”作为改革的导向。

  如果继续坚持GDP总量为导向,可能发展方式这个“球”到一定时候就破了,破了以后会发现,速度会从高速突然降下来,甚至会降得很低。

  如果以“民富优先”为改革导向,把国家的发展变成老百姓的收入,老百姓收入提高了,消费率也就提高了。而消费率提高了以后,社会的矛盾,社会风险因素就会明显降低,就有可能通过民富优先的转型和改革导向,成功避免这样的“中等收入陷阱”。

  我的想法,“民富优先”的转型和改革导向,可能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一个最重要的战略性选择。

  新京报:目前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迟福林:我认为现在要有基本共识,因为改革到一定程度很难有共识。比如说政府转型,什么是政府转型?第一,以公共服务为中心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家都说政府工作就是搞好经济建设,这个观念必须转变。

  各级政府都在提“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其实这是全社会的事情,是企业的事情。如果说要使得全社会能够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话,那么政府就要聚精会神的改善民生,一心一意的搞好公共服务,政府要以公共服务为中心,加快政府转型。

  5

  当务之急是弥补贫富差距

  您对“十二五”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变化趋势的判断是:

  选项 频数 比重

  A、继续扩大 117 49.16%

  B、维持现状 24 10.08%

  C、有所缓解 83 34.87%

  【权威解读】

  新京报:我注意到有几个调查,本身是围绕这些诱因展开的。比如,49.16%的人对“十二五”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变化趋势的判断是“继续扩大”。对“十二五”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措施中,65.83%的人认为是规范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对国有企业进行“收租分红”,60.83%的人认为是切实提高农民收入,42.08%的人认为是建立工资定期增长制度。您怎么理解?

  迟福林:我认为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城乡差距在我国贫富差距中的比重至少占到60%的比例。解决城乡差距是解决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方面。怎么解决,可以围绕一些具体问题探讨。

  第一,“十二五”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能不能成为历史,如果“十二五”让有条件的农民工比如80后的在城里工作成为历史,那么这个就有可能实现。

  第二,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二五”有没有可能?如果这个有可能,也可以做到。

  大家的担忧也是一种期盼,期盼在城乡收入差距当中有一些实质性动作,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看到。

  新京报:“让农民工成为历史”的观点记得您专门提过。

  迟福林:这样做,也是从一种角度反映大家对解决城乡收入分配差距重大政策的一种迫切期盼。

  去年8月份提出了“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当时引起社会热议,很多人说十年十五年也做不到。我说如果十年十五年做不到,那么反过头来看,必然要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大量贫民窟的出现。如果这样的话,80后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在城里有相对稳定的工作,为什么不能市民化呢?我们讲公平发展、科学发展,为什么连农民工这样一个歧视问题都解决不了?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这样做财政压力会很大。

  迟福林:财政压力是一个问题,但更要看到在收入分配改革当中,这是一个最突出的矛盾焦点,农民工市民化是城乡差距的焦点,也是贫富差距的焦点。

  新京报:调查中有87.50%的人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征地制度与土地流转制度)作为“十二五”农村改革最紧迫的任务,有77.50%的人选择的是农村公共服务体制改革。

  迟福林:这个调查,我想前两项数据最重要,就是农村改革最迫切的是什么,首先是土地,因为土地问题涉及到农民对于土地的关系,究竟是一个物权关系还是一个债权关系。

  农民对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实际上它是一种物权关系,应该受到物权法保护,在这个前提下土地的流转才是有序的,在这个前提下土地流转当中农民才是最大的受惠者,农民才成为土地流转的主体。

  土地最大的问题,现在放置在目前这样一个发展方式当中,第一容易导致政府对农村土地的掠夺,第二容易导致资本对农村土地的掠夺。我是不主张大资本下乡。大资本下乡要搞服务、搞流通、搞加工这可以,决不能搞资本下乡占土地。

  第二个,为什么农村公共服务问题大家期盼,我们过去研究城乡收入差距是3.3倍,实际差距5到6倍,主要因素是什么,就是公共服务制度安排不合理。

  第三,现在农民工进城,户籍是个表面问题,背后是公共服务福利制度安排问题,如果有了均等的公共福利制度安排就好解决。

  6

  高层次协调机制“非常必要”

  您认为,“十二五”建立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制:

  选项 频数 比重

  A、非常必要 167 69.87%

  【权威解读】

  新京报:有一个问题,谈到“十二五”要建立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制,就是专门针对“改革共识”的吧?

  迟福林:加强“顶层”设计,已经写入了中央的“十二五”规划建议,这是好事。

  新京报:这个结果比较集中,69.87%的人认为“非常必要”,18.41%的人认为“有一定的必要性”,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和预期的结果一致吗?为什么这样设计问题?

  迟福林:基本符合预期。这样设计,是因为改革涉及三大方面问题。

  第一,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加大,加强改革决策层次的设计很重要。因为像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收入分配,这里面涉及的问题特别复杂,改革已经不是过去的摸着石头过河,某些重要的改革也已经不是局部试点。真正取决于决心勇气,取决于决策层。

  第二,改革已经成为全面利益关系调整,需要中央统筹协调去推,你不统筹协调去推,仅仅靠下面去试点,那有些好的改革可能走形变样,并且也很难在实践层面去推动。

  第三,现在改革应该说缺少广泛的共识。目前,改革广泛共识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存在了,所谓不存在体现在哪里?就是改革已经是利益的调整问题,而要改革的东西比较多,这个情况下,全社会某一项改革意见要像过去一样充满共识就很难了。这个背景下,我的看法是改革得有基本的共识,比如说改革导向这些基本共识很重要。

  新京报:改革的方向应该明确。

  迟福林:对,需要让决策反映民间的呼声,形成基本的力量,集聚基本的共识。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提出构建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制。

  嘉宾 迟福林(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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